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权力关系与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docx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权力关系与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 二、大学、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关系 （一）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权、责、利澳大利亚是立宪联邦国家，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很少拥有立法权因此，其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力度应该是十分有限的，但近年来，联邦政府却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最大权力主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为了加强高等教育的统一管理，将高等教育权收归联邦一级在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大大加强对各高等教育机构的控制这一改革的最终实现是通过拨款体制的改革完成的以前，澳大利亚联邦通过高等教育机构的等级划拨高等教育经费，而在市场化的趋势下，联邦政府在拨款体制中逐渐引入了企业的竞争机制，实行奖励式投入，把大学的科研成果、社会作用、入学率、教学质量及在课程设置等方面是否与联邦的优先发展领域相符等因素，都作为划拨奖金多少的标准因此，联邦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大大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力度但近年来，与世界许多国家相似，澳大利亚联邦提供的高等教育资金在所有高等教育资金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明显下降，这表明政府在财政上开始减少责任，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力在减弱?事实上，联邦政府减少的那部分责任更多地由市场承担。

政府鼓励大学采取产学研一体的方法，加强与产业部门的合作，加强研究成果的产业化步伐，走自主融资的渠道，以弥补高等教育资金短缺的漏洞使高等教育机构经常性收入来源的结构更趋合理，即高等教育的私人化趋势（privatization）通过引入竞争机制，联邦将要实现的目的是通过大学之间的相互竞争，尽量使政府投入的有限资金产生最大的收益，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和效益，同时将大学的发展兴趣引导至政府所认为的优先发展领域上来，加强大学的市场价值和经济贡献二）大学所谓的自主与“放权”澳大利亚大学在受到联邦政府财政手段控制的同时，自身又被赋予了与以往相比更大的自主权，即根据市场的需要，自行决定招生名额、课程开设等事务的能力，即所谓的“放权”（deregulation）大学虽然从国家手中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然而市场机制却成为高等教育难以摆脱的束缚，这对高等教育的经费、学费、管理、人事及评价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费多元化、使用者付费、企业精神、管理主义、质量与绩效等概念成为大学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其影响下，各大学出于扩充资金来源的需要，纷纷使尽浑身解数争夺生源，特别是海外生源，加强学术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地位在短短的几年间，澳大利亚大学不断扩大国内收费生和海外自费留学生的名额。

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的发展，创办了适合于海外学生的金融、贸易、经济等专业和课程这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高等教育输出就像工业、农业一样，成为澳大利亚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过程中，澳大利亚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既不同于有些国家的政府控制模式（control mode），也不完全等同于欧美等国的国家监督模式（state supervising model），而是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互惠”的关系（new mutuality）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或立法手段制订高等教育政策，而大学在宏观上保证实现政府的高等教育目标，在微观上自主制订运营策略政府的竞争性财政拨款制度使这一关系更加稳固政府为大学提出优先领域研究的竞争资金，大学可以决定是否接受政府指挥和引导，在这一点上，大学是自由的，是自治的但事实是，如果不遵从于联邦政府的“授意”，大学很难获得大量的竞争性资金学校本身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因此，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放权（deregulation）之下，大学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在自主权的表象下，大学自治（叫autonomy）的传统理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学拥有自治权，但政府却拥有影响大学行为的力量。

大学面临着与以往相比更多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依照政府意愿去办学的自由即自治已经成为一种自由选择是否遵从的自治（It is the autonomy to be free to conform）实际上，大学只能选择遵从政府，而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的根本目的却体现于市场中三）市场的无孔不入目前来看，市场的触手和力量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已经无所不在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角度，市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高等教育政策的拨款；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市场更是无孔不入澳大利亚素有重视与社会工商业合作办学的传统如今，市场不仅深深地影响大学的课程设置、招生教学等环节，而且大学本身的管理也越来越引入更多的企业管理的方法联邦政府从1992年开始进行合作研究拨款，鼓励高等教育机构与工商界的研究合作，以进行具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高水平研究与是否遵从政府意愿一样，大学的自治同样可以使大学拥有关起门来办教育的权力，但如果不考虑市场的需求，如果不在大学内部采用更多的市场因素，例如从商业世界中得来的质量管理标准和战略；对于市场结构、大学曝光度及公共形象宣传的重视；对边际收益和学习的常年成本融益的财务考量；通过对成长和收益分配收入的奖励机制分散权力结构等，大学将很难生存。

因此，澳大利亚大学现在正处于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向市场化的方向越走越远就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目前发展来看，国家与市场在许多方面越来越有趋同的倾向，或者说，国家与市场在经济这一领域的交集越来越大国家与市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而非牵制关系现在，我们更多地看到，孤独的大学教授与国家和市场共同追求的强大的经济利益之间的抗衡与妥协的牵拉张力很明显，以学术寡头为代表的大学的力量处于弱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压力下，学者内部也出现分化，以经济力量为驱动的知识分子与专家数量更多，这使学术寡头的力量越发衰微三、大学中的消费主义文化高等教育社会学家索斯坦维布伦曾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一书中写道：“人们用更商业的方式来组织和控制大学及其设备、人事和资源大学被当作一个处理有销路的知识的商业机构，由博学的统帅所控制，并将其手段转换成最大可能的产出……大学将会最终成为学习的公司和处理标准化常识的商业企业当然，维布伦的话多少有些嘲讽的味道，他对“标准化学识”的反对来自于学院文化的内部，这种文化认为其自身已经超越了单纯出售知识的做法随着传统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高等教育理论与市场压力之间冲突的不断升级，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内部发展出了越来越有力的企业化伦理，即一种竞争学生和资金的体制。

