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熙洽古周村.doc

人文熙洽古周村郭学宝 周村曾名长桥，距晋城25公里，1997年12月晋阳高速公路建成后，距晋城仅16公里，是晋城西陲第一镇，号称“古兾通衢”、“行山重镇”其始建无考，惟《金史》曰：“晋城镇二周村、巴公镇西城门外孝侯坪有晋平西将军周处墓，因此有人以为这就是周村一名的来源而清代西吕匠人秦百里作《周孝侯墓》诗曰：地是周村名，村有周处墓首邱在荆溪，此墓似有误马革裹尸还，讵能纡其路？或者从军人，招魂衣冠附墓前古祠荒，阴森锁夜树时有寒鸦栖，长夜啼晓露我来展遗像，威灵犹如故力能除三害，名在一死赴丰碑古道旁，过者多感慕日慕天雨来，如闻英风怒诗中指出“此墓似有误”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泽州学生梁寀撰《泽州周村镇重修庙祀记》载：“以天下势观之：山右为燕京右臂，教化首善之地也人文熙洽，科第相望，语泽士之杰且多者，以镇为最焉故居官以清操自砥若卫吏部；抚民以宽和见惮若阜城伯；政洽两邑若李神木；爱遗二郡若范擢州；家食以文章气节砺若玉成考表表风猷茂著者也他若张从事之庐墓忆亲；梁贞女之死一从夫野老巾帼，天经地义之教，轻尘弱草之不惜者如是其一乡之中，重礼义、尚廉节、相友相助、相亲相睦者可见也《说文》曰‘忠信为周’，镇以‘周’名，志偌厚也。

区区子隐之迁善改过，为镇之光，直馀绪尔也同样用一大段事实推理否认了周村因周处而名的观点周村在古代即为泽州通往晋南这条道上的通衢大镇镇西堡口的咽喉阁即因此得名，其门首内为“古兾通衢”，外悬“连行接沁”四字阁旁北侧金龙四大王庙中，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司助撰《创建金龙四大王庙记》称：“此镇也，左补京洛，右□浦连，北捍云塞，南连中原，乃太原之喉舌，河内、河东之关□（疑缺“津”字）也”而镇北东岳庙中的《泽州周村镇重修庙祀记》则说它“当秦、晋、魏之交，东逾桃固、西陟东乌，南越开井止於斯，往来於斯，亘古今之达道也其四周“太行、王屋、析城诸山，献嶂烈屏”，因而“以镇表识，泽雄三晋，而镇实一郡冠”这种优越的地理区位环境，使周村成为古代三晋大地的商业重镇之一从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碑碣记载看，周村有大小店铺、商号七百余家，其中除了中途易名、隔代互名等因素，而存留下来的店号，至少应有六百家之多这还不包括历代浩劫（含文革）所毁掉的文字记载商业的繁盛，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居民的富庶，因而出现了“家诗书而户丰瞻”的局面由于周村人历来受“唐虞化洽，涵濡寔深”，所以在富庶的生活环境中出现了“大家子弟弄文墨，其次亦复跨弓刀”、“驱儿市上买书读”、“家家门户争相高”的良好社会风气。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司助撰《重修玄帝庙序》记：“况镇董蒸唐虞之化，涵濡尧舜之泽，科第云仍于先朝，艺苑接踵于奕世，家诗书而户丰瞻这种优良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清咸丰辛亥（公元1851年）解元张士达撰《重修奎星楼记》载：“自明迄今，科第相望若项城令李荣（正统丁卯〈1447年〉进士），吏部员外卫邦（成化壬辰〈1472年〉进士），阜平（后缺字若干），（掖县）令梁肯堂（顺治丙戌〈1646年〉联捷进士），教谕范莛（康熙乙卯〈1675年〉进士），（盂县训导）郭俊基（道光乙酉〈1821年〉进士），直隶州判郭廷彦（道光乙酉〈1825年〉副榜），载在邑乘，历历可稽这种绵延不断的文风，延续到清末民国时期，出现了号称“山右第一才子”的郭象升郭象升生于1881年，字可阶，号允叔，晚号云舒、云叟，现代山西著名学者、教育家和藏书家其家世居周村“旗杆院”父亲郭焕芝，同治十二年（公元1886年）举人，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其兄郭象恒，光绪间举人，官潞城知县其弟郭象蒙，自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起，先后任解县、稷山、河津、荣河、洪洞等县县长郭象升，排行第三，自幼聪颖，深得父兄宠爱，赋名象升，字可阶，隐寓“天可阶而升也”之意。

