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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权利与治理-公共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关键性制度安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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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档编号:187094488
  • 上传时间:2021-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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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权利”与“治理”公共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关键性制度安排 “文化权利”是文化发展的核心理念,“文化权利”理念和相关法律文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文化权利问题越来越受到公民个人、政府、学界的重视治理”理论是现代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重要理论,为包括公共文化事务在内的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方法一 文化权利“文化权利”(Cultural Rights)是“人权”(Human Rights)的重要组成,人权理论是文化权利理论的基础人权是一种既有国内法也有国际法意义的权利,也是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人权概念自文艺复兴时期由著名作家但丁首次提出后,[1]经过“三代人权观念”的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国际法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为标志,形成了以“自决权”和“发展权”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代人权理论,建立了丰富的理论体系,并且至今仍在发展之中我国著名学者李步云教授指出:“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与实现的各种权益人权包括个人人权,也包括集体人权,即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等。

      [2]人权被普遍认为包括了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三大方面人权理论的发展及其在法律等实践领域的推进,为文化权利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权利”基本上可认为属于第二代人权的范畴,并在第三代人权的理念下得到丰富和发展文化权利”概念首次得到了书面的正式表述是在国际法意义上发生的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明确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就是增进并鼓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1946年,联合国根据《宪章》设立“人权委员会”,成为人权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人权概念正式进入国际法领域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第27条规定:①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及其产生的福利②人人对由于他所创造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此外,《宣言》第22条还补充说,人人有权通过国家的努力和国际合作,实现自己的文化权利,文化权利是他或她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中不可剥夺的一部分,并强调指出人权概念具有不可分割的特征,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提到文化权利的正式文件。

      [3]随后,文化权利在很多国际文书中得到关注,[4]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第15条)中,更得到了集中表达1966年,联合国大会经过长达十余年的讨论,最终于12月16日通过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5]确认并发展了文化权利,《公约》在“序言”中指出“只有在创造了使人可以享有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正如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一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在《公约》的正文中,很多条款均涉及了文化权利例如:第一条提到:所有人民均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第二条中提到: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本公约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而不得有例如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或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分第十五条更是对文化权利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技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

      三、本公约缔约国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会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四、本公约缔约各国认识到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的好处[6]作为权威国际组织的权威国际性条约,《公约》的通过和实施,带动了全球范围(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内)对文化权利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换言之,国际法意义上的文化权利的发展,带动了国内法意义上文化权利的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76年1月3日开始生效截至1997年1月1日,已经有135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该公约很多国家将大量文化权利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写入了宪法或具体的法律条文之中文化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全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中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也和很多国家一样,将对文化权利的保护纳入了国家宪法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①平等权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③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结社、示威自由④人身自由⑤宗教信仰自由⑥文化教育权利⑦社会经济权⑧监督权和请求权⑨特定主体权利[7]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也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2月28日获得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的正式批准,2001年7月开始在我国生效。

      2003年6月27日,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提交了该公约的履约报告从繁多的有关文化权利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不难看出,如同人权一样,文化权利还可以分为“个人的文化权利”(个人文化权)以及“集体(国族)的文化权利”(集体文化权)这两种文化权利的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个人,后者的主体是民族、国家或特殊的社会群体前者,强调个人文化权利的满足;后者,就国际领域而言,强调不同民族拥有同样的文化权利,就国内而言,强调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之间,尤其是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文化权利综上,个人文化权利的主要内涵,正如挪威著名学者艾德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所总结的,“文化权利”包含四个组成:①人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②人人有权分享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福利③人人对其本人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④科学研究和创作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权集体文化权利的主体是民族和国家或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内涵则有两层,一是就国际领域而言,各国人民均有文化的自决权和发展权,依据这一权利,各国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文化认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艺术爱好、文化法律等(由此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文化主权”)。

      二是就国内领域而言,不同民族、群体,尤其是少数民族和社会弱势群体,同样拥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信仰、认同、习俗等的自决权和发展权根据1976年由著名专家召开的一次国际非政府会议通过的、具有一定国际影响《阿尔及尔民族权宣言》第14条,集体文化权利被表述为:一个民族对其拥有的艺术、历史和文化财富的权利;其第2条和第15条则论及尊重文化认同权和一个民族不被强加异域文化的权利此外,《非洲人权和民族宪章》也主张文化发展的权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2年召开的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则提出了“文化认同的权利”[8]当然,个人组成集体,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同时,任何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员,离开集体个人无法生存因此,在个人文化权利和集体文化权利之间,如同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一样,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作为个人权利的文化权利,是文化权利的主要形式,作为集体权利的文化权利,是文化权利的重要表现个人文化权利和集体文化权利是辩证统一的,任何个人文化权利包括集体文化权利,最终都必须体现为个人文化权利,个人文化权利若得不到保障,也就谈不上集体文化权利;同时,集体文化权利是个人文化权利得以充分实现的先决条件和必要保障,没有集体文化权利的实现,也很难保障个人文化权利的实现。

      二 治理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混用于与国家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二者并没有很大的区分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政治文明的成熟和公民社会的兴起,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以崭新的含义,从而远远超越了其传统意义,governance从而成为一个热门的新词,其涵义与government有了很大的区别关于“治理”的界定,学术界有许多解释美国著名学者,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强调政府不该垄断所有的权威,反而应当改由多元的权力主体共同来进行协商、合作,而成为新的统治架构,也就是转而主张“市场分权”、“社会分权”,甚或“地方分权”的“分散化治理”依此,“治理”就是指国家权威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甚至中央、地方及民间的合伙所形成的一种管理与政策网络关系。

      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接着,他列举了六种关于治理的不同定义:①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②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③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列入政府的公共服务④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⑤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互动⑥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它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它有四个特征:①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②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③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④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9]综上可见,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治理”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基本理念相同,具有共同的特征:首先,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社会权力的中心其次,治理理论认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和交叉性在现代社会,政府正在把原先由它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团体,后者越来越多地承担着的原先由政府独自承担的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事实上,治理理论非常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与相互依赖关系第三,治理理论强调管理过程中被管理对象的参与,尤其是强调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希望在管理系统内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一个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的社会协调网络第四,从治理理念出发,政府完成公共管理职能的手段和方法也可以超越传统大包大揽的做法,进行大胆创新即除了采用原来的手段之外,还可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以提高效率,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

      总而言之,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公共管理的方法,是在对政府、公民社会与市场的反思及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中产生的治理理论不单单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寻求的是一种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达到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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