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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污名化研究 [摘 要]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对旅游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公众对该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认知文章以广东海陵岛为案例，从污名化的视角研究公众对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认知及该群体的应对策略公众认知方面，总结了游客、居民、正规就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等对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污名化叙事及演变研究发现，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在公众污名的压力下，并没有带来“高自我污名”，而是形成了一种“低污名、高自尊”的状态针对这一现象，文章从个体和群体两个方面，分析了非正规就业者应对污名的策略，提出“个体-情境”解释框架研究认为，在该框架下，非正规就业者不仅具有了生存技能、应对危机的能力，也能够适应旅游经济规律，掌握应对政府运动式治理的技巧，拥有了选择能力和对抗公众污名能力，保持了相对积极的状态[关键词]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污名化引言非正规就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被称为黑色经济、隐形经济、阴影经济或不规范经济，是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关注的研究领域[1]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概念，非正规就业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具有低资本、无组织、低技能、收入低、不可持续、工作环境不良、不在官方统计范围和自我雇佣等特征[2-3]。

近年来，伴随Airbnb、Uber等新就业形态出现，非正规就业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4]非正规就业部门提供产品、服务，创造就业机会，增强了国家的经济竞争力[5]旅游解决就业上的最大成果不是体现在正规部门，而是体现在对非正规就业的拉动上[6]以我国为例，我国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和社会就业综合贡献均超过10%，旅游直接就业2825万人，间接就业约8000万人1即便如此，正规经济多被描述为积极的、现代的、先进的和高级的，而非正规经济多被认为是传统的、负面的和落后的[7]，甚至存在经济、政治、职业、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社会排斥[8]排斥来自不同主体，如一些国家政府通过制度性的方式，抬高行业进入门槛、限定经营地点，限制旅游非正规经济发展[9-10];正规部门会利用自身权力迫使非正规就业者离场[11]等基于这种现象，本文聚焦“公众-非正规就业者”关系，关注以下问题：（1） 公众（如政府、居民、正规就业者、游客等）如何评价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尤其是有怎样的负面评价;（2） 非正规就业者如何应对公众的负面认知1 文献综述1.1 真实认知或职业偏见公众对非正规就业的负面认知，可分为真实认知和职业偏见两种。

真实认知多源于非正规就业的先天不足，如没有社会保障、收获与劳动付出不成比例[15]、有限的假期、缺少培训等[16]这些特征使从业者不能获得生活保证，容易出现身心问题，如受伤率偏高、易患轻微精神障碍等[17-18]，甚至有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非正式工作比例与其死亡率、残疾率存在正相关关系[14]基于这些特征产生的负面认知是真实的认知，但并非本文关注的焦点职业偏见多是公众基于部分事实或偏离事实，对某个职业形成的刻板印象以街头摊贩为例，他们虽然为经济带来活力，但也存在占据公共空间、经营不规范等问题，被一些群体认为影响了公共空间和生活质量[12]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看，这种后正义的空间政治逻辑，为政府对非正规就业采取空间抵制和行为约束提供了合法性[13]既得利益者掌握资源，将非正规就业者排除在利益共同体之外，当非正规就业者尝试改变人们对其群体（或个体）的感知和角色定义时，会面临既得利益者的社会排斥，被视为越轨者非正规就业者参与社会活动并从中受益的机会被堵塞[19]，客观上放大了非正规就业的负面职业形象非正规就业者遭遇认知偏差具有普遍性，但多数学者只是将这一现象作为默认的研究背景[4， 10， 20-22]，并未在研究中得到应有重视。

1.2 共性与旅游行业个性相关学者对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主要借鉴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时空分布、空间管制、城市化、扶贫和移民等是热门研究话题[25]整体上，旅游非正规就业符合非正规就业的基本特征，既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创新等特征[10]，也具有小规模、低投入、低技术、低组织化、低收入的局限正规旅游经济会被优先发展，会利用权力迫使旅游非正规经济腾挪出旅游空间[20]除了共性，旅游非正规就业也有其自身特点，主要包括：（1）带动就业的能力非常强根据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WTTC）2013年报告，旅游就业乘数达到2.6，具有很强大的拉动能力[6]具体到我国，按照郭为等的计算，旅游非正规就业效应远超正规就业，就业乘数甚至能够达到9.98[6]2）具备与正规就业竞争的能力，是职业发展的通道非正规就业者由于自身的文化资本增加了竞争优势，为其带来一些正式组织的长处，在营销知识、规划、监控等[21， 23]方面具备与正规就业竞争的能力一些非政府组织会为非正规就业者提供一些商业培训、金融服务等，促进非正规经济发展[10]相较于其他非正规就业，旅游非正规就业提供更多的职业出口，更利于积累资源和能力，是一条低层次劳动者向高层次城市就业者转变的职业通道[24-25]。