其年稍大，即拜沁水名进士贾耕为师第一次乡试，因僻典充于文词，试官不解其义，未能考中，他因此看清了考官的昏聩，萌生了兴学育人的念头，遂放弃功名，到高平崛山设馆授徒二十二岁时，又“以贫故，北出雁门，应浑源学堂教习之聘”，在那里待了二年1906年，经举荐入山西大学堂中斋学习他思想开放，关心同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同学武绍先、庞东生共同创办了山西第一份私营报纸《晋学报》，并担任主编，以“发扬旧学，启迪新知，唤醒国魂，以振风化”为办报宗旨，并附设《晋阳白话报》，以提倡白话文此报后来成为山西同盟会会报，为当时山西青年的觉醒起了积极的作用同年12月，他还与刘懋棠、冯济川等筹设并创办了“山西公立中学堂”1909年，郭象升考中己酉科拔贡提学使汪贻书看了他的试卷《崇文名流论》，惊叹不已，在其试卷上批曰：“于一千八百人中得此一卷，令人惊叹欲绝誉称其为“劬学之士”，保荐为“硕学通儒此后入都考取了学部七品小京官，在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担任国文教员民国初年，郭象升先后被任为山西优级师范学堂教习、山西医学专门学堂监督，民军通志局局长，山西大学校历史、国文教员等职，在山西文化教育界颇负盛名1916年9月，郭象升担任山西大学文科学长，为配合教学，他发表了《文学研究法》一书，为国内学者称许，誉其为“山右第一才子”、“中国古文殿军”。

郭象升祖居“旗杆院”，共有院落十八进，是周村颇具规模的清代民居建筑群，可惜至今仅留五院其中，“西园”在解放后，一直为周村小学利用至2001年位于周村西门外的郭氏花园绿芸坪，亦名宜西园，是一处颇得佳趣的北方私家园林，至今围墙依然，门廊尚在，院中地上的石雕禽兽和花池仍保留昔日风貌，而园中大厅及曲径拱门已毁据周村一些老人回忆，旧社会里，每逢春暖花开季节，郭家的太太、小姐们就坐着轿子，从圪台上（即旗杆院）前往花园赏花，在那里一住就是月余花园中正北为一标准四合院，供赏花的主人居住院外正中为过厅，是主人赏花期间接待宾客的地方东南、西南的小院中，则是下人们及花园管理者的居住地园设两门正门开在东南巽宫，门首书“绿芸坪”三字，未署书人及时间；东北艮位开拱券式洞门，上书“宜西园”，右上款书“光绪癸巳（公元1893年）年菊月榖旦”，左下款书“文玉卫瑍题由此可知，园建成于公元1893年，距今已有110年历史，而门额应为同一人题写郭象升祖居旗杆院和花园是周村“民居星落”中的一粟，其余古民居虽然大多改易了风格，但南门和北门地区，尚保留有大片明清四合院比如明末鸿胪寺序班范锵祖孙世居的宫上院，以及张桃喜现住的明代四合院“俊德厚”院、北门旗杆院东侧侯家院等。

这些院落，配以威武的明代虎城，以及城东南角的奎星楼和城北的东岳庙，城东的东佛庙，正南南岩的玄帝庙，城西南孝侯坪的广福寺，共同构成了一个古建文化群落，其历史文化价值，远非块砖片瓦所能表明关于周村城池的规模，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张士达撰《补修东南城隅碑记》记载：“本镇居凤邑要冲，旧有城，形似虎锯，俗名曰虎城周三里一百九十五步，墉高四丈，睥睨六尺四正各闢门，而水门介南城之西偏峰峦层抱，河水周环，仡仡乎一方保障也中国城池始于何时？《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鮌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村镇置城，始于何时，由于笔者资料有限而无从查考据周村居民传说，此城是周处战殁之后，晋武帝为偿其冤而拔款赐建于此的当时，朝中有一大臣，祖籍山东周村，谎称周村是彼而非此，武帝遂将赐币给予山东周村不久，有大臣奏称其误，武帝又二赐于此关于此事，《晋书·周处传》是这样记载的：“……遂力战而没追征平西将军，赐钱百万，葬地一顷，京城地五十亩为第，又赐王家近田五顷诏曰：‘处母年老，加以远人，朕每念，给其送药酒，赐以终年’”传中并未提及赐建城郭之事因此，这种传说显然是不可靠的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户科给事中杨时化撰《明故鸿胪寺司仪署署丞范君暨配卫氏李氏合葬墓誌铭》记载：“戊辰（公元1628年）予丁太孺人忧，君在京。

