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哈尔多元系统论.doc

佐哈尔“多系统论”与辜正坤“ 多元互补论 ”比较［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 彭 萍 来源： 点击数： 2279 更新时间：2005-1-8 文章录入：xhzhang ］【字体： 】摘要：本文对埃文—佐哈尔的“多系统论”和辜正坤教授的“ 多元互补论” 进行了介绍、分析，分别探寻了两者的思想渊源以及产生背景和研究层面，试图从比较翻译学的角度对这两种理论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的译学研究有所启发 关键词：翻译；多系统论；多元互补论；比较翻译学 一、 引言 “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 埃文—佐哈尔（ 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他认为，文学、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由一系列不同却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系统组成同时，埃文—佐哈尔（1990 ： 45－51 ）在“多系统论” 中也谈到了翻译文学在文学这个多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影响着翻译实践，这一点对于我国的译学建设和翻译理论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无独有偶，针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翻译界一直争论不休的翻译标准问题，辜正坤教授提出了“多元互补论” ，在我国翻译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我国翻译标准史上一次重大突破。

佐哈尔的“多系统论（ polysystem theory）” 被若干译者译成了“ 多元系统论 ”，这就和辜正坤教授的“多元互补论”发生了混淆实际上两位学者谈的不是一回事严格说来，佐哈尔不是翻译理论家，而是文化理论家”Gentzler，1993:114 ）他的“多系统论” 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理论而辜正坤教授的 “多元互补论”则主要是以翻译标准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认识方法论, 是一种本体翻译论不过，辜正坤教授曾说过他的论文还可以命名为《认识标准多元互补论》，利用该种认识方法，可以推而广之地研讨其他非翻译领域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的成果倒是具有曲径通幽、殊途同归的效用本文只试图从比较翻译学的角度对这两种理论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的译学研究有所启发 二、 多系统论 “多系统论”是伊塔马· 埃文—佐哈尔教授从 70 年代左右开始就在他的著作中提及并不断完善的理论该理论以 2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以及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即一个系统网（network of systems），包括具体与抽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现象里面又包含着一系列的对立关系，如：中心与边缘（center vs. periphery），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canonized vs. non-canonized) , 来源与目的（source vs. target）等。

比如文化，对它任何一部分的研究都离不开其它与之相关的部分，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该部分的特点和功能例如，官方文化的研究需要非官方文化的研究，标准语言只有通过与非标准变体相比较才能更好地被人理解再以文学为例埃文－佐哈尔认为，文学里面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层面和不同因素，这些因素都在为能成为主导因素而不断地斗争，于是，这些因素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也就在它们的不断斗争中从中心到边缘不断地进行转化也就是说，这些因素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些因素在某些特定的条件和时间会处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另外一些因素就会居于边缘地位，起次要作用，而在另外一些时间和条件下，占据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就会变成次要因素，处于边缘地位 翻译文学就是文学系统中的因素之一它不仅是文学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该系统中的一个活跃因素它在文学系统中并不总是处于边缘地位对于一些大的或“强势” 文学来说，翻译文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或特定的阶段，它的地位就发生了转化埃文—佐哈尔（1990：47）认为翻译文学在以下阶段或条件下客处于中心地位，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 （1） 某一文学处于未成形发展的初期，也就是说该文学还处于“年轻”阶段（即发展初期）； （2） 某一文学（在一个大的相关文学群内）还处于“边缘”或处于“ 软弱”阶段或两者兼而有之： （3） 某一文学处于转折时期，危机时期或出现文学真空时期。

可见，翻译文学的介入（interference）是不可避免的，是文学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拿希伯莱文学来说，很久以来不断地有其他文学的介入，才使得它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力翻译文学的地位也影响着翻译实践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时，译作将会接近原作，体现“充分性（ adequacy）”；翻译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时，译作与原文之间就会产生更大的偏差（discrepancy）Even-Zohar, 1990：50－51 ）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埃文—佐哈尔的 “多系统论”是针对文化、文学层面的，所以对于研究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也已经被广泛用于这些层面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埃文－佐哈尔还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了考察，这种考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和两个文本的转换行为，它更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翻译学派的巴斯奈特（Bassnett ＆ Lefevere, 1990: 8）认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 所以翻译应该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另外，佐哈尔埃文—佐哈尔对翻译文学地位的探讨打破了传统上认为翻译文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的观点，提出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看待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心还是边缘地位。

中国的文学界和翻译界对此非常重视，有人认为“这种把翻译行为与文化的弱势或强势联系起来的理论，对人们客观冷静认识各民族文学中的翻译行为是很有启发的陈惇等，1997 ：159 －160）还有人认为埃文—佐哈尔的“多系统论”“ 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的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性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催生了一个跨国界的翻译研究学派 所以 “多系统论”为中国的翻译学研究方向无疑具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翻译学， 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也可与文学与文化所处的时代和背景结合起来例如佛经翻译研究和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研究等，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多系统论”有它的局限性一方面，它的提出与以色列的民族文学地位有关，因为以色列文学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受到欧洲文学和文化的冲击和介入另一方面，“系统论” 也不是新东西，因为“系统论”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开始发展，其萌芽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阴阳说和五行说以及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世界大系统》一书和亚里士多的有关整体大于部分的之和的思想（王士舫，董自励，1997：295 ）并且，埃文—佐哈尔 “多系统论”的提出并不是针对翻译层面的，而更多是针对文学和文化方面，他的“多系统论” 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理论。

