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天问》的含义分析及其作者考证.docx

《楚辞天问》的含义分析及其作者考证 摘要：过去两千年来主流学术界普遍认为《楚辞》收录的《天问》是屈原所作，清代学者刘献庭称其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楚辞文献丛刊离骚经讲录》）[1]，近代郭沫若认为是“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屈原研究》）[2]本文通過对作品主体含义和屈原的时代背景及思想观点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表达风格，探讨潜在证据说明《天问》作者除了屈原，更大可能是著名科学家、也是对某些传统社会意识提出系统质疑的思想家刘歆关键词：《天问》作者;屈原;独尊儒术;史学观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著名政治家《楚辞》相传由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成集，收录了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并包含刘向的《九叹》及他人的少量作品，后世传本是在东汉王逸续编的《楚辞章句》基础上的重新修订刘向是著名经学家、古籍勘校家，他编撰的《别录》被儿子刘歆修订成《七略》，是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刘向、刘歆共同修订《山海经》，其中记载了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神话以及大禹治水的故事天问一词可追溯到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3]：“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悲其志此后学术界沿用王逸观点认为《天问》是屈原所作（《天问纂义》）[4]。

一、《天问》内容的概括分析（一）主体内容分析《天问》共374句，1500多字（《楚辞补注》）[5]，其中第一部分是对宇宙起源、天地结构、地理、气候等自然现象的思考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天问纂义》）[4]以上语句的大意：宇宙开始时是谁传述下来的（或谁传授的道理）？上下没有形成，如何能考证？天地旋转，在哪维系（在哪安放）？天地的柱子怎么支撑？东南大地为什么亏损（地势低，从而河水流向东南）？日、月、星辰在什么地方？（太阳）从明到暗行程多少？以上是对当时流传的天圆地方的天地结构询问深层次原因，并表达对某些传统理解的疑惑《天问》进而思考生命起源等生物现象（《天问纂义》）[4]，“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以及商朝人祖先的来历，“玄鸟致贻，女何喜？”，以上部分语句的大意是，传说中女娲捏土造人，那女娲是谁造的？传说中商朝人的祖先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注析》）[6]，商朝人的始祖母（简狄）看到飞鸟或吃了鸟蛋，没有交合，怎么就能有喜（怀孕）而生下契呢？《天问》有关自然现象的讨论大约占总内容15%，生物现象约占5%，其余大部分是在描述远古历史事件的同时，对传统主流史书的记载及观点进行分析，并提出某些质疑和反驳。

二）关于传统观点对鲧（gǔn）和大禹治水评价的分析《尚书》《史记》等主流史学观（简称传统观点）认为：舜很英明，把治水不利的鲧流放或杀害于羽山，并且不因父辈过错去牵连后代，而是让他的儿子大禹继续担任治水官;大禹采用疏导法而不是鲧的垒坝围堵法，最后把水治好了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而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史记》）[3]按照史书记载，几位贤人向尧推荐鲧带领大家治水，但尧认为鲧不能胜任，是在贤人反复劝说下才让他试试传统观点称颂舜奖惩分明，认为鲧受惩罚是罪有应得对以上观点很多人会产生如下困惑：谁天生就会治水？远古时代不经过探索怎么能找到正确途径？舜那么英明，为什么不带领大家治水，或者告诉鲧不应该围堵而应该疏导？传统观点为什么不体恤鲧治水九年所付出的辛劳？以上是笔者从中学阶段起多年来陆续产生的疑问，估计《天问》的作者小时候在读儒家经典以及史书时脑海中也产生过类似困惑以上传统观点是片面的，鲧和大禹都是治水英雄从水利工程角度考虑，围堵和疏导是治水的两种不同方式，没有普遍意义的优劣之分而取决于具体情况本文相关讨论主要不是考据史书记载事件的真伪，而是分析传统记录、编制、评价某些历史事件或故事（简称修史）背后的主观倾向及潜在缺陷。