与之相伴相生的是一种与企业文化相类似的“大学消费主义文化”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大学越来越热衷于称呼自己为“企业化大学”（enterprise university）或“公司化大学”（corporate university）各大学都将自己视为商业市场的参与者正如经济学家所言，“大学今天是在作为知识经济开发人力资本投资的生意学生成了购买高等教育的消费者（consumers），同时他们毕业时，又成为了高等教育的产品（products）据统计，澳大利亚全国36所公立大学中，成立公司的大学已经有34所1996年，这些公司所获约利润总额就已经达到了2.8亿澳元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大学重视与工商企业开展联合办学和研究，以补充教学和科研经费的不足同时，澳大利亚大学越来越成为像商品出口一样的高等教育输出机构，国际教育日益成为全球教育市场争夺的对象随着澳大利亚联邦“把教育援助变为商贸”口号的提出，20年间，澳大利亚大学的国际教育贸易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年来，许多澳大利亚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是市场环境的产物，对于大学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灵活，迎合外部的需求，对公众需求快速地做出反应，并在此过程中提高教学队伍工作的效率。

因此，高等教育的定位取决于其总的目标，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综合要求在这一点上，高等教育本身无力抵御市场的消费主义文化正是因为对于市场需求反映的相同或相似，澳大利亚大学现在正面临着令联邦和大学本身都非常头痛的相同化趋势大学与大学之间在课程开设、办学特色、科研领域等许多方面越来越趋同，甚至许多高校通过复制其他大学的办法来发展自己，这与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改革的初衷是相悖的，却是市场驱动的一个直接负面结果现任教育部长尼尔森（Brendan Nelson）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大学之间的相似既是不必要的，也是无益的单一的大学类型无法满足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要求联邦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改革正在进行中，改革的结果仍需拭目以待但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其结果可能不会乐观其次，知识成为一种商品，成为等待商业开发的资本大学参与中的商业市场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导向的，但这种知识越来越变得具有功利主义康德曾提出，大学的功能不仅仅是开发知识……无论知识是否具有社会应用性……还要去批评知识，甚至应该开发一种关于高等院校能够或者必须怎样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修正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然而，现在来看，面对巨大的市场和经济驱动，不仅澳大利亚大学的批判功能日益式微，而且就连知识本身也愈来愈商业化了。

知识的市场价值决定了它在大学的受欢迎程度，大学中知识的学术价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鸿沟因此被扩大了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为了适应国际教育市场的需求，澳大利亚很多大学纷纷开设诸如国际贸易、金融、管理等方面的本科及研究生程度的课程然而，诸如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的价值判断、道德伦理、文化、审美、哲学思辩以及与思想科学相关的知识，却拥有一个相对来讲不太乐观的发展前景因此，大学很难像以前那样享有肯定知识的自主性和为文化的合理性立法的权力这反映在大学教学中，即澳大利亚大学日益变为技术层面而非批判思维训练的智力培训（intellectual training）的机构此外，大学消费主义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其索取一个市场所能承受的费用，这个费用提供了教育的价值，同时也使附加值、利润等概念在这种非营利性企业——大学中具有了实在的意义随着联邦政府在经费来源总额中的比例的下降，1989年，澳大利亚开始实行高等教育贡献计划（HECS），以征收毕业税而非立即交纳学费的方式向学生收取一定的教育成本，学生按学科和学习负荷交纳相当于成本20%的学费学生如果选择艺术、人文社科、教育、司法等专业，需要每年交纳 3521澳元的学费，如选择自然科学、行政管理、经济类专业，学费为每年5015澳元，如选择法律、医药、医学等专业，学费为每年5870澳元。

学生如一次性交纳HECS规定所应承担的教育成本，就会享受25%的折扣；先交纳500澳元或以上的教育成本，其余的延期支付，所交纳的部分给予25%的折扣这种制度是实时付费制与延迟付费制的学生贷款的结合，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这种折扣策略本身源自企业界，是大学消费主义文化的一个侧面最后，消费主义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澳大利亚大学的市场战略许多澳大利亚大学采用企业做法，非常注重宣传，特别是海外宣传工作在针对主要受众的媒体上增加广告，创办公共关系办公室，使用宣传性说辞和企业标识，雇用专门活动集团成员扩大宣传甚至澳大利亚在其他国家的大使也义务地担当起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宣传者的角色 从这些改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不论从理念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发生着一场变革，在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处于核心位置的是市场的导向，体现的是以“3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和效益（Effectiveness）为根本的发展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讲，权力关系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体现的既有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经典矛盾关系，又有高等教育在面对新的挑战和压力时产生的问题从积极方面来看，高等教育正日益适应社会的需求，实现着其本身职能与功能的最优化；从消极方面来看，高等教育在不断追逐利益与效率的提高、资源的高效利用、经济需求的迅速发展、研究成果的商业化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