另外，佐哈尔的“多系统论” 在考察翻译的策略时，只注意到了客观的文化因素（谢世坚，2002），认为翻译的策略受到文学翻译地位的制约而实际上，翻译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译者和读者以及翻译的目的，所以多系统论对翻译研究的局限性也就显现了出来而在我国译学界，其实已经有人针对翻译的标准问题提出了一种多元认识论，这种翻译理论不仅适用于文学翻译，还适用于其他任何文体的翻译，对翻译实践有着广泛的指导意义这就是辜正坤教授的“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三、 多元互补论 辜正坤教授的“多元互补论” 最早是针对翻译标准问题提出来的，这在国内还是首次有这样的翻译理论1987 年 5 月 4 日在中华全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上引起轰动；同年 7 月在中华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青岛）上宣读后再次引起强烈反响；同年 8 月为香港筹备的规模空前的“当代翻译研讨会”接纳为宣讲论文由此可见“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的学术价值 对翻译标准问题的探讨历来是中外翻译界的热点话题，特别是在我国，翻译标准一直是翻译理论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从三国时期支谦的“循本旨，不加文饰”，东晋道安提出的“尽从实录，不令有损言游字” ，唐朝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 ，到严复的“ 信”、“达”、“ 雅”之说，一直到唐人的“ 信”，傅雷的“神似” 和钱钟书 “化境”。

可以说对翻译标准的探讨一直是中国翻译理论界讨论的中心问题在西方，有关翻译标准的问题也是翻译理论家争执不下的问题，比如 18 世纪英国学者泰特勒（Tytler）提出的“三原则”，他认为翻译应该保存原作的思想、风格和手法以及原作的通顺 ，现代的翻译标准有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和后来的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前者强调的是信息对等，后者指“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苏联费道罗夫还提出了“等值论” 可是这样看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翻译标准几乎都落在“忠实 ”上，或“忠实” 于内容，或“忠实”于风格，或两者兼而有之，“无非是要译作尽量相似于原作而已”（辜正坤，1998：200）但是忠实的程度如何，似乎没有定论针对翻译标准久攻不克的问题，辜正坤教授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人们思维的单向性或定向性，认为事物不是 A，就是 B，答案只有一个，道路一条所以很久以来，许多翻译家一直在挖空心思地寻找一条绝对实用的标准，却一直苦寻不着，于是就出现了连绵不断的翻译标准之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打破人们传统的思维模式，用立体思维或逆向思维来思考这个“翻译标准问题” ，那么，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所谓立体思维模式，辜正坤教授（1998： 194）认为“与一般人所说的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思维方式大体上一样，所不同者，是要强调思维的空间性并暗示思维主体的作用 他认为，用立体思维去考察一个对象时，有静态和动态两种方法既可以将考察对象固定，认识主体围绕它进行考察（动态），又可以将认识主体固定，让认识对象围绕主体来接受考察（静态）如果把译作放在观察点上，处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的观察主体会对它产生不同的印象，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因此，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唯一的万能翻译标准但这并不等于说翻译就没有了标准，辜正坤教授认为“用以指导翻译实践并判断译作价值的具体标准不但有，而且不止一个1998 ：196 ）这些标准就构成了翻译标准的一个多元系统所谓多元的翻译标准并不是对以前众多翻译家提出的标准的全盘否定，而是让我们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承认同时有若干标准存在多元标准并不是无数标准，而是“多而有限，而不是多而无节 ”（同上，197），它们各有其功能，又互相补充，共同组成了翻译标准多元系统：绝对标准—最高标准—具体标准 辜正坤教授认为在这个系统，所有的标准都统一于绝对标准，而翻译的绝对标准就是“原作本身” ，这个标准是达不到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不翻译一个字。

实际上，只要是翻译，肯定会发生变化，所以翻译只能追求最高标准，即“最佳近似度” 所谓“ 最佳近似度”是指“译作模拟原作内容与形式（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最理想的逼真程度”（辜正坤，1998 ：200 ）绝对标准只对最高标准起作用，绝对标准无法达到，但是它是标准的标准，是翻译的上帝而最高标准也就是“最佳近似度 ”可以尽量向绝对标准（即原作）看齐最佳近似度”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要判断译文是否最近似于原作，就需要一些具体的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最高标准只有外化为具体标准才有意义由此可见，在这个翻译系统中，绝对标准是最高标准的标准，最高标准又是具体标准的标准 辜正坤教授认为，具体标准是由翻译的功能、人类的审美情趣以及读者、译者的多层次性决定的，这样一来，翻译的具体标准就不只一个这些具体标准是共存的，只不过它们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翻译功能、翻译目的、读者和译者的审美情趣以及不同的读者层、译者层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在这些具体标准中，有些标准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成为主标准，另外的具体标准降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