《天问》对以上传统观点提出了类似质疑：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佥（意同皆）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顺欲成功，帝何刑焉？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天问纂义》）[4]以上语句的大意：既然知道鲧不胜任治水，贤人为什么在尧面前推荐他？既然让他试试，为什么不经常考察、督促他如何行动，而要等到九年后（此处解释同王夫之，《天问纂义》[4]）再惩罚他？如果按照鲧的意愿（或治水方式）成功了，难道也会惩罚他？鲧做了什么（错事），大禹的成就是什么？其中“营”字指营造，也有钻营（营私）的意思三）关于舜的孝慈行为背后的法制、规则、道德意识分析《史记》[3]讲舜在继承帝位之前，父亲、异母弟弟想夺他财产并暗害他，舜都不追究，说明他很孝顺仁慈;尧经过多年考察后把帝位禅让给舜后世儒家思想把舜塑造成孝的典型，并把孝行尊为仁政的基础《天问》对以上观点提出质疑：舜闵在家，父何以鳏？尧不姚告，二女何亲？......登立为帝，孰道尚之？......舜服厥弟，终然为害《天问纂义》）[4]“终然为害”是说舜包庇谋财害命的家人将导致祸患，“孰道尚之？”是质疑舜继位背后的依据（根据孝慈吗？）相关质疑贴近现代社会的理念：对家人孝慈不是选择部落首领的首要条件，而取决于对部落的贡献;推崇舜出于仁慈而不追究弟弟谋财害命，可能导致其弟继续伤害他人，背后存在法律漏洞。

《尚书》描述舜的孝顺只有泛泛几字“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尚书校释译论》）[7]随后《史记》出现其弟图谋害舜的具体事件相关史料从古到今随时间的变化具有如下趋势：家人的恶行和舜的孝顺之间反差逐渐变大并更翔实，形成史学观和史料之间的相互强化累积，后人由于推崇孝行从而倾向于搜集或编制相关史料来证明这种观点;在儒家意识形成垄断之后，有人提出隐晦质疑另外，关于传统推崇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观点，大禹治水十三年，足迹遍及九州大地，当路过家门顺便看看妻儿有什么不妥吗？传统观点为什么推崇舜包庇做坏事的弟弟是孝慈，却不推崇做好事的大禹为妻儿尽仁慈？！（此处采用问号加叹号，表明是反诘疑问）以上传统观点的缺陷在现代语境下称为双重标准《天问》中的大量问号传统上大都认为是疑问句，部分语句实际是反诘疑问，是质疑、反驳《天问》对以上观点的质疑，“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启代益作后”（《天问纂义》）[4]大意是说大禹四处治水，忙得连路过家门都不回去看看妻儿，怎么有空娶妻生子呢？而且，儿子启取代舜的儿子益做了君主不论史书的记载是否属实，尧舜礼让帝位以及大禹治水属于中华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传统思想对孝顺家人、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简单故事的推崇，超过对社会规则及治水知识的思考，背后隐含了注重情理而淡化法制规则，以及注重道义而淡化知识的缺陷四）关于君权天授以及武王伐纣的道义性分析传统观点认为商纣王（帝辛）昏庸暴虐，周武王为民请命、替天行道而推翻纣王以下是《天问》对武王伐纣道义性的理解：会鼂（或朝）争盟，何践吾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天问纂义》）[4]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天问纂义》）[4]以上第一段的部分语句大意：既然上天授天下于殷商，为什么给他帝位却最终让他灭亡？当商王、周王都认为是承受天命，那上天该保佑、惩罚哪一方？武王杀殷商为何不安（或忧愁、忿恨）？载着（文王）牌位或神像去争战，这次为什么那么急？此段之后是全文最后一段，其中“吾告堵敖，以不长”是通过楚国君主篡位事件而引出全文最后结论：为什么弑君自立却获得显赫忠名这句话表面是指本段落的楚国君主，实际是影射上一段武王伐纣，也是全文的核心论点作者不便于明确反驳传统观点推崇的武王伐纣的道义性，只好利用不是很有影响的楚国君主篡位做比拟，得出同样结论：弑君自立。