3）非正规就业引领了旅游新时尚、新趋势，在诸如工作型旅游（working tourism）[24]、Airbnb[26]等新兴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其他非正规就业类型一样，公众对旅游非正规就业同样存在一定的偏见，劳工移民[29]或街头摊贩[25]一直是城市旅游治理[27]、景區管理[28]的难点，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点之一1.3 污名化：个体与情境互动本文尝试借助污名概念，分析旅游非正规就业者面临的认知偏差社会学家Goffman在污名化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提出污名（stigma）概念，将污名定义为“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使其身份受损（spoiled identity），极端情况下被视为坏人或危险分子[30]自他之后，污名真正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进入西方社会学、心理学的视野，成为研究热点之一[31]Goffman之后，虽然污名与偏见、歧视等概念互相交织，但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32]，都是从个体心理、社会互动、文化和政治多个层面研究社会对某个群体的认知[33]本文涉及的污名化理论内容包括以下3个方面：（1） 从负面认知到污名化一般认为，负面认知是“贴标签”的预备阶段，从负面认知到污名往往包含了3个过程：① 从个体到群体，即将个体负面经验和评价扩大到整个群体的负面标签;② 从单要素到全要素，即从单一的负面要素放大到全部污名要素;③ 从不稳定到的稳定，污名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2） 污名化过程社会心理学结合“偏见”研究传统[34]，发展了Goffman的污名特征论述，将污名化过程视为从记号（mark）到印象吞没（impression engulfment）的社会过程[35]Link和Phelan将污名分解为贴标签、刻板印象、地位损失、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等的集合[31]，将污名归纳为压制（keeping down）、规范（keeping in）和规避（keeping away）[36]3个社会功能3） 污名应对与污名相伴的是去污名化（de-stigmatization）或污名应对（stigma regulation），通常的路径是通过改变潜在施污者的理念和态度，改变刻板印象、降低差别感[37-38]学者尝试将污名应对问题放在系统的框架内，提出“压力-应对”模型[39]，将污名看作是压力事件，提出认知评价、应对策略（情绪聚焦、问题聚焦）和偏见识别（prejudice identification）等概念和方法[40]，以期降低污名化程度Inzlicht等在“压力-应对”的基础上，提出了污名应对的自我调节模式，强调了情境因素的重要性，認为污名的过程是循环的过程，而不是线性的过程[41]。

污名化也被看作一个互动过程，包含施污名者（stigmatizer）和被污名者（stigmatized person）两个要素，被污名者受到施污者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自我耻辱感，将外界的刻板印象内化为自我评价，产生自我贬低、自我低效能、自我隔离，产生自我污名，形成恶性循环[42]1.4 可能的理论贡献：恶性循环还是群体亚文化？污名化概念能够契合本文研究主题，尤其是在污名叙事分类、污名化过程、污名应对等方面与本文研究问题高度吻合，并有大量实证研究可供参考，有较大借鉴意义理论发展上，国内外大量污名化案例都将身体异常者[43-44]或弱势阶层[45-46]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除了少量例外[30]，一般将公众污名走向自我污名的恶性循环看作污名化的常态在中国语境下，旅游非正规就业带动能力大、市场竞争力强，它是否能够跳出污名化恶性循环，甚至形成群体的亚文化类型，是本文寻求的理论贡献2 研究设计1本文以海陵岛为典型案例，从2008年开始，笔者持续跟踪研究近10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一手和二手资料该岛位于中国广东省西南端，四面环海，海滩总面积约20多平方千米，是著名的海岛旅游地经过30余年的努力，海陵岛发展成为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的旅游地，形成了大角湾、海上丝绸之路等著名景区。

1995年前后，随着旅游业发展，海陵岛外来劳工数量增加，并逐渐成为非正规部门的主导力量2008年前后，伴随重大旅游项目落户、旅游房地产化，海陵岛旅游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非正规就业者人数高峰时达到2000人左右，仅从事三轮车经营的就达到600～700人规模2非正规就业乱象开始凸显，正规就业部门与非正规就业、当地人与非正规就业者的矛盾开始激化2015年，海陵岛开始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重点对部分非正规就业部门进行整顿，非法三轮车、违规摊贩等就业形式被取缔，非正规就业进入新的阶段2.1 公众认知研究首先梳理了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交往对象，通过观察交往频率，对游客、社区居民、政府工作人员、正规部门工作人员4个群体抽样针对这4个群体，通过指导语激活法[47]进行访谈，即通过指导语唤起被试某种特定的倾向，具体做法是：（1） 首先告知受访者“非正规就业者”的定义和典型代表2） 向受访者提问，“在接下来的3分钟里，请仔细思考，你和非正规就业者之间有过什么接触？”（3） 分别询问公众对非正规就业者职业特征、日常行为、地域特征、与当地人关系等方面的负面认知例句：“你觉得他们的职业有什么特点？最让你难以忍受的地方是什么？”（4） 请回忆一下，近年来，您觉得自己和非正规就业者的关系如何？请从6个词中，选择一个。

出示卡片，有贴标签、刻板印象、隔离、地位丧失、社会歧视等提示5） 对被试的回答进行编码，按照轴心式编码（axial coding）[48]，围绕非正规就业者污名，将各种观点、主题组织起来，作为识别公众污名的关键词为便于记录，本文通过“受访类型+编号”的方式记录访谈内容，如政府1号访谈对象为G1，正规企业1号访谈对象为F1，社区1号访谈对象为C1，游客1号访谈对象为T1，非正规就业1号访谈对象为IF1以信息饱和为目标，调研最终获得样本包括：15个社区居民样本（居民区样本7份，旅游区样本8份），年龄在20～60岁之间，男性5人，女性10人;10份游客样本，年龄在18～50岁之间，男性5人，女性5人;3份政府官员样本，其中，综合执法局1人，旅游局2人，两单位均为面向非正规就业的职能部门;正式部门人员3人，其中，酒店经理1人，景区负责人1人，工作人员1人考虑到受访的官员、正规部门从业者本身就是本地人或长期生活在案例地，文中剔除了重复的部分，仅列出能够显示其群体特性的叙事本文所谓官方叙事，主要是通过对政府关键人物的访谈、政府公告、文件等了解政府对非正规就业的态度，出台的治理措施及其治理效果2.2 非正规就业者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