国学研究-屈原否定论辩论评议-兼论屈原否定论.docx

国学研究-“屈原否定论”辩论评议兼论“屈原否定论” 　　上个世纪是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最为激烈动荡的时期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一百年”会如此频繁地经历文学思想的革故鼎新在暴风骤雨般的思想争鸣中，各类文学现象都得以大放异彩；与此同时，文学研究方法与文学评论的也逐步多元化，纷繁的文学流派与文学团体也应运而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然而，多个声部的音调往往容易引发嘈杂，即使是以往毋容置喙的历史人物也成为争议的话题屈原就是其中之一一、“屈原否定论”概念的提出　　《文心雕龙辨骚》云：“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屈原”一名，可溯至《离骚》“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叔师注曰：“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高平则曰原”考竞源流，最早实录“屈原”一名者为西汉贾谊，其于公元前176年“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作《吊屈原赋》至于详备“屈原”履历遭际者，莫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尔后，或注楚辞、或为屈原立传均唯其马首是瞻凡有论屈原者，多云其初为“楚怀王左徒”，为佞臣害，作《离骚》诸篇，后“自投汨罗”不止书面文献，众所周知，中国端午节与屈原传说息息相关；湖北省秭归亦保留屈原之姊的“秭归庙”。

第三类证据”足以表明“屈原”不仅确有其人，还确存其事不仅如此，“屈原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甲集《神话与诗》）；“中国有人民存在一天，人民诗人的屈原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势力抹杀”（郭沫若《今昔蒲剑》《总序》1953年，屈原又被世界和平理事会评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近代以来，颇有政治影响力的文人与官方对屈原的推崇也使屈原与其光辉的爱国主义诗人形象深入人心　　然则，传世文献向来讹误颇多；复以“屈原”二字不见于先秦诸书，“屈原事迹先秦典籍无载”；又“《楚辞》是在战国时代的出国灭亡后约经三十年的时间…在中国为人所知的”，“屈原”一名产生晚于楚辞繁盛故怀疑屈原作品、事迹的事例早已有之然而，真正标新立异的则是上世纪初廖季平先生提出的是否确有屈原其人的观点后，胡适先生与其弟子何天行又否认屈原为《楚辞》诸篇作家建国初，近人朱东润先生沿袭胡适说法，于1951年3月至5月，作《楚歌及楚辞—楚辞探故之一》等四篇论文探讨屈原问题不止国内，日本国亦不乏对于屈原的争论自上世纪冈村繁首次提出“楚辞与屈原——关于主人公与作者的区别”即屈原非楚辞作者论后；铃木修次、白川静、三泽铃尔等人也加入到屈原怀疑论的队伍之中。

但是，这些观点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派；彼此之间的观点、立论依据也互有分歧；更没有人声称自己的论说为“屈原否定论”直到1977年，“屈原否定论”的雏形才被日本学者提出来　　1977年12月，早稻田大学编印的《中国文学研究》第三期刊载了稻田耕一郎《屈原否定论之系谱》一文在该篇论文中，稻田耕详实论述并评解了廖季平、胡适之、何天行、朱东润四人有关屈原的观点看法并首次使用“否定论”来概括这几位学者的观点学说他这样说道：“屈原的实际存在成为争论的问题已经很久廖季平的‘否定论’，经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介绍于世是民国十二年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他言说的“屈原否定说”是“否定屈原本身的存在”在他看来，胡适甚至不能算的上“否定论”者因为“胡适是并不否定其（屈原）存在的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胡适难以被称为屈原‘否定论’者同时极其推崇胡适弟子何天行的“否定论”他这样说道“在‘否定论’的诸论文中，最周密、最系统的要算何天行的《楚辞新考》何天行的看法很周密，并且涉及面广而对于朱说，他颇有微词地评价道：“作为‘否定论’，是大大后退了，而且自始至终态度暖昧及至文尾，他又这样作结：“‘否定论’是从疑古派的这种思想和方法中引导出来的”，“屈原‘否定论’并不单是对屈原或《楚辞》的批判,而实际上是跟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整个学术动向有着深刻联系的”，从而追溯了‘否定论’了萌芽。