这是《天问》表达方式的特点之一，把某些重要质疑或反驳穿插在不同段落和内容之间，从而淡化反驳的尖锐性王逸认为“吾告堵敖，以不长”是屈原流放时对楚国贤人堵敖讲，楚国命运不长久了但柳宗元、洪兴祖、朱熹等后世学者普遍认为王逸理解错了（《天问纂义》）[4]，屈原的时代远在堵敖之后，堵敖是楚文王之子，被其弟成王篡位并杀害，这句话是说堵敖的命运不长久如同《天问》“妹嬉何肆，汤何殛焉？”（《天问纂义》）[4]270 是质疑妹嬉做了什么肆意妄为的事而招致商汤杀害，夏商周等历代王朝更迭背后除了道义之争，也是不同族群的利益竞争《天问》试图跳脱传统儒家仁义道德、明君贤臣、昏庸暴虐的狭隘思考维度，而是探讨朝代更迭背后的多元因素从长期历史发展角度考虑，周朝推翻商朝并经过科技、文化融合，极大促进了社会进步，其意义超越了后世贤君推翻暴君的朝代更替商朝在文字、青铜器、典籍（“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等方面比同时代的周部落先进，但文化与社会意识中的某些缺陷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酗酒、过度征伐、杀俘，等）以上第一段中“载着神像征战”与“何所急”之间缺少很强的逻辑关联，供奉祖先牌位是为鼓舞士气这是《天问》表达方式的另一个特点，部分含义掩盖在表面上平庸、琐碎甚至前后两句逻辑关联不强的语句之中，我们称为零散并带有寓意的念珠式语句。

这句话实际是在暗喻武王以前的孟津盟誓，回应本段前面一句“会朝争盟，何践吾期？”而此句话同样具有念珠式语句的特点，其字面含义是：和诸侯订立了盟约，为什么（或如何、怎么）就按期赴约呢？其中践字通常理解成履行（如践约）;针对上下文语境也可理解为引申寓意即践踏（隐含爽约），为什么聚集了诸侯去征讨却临时罢兵？商朝末年面臨日益强大的东夷和周部落的东、西两面夹击，殷墟甲骨文记载商纣王曾多次带兵征讨周边的小部落在武王伐纣的牧野大战之前，武王曾带领军队从陕西行军到河南，在商都附近的孟津和聚集的各地诸侯举行誓师，史称孟津之誓（《尚书泰誓》）[8]诸侯力劝武王攻打商都，各种天象也显示出吉兆，但武王认为时机不成熟而临阵罢兵大家熟知“狼来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武王聚集诸侯且大军士气高涨，为什么甘冒失信的风险而罢兵？“会朝争盟，何践吾期？”隐含同样疑惑，并同下文“载尸集战，何所急？”呼应：为什么前一次大军集结后罢兵了，这一次却急着作战呢？传统上对孟津罢兵的解释是说武王感觉到纣王以及商朝还没有昏庸、腐朽到最坏程度，时机尚不成熟但这么浅显的事实难道需要等到大军集结后才发觉吗？很多人读史书时都会产生这种疑问，《天问》提出了同样质疑，并隐含了对武王伐纣时机选择的深层次思考。

如果武王第一次出征是史实，在孟津誓师后罢兵除了试探诸侯做正式交战的预演，背后还隐含其他原因，例如，纣王故意透露风声谎称商军主力出外征讨，诱惑武王出兵;武王在准备进攻前才发觉情报失误，担心遭到埋伏而撤军纣王一方面希望伏击周武王，另外也为后续出征东夷施放烟幕，让对方无法判断虚实根据史料推测，孟津会师及牧野大战都发生在十二月或一月左右，这是分析相关历史事件的一个关键线索作为一种推断，在孟津誓师一、两年后，纣王秘密派大军远征东夷，为了迷惑周武王，他自己留守都城，并把时间故意安排在不利于长途行军的冬季但因为情报泄露（如《竹书纪年》提到商朝贵族微子与周部落结盟），被周武王探知实情，武王带领大军经历一个月艰苦行军抵达商都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武王出征作战不会选在粮草匮乏、运输不便的寒冷冬季（12月），经过长途跋涉去攻打以逸待劳的商朝都城，这是兵家大忌;能够抵消这种劣势是存在更有利因素，如商军主力不在都城以上第一段的另外几句大意：周武王放弃了岐山的封地（宗社），难道命里就该拥有殷商？商纣王被授予天命，为什么被讨伐？既然受命于天并治理天下，为什么会有人取代他？《天问》对主流史书记载的商汤灭夏桀、武王伐商纣的道义性提出质疑，背后不是出于商朝后裔对祖先的缅怀，而是思考社会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