　　在稻田耕先生的眼中，屈原否定论是晚期“疑古”风潮息息相关的几位中国学者的观点论说，同时还认为“（‘否定论’）见解又太极端，可以说走到了楚辞学的边缘地带了”其观点诚挚中肯、实事求是未料，在1983年《重庆师范学院》翻译并重刊了该文与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后，稻田先生的观点却引起了学界内的广泛争议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屈原否定论’在沉寂多年以后,又在海外沉滓浮起”对此，业内口径一致，展开对日本学者们的发难1983年8月，辽宁师范学院于大连举办了“屈原学术研讨大会”，“会上大部分人都慷慨激昂地批驳日本人”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群儒口诛笔伐，竭力否认稻田耕与三泽先生的观点看法，并将稻田耕先生提出的“否定论”的谱系扩大至日本学界至此，“屈原否定论”才被正式的提上了议事日程　　会后，学界内蔚然兴起批驳“屈原否定论”的风尚，一部分学者身先士卒，发愤著书以声讨“屈原否定论”，如《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刊登的陈守元《论屈原〈楚辞〉的美学特性兼评屈原否定论》，王开富《〈史记屈原列传〉非伪作辨》，黄鸽《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一变化》；《四川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刊登的屈守元《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卢文晖《〈史记屈原列传〉岂容否定——驳胡适的“五大可疑”论》，周东晖《屈原辞赋悬日月—屈原作〈离骚〉的否定之否定》。

许是不约而同，许是志同道合，在这些论文中，学人都默契的使用了“屈原否定论”一词由此，一个新兴的屈学名词便应运而生了　　除了广开言路，“一部分楚辞学者考虑到当时日本学者中出现的新‘屈原否定论’”，于第二年端午在成都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举办了“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由汤炳正先生主持召开，针对《屈原否定论之谱系》展开题以“清算新旧‘屈原否定论’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会上，众家踊跃发言，“全面系统地清算了60年来中外的‘屈原否定论’；并将“屈原否定论”划分为以胡适为代表的“旧学说”，与6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内的“新学说”毋庸置疑，所谓的“屈原否定论”在此时便呱呱坠地了除此以外，该次会议确立的“新旧”两类学说亦充实了“屈原否定论”的骨血：在盘点了“屈原否定论”代表人物的同时，还描摹了这一理论的发展阶段1984年6月19日，《光明日报》专门刊载《成都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批驳“屈原否定说”》，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这次会议的要旨精神此后，业内人士达成了对“屈原否定论”广泛共识以后举凡著书立说，凡言及屈原怀疑论之学说，均被纳入“屈原否定论”；凡持屈原怀疑论者，则被冠名为“屈原否定论者”（见《2001年楚辞研究综述》杨德春）。

　　由是可见，与很多文学团体或文学流派旗帜鲜明的口号不同的是，“屈原否定论”这一概念并不是始作俑者们的明文法典，却是伴随着反“屈原否定论”产生的名既正，则事有其道在这之后的几年内，业界内著述林立，如温洪隆《重评“屈原—箭垛人物”论》，杨炳校《论〈离骚〉与〈约伯〉记的主题及其他—与三泽玲尔先生商榷》，黄中模《评〈楚辞〉为“巫祝者的文学论”论——日本白川静教授的“屈原否定论”的实质》，汤漳平《评〈楚辞〉研究中的‘巫化’倾向》，曲宗瑜《是“巫歌”，还是屈原之歌》，何明新《“屈原不是〈楚辞〉作家”论质疑——评冈村繁〈楚辞与屈原〉》，王开富《屈原不是诗人吗？——同冈村繁教授商榷》，易小松《论〈离骚〉、〈哀郢〉表现手法的一致性——就两者“虚构”与“非虚构”问题与冈村繁先生商榷》，萧兵《屈原的出现是一种“聚合效应”——兼论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毛庆《论屈原否定论的方法错误》，陆永品《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郭维森《从屈原的创作个性论屈原之不容否定》，徐志啸《论〈天文〉〈橘颂〉的题旨与来源——与三泽铃木先生商榷》等等1989年12月《楚辞研究与争鸣》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收录了1984年会议后中日双方商榷研讨屈原问题的论文共计20篇，明确了屈原在《史记》中不可动摇的形象。

及至此时，这场争论方意兴阑珊地袅袅收音二、“屈原否定论”辩论之得失　　始发于1983年的这场“参与者颇多…历时七年之久，甚至出了三车著作”辩论是首次跨民族、跨文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次文化讨论实际上，对于屈原是否确有其人、又是否是《楚辞》作家的辩论关乎泱泱五千年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承问题《孟子公孙丑》言曰：“夫志，气之帅也三军不可以夺师，匹夫不可以夺志无疑，一向主张以温柔敦厚的诗教喻世，力主“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中国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文化损失复因80年代以后，祖国的科教文卫事业逐步走向正轨，各界知识分子都兴奋狂热的活动在各类文化问题的最前沿上文学批评领域内的“寻根”思潮方兴未艾，却喷涌出炽热的民族情怀故怎能数典忘祖，将代表楚文化的佼佼者——屈原抛诸脑后？因而，这场争论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更何况“这些问题在八十年代以前是没有广泛讨论过的，特别是与外国学者进行讨论，更属首次　　这场争论的结果也赢得了中国楚辞学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一致肯定《成都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批驳“屈原否定说”》一文说道：“这次讨论”“贯彻了发扬祖国文化、匡正世界曲说的宗旨，受到国内广大屈原问题研究者的好评《成渝学者屈原学术研究成绩瞩目》（原载于《成都晚报》1987年10月26日）评述道：“这场论争推动了我国屈原研究，也增进了中日两国学者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三年来，已有《光明日报》、《高教研究》、《求索》、《重庆与世界》等30多家报刊相继载文报道这场论争，日本学术界也对这场争论很感兴趣”。

《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刊载《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综述》一文说道：“它理清了胡适以来‘屈原否定论’从理论到事实上以及论争方法上的谬误”，“澄清了一些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楚辞研究四十年》一文于1991年总结道：“由于这场争论的对象除了我国旧的‘屈原否定论’外，还有日本学者中的新的‘屈原否定论’因而就使得这一场论争具有国际学术讨论的性质规模较大，影响也是比较长远的”虽然也有人对这场争论的必要性表示不同程度的保留”，“这场争论的意义还是不可低估的”　　诚如会议结束后，诸篇报道文章所言，这场议论气象恢弘、意义深远这场辩论繁荣了中外学术交流；同时吹响了“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学研究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的先锋号角1984年后，国外楚辞研究领域佳音频报，如稻田耕一郎《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宋玉集〉侠存钧沉》、三泽铃尔《〈楚辞〉生成过程展望——答陈守元、郭维森、黄中模、李世刚、卢文晖、吕培成、曲宗瑜、张国光诸位先生》，冈村繁《关于楚辞骚体文学的分离现象》，竹治贞夫《围绕楚辞释文的问题》、《包山楚简与汤炳正氏的离骚新解》、《我的楚辞研究和见解》，徐超庸（美）《屈原的想象》，施奈德（美）《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等。

与此同时，中方也注意到海外文献与域外汉学的价值所在，或整理域外传本、或翻译汉学著作，或研习海外汉学，成果硕然，如马茂元《楚辞资料海外编》，黄中模《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屈守元《记日本古抄本〈文选〉卷第十六所载——屈原作品五篇》，蔡靖泉、陈顺智、徐少舟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徐志啸《日本楚辞研究论纲》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这场辩论后产生的大量著作来看，这次思想的争鸣促进了新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引进与实践陈寅恪曾言：“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言不虚，秉承兼收并蓄、三人有师的学术精神，近代学人在晚清与五四运动时期积极效习西方诸类学说一时，人才辈出无独有偶，在这场对日本学者楚辞研究方法的批评中，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学术史研究、域外藏本研究等“新批评”理论进入了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在这些外来文学研究方法指导下，楚辞研究领域内的一批带有新鲜基因的作品一时遍地开花，如河南考古学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李则纲《始祖的诞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