是冬卢簿都城时承平久，武备弛，公私寡积贮一旦逆虏犯顺，城门闭三日即已岌岌，民间至破，梁柱木器为薪明年虏退，君叹曰：‘句胪小臣，不足为国家有无，有不腆先人之田庐在，安事逐逐花星柳露间乎？’於是告病归，归而不复出岁时伏腊，具村中戚友，为酒食相呼召未己，秦寇渡河时方震邻，君首议筑城周村故有城而圮视诸故府，有礼在是，合旁近诸村落同筑者，急则入保乃诸村落惮於征缮，不肯至君独输三百金，率村人修筑功未讫而贼至，乃取扉几木片以当堵孰守孰饷，虽生未见敌，而鼓舞有方，能使壮勇乘城者不复反顾贼凡聚众数次而不能得志以是旁村多被屠掠而周村独完如果说郭峪、黄城之城，建于明末农民大起义时期，那么由以上这段记述可知，周村虎城的建设，应当早于这一时期有关记载，我们还可引据梁寀在《泽州周村镇重修庙祀记》中的记载：“暨石勒、慕容永僣据，金粘没喝位没闰於宋，岳武穆义旗北指，镇之梁兴筑岩响应人心敢於叛金者，乃不忍变於夷也通常以为，这一记载是说梁兴率太行忠义社将士漫山筑寨，抵御金兵一事，而梁兴敢于率众抗金，难道不会劝乡人修筑城池以自保吗？这一猜测，仅限于猜测，因为1999年拆毁西门时发现，大量的城砖表面刻着“公”字，这就否认了民间兴修的可能性。

而什么时代又会兴“公”筑城于此呢？从张驭寰著的《中国城池史》中得知，“古代城池，起初之时，是为人们聚居而发展的而张士达撰《补修东南城隅碑记》则说：“守险固国，则象取诸坎；重门待暴，则义取诸豫盖作《易》者之有忧患，而其为天下后世虑至深且悉也这种“重门待暴”的心理，使人有了设险自御的行为但是，群居而处的人类在形不成一定规模时，决不会营城筑室以自御在张七达的同一篇文章中记载：“明际流寇之乱，屡攻未陷，全活人命者约十余万惜其创始碑碣，经兵燹之后，毁裂无稽迄於今，惟慎公范君之重修石巍然独存，乃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十一月立也里之人，览其遗迹，犹往往坠泪云：‘第百余年来，颓垣残堞，日就荒芜’咸丰丁巳（公元1857年）夏，先君子与司晓峰、司玉琛诸公，感粤匪前窜，垣曲邻壤，平潞各属，蹂躏几遍爰按籍决志更筑，经营倍至，寝食匪遑，乃工甫过半，先君子忽病作，虽抱痼垂床，复以缮修未竟为憾维时诸公督理益勤，孳孳无少懈越来岁季秋，土功（工）以竣，而先君子亦寻病终矣然而补葺之余，旧基易坏，洼下之地，众流毕归去秋阴雨连旬，其东南城隅被流潦浸灌，忽坍塌二十余丈，而又东城垣之近河者，亦形崩裂晓峰先生患之，邀予与范亩桥、范成惠诸公计曰：‘城颓矣，可若何？’予曰：‘今兵戈扰攘，乱方未厌，城之不完，民将安附？《子舆子》有云：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诸公勉乎哉？’然比岁凶荒，民多菜色，今日之城，视畴昔倍艰，非闻之县令，恐众志未协虽任劳任怨，无益也爰乃度地势之广狭，计工费之多寡 ，按其情形，联名具禀我县慈亦以邻省未靖，随示钧谕，饬各努力捐输，以资捍患于是择居民中少有力者，次其甲乙，捐钱二百余贯；又分别商贾大小，捐钱一百八十余贯，统计钱三百九十贯有奇选吉今岁六月十六日工始，人情踊跃，鼛鼓弗（沸）勝（腾），浃辰者四而城遂焕然改观焉或许就是在这次修缮中使用了“公”字砖吗？周村虎城设东、西、南、北四门，加上西南角上的水门，共计五门五门之中，唯南门至今完好门首悬张士达写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金汤巩固”四字；内书“凝瑞”二字西门于1999年扩建街道时拆毁，门首悬凤台知县刘端题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的“行山重镇”四字北门和东门早毁，据村人回忆，北门内书“藩垣”二字，外书失传；东门外书“丹水名渠”，内书失传其西南水门外悬朱樟题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十一月的“固圉”二字，内悬张德崇书于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的“守望”二字从这些题刻基本可以看出周村虎城在有清一代，始终没有间断过维修，而其毁坏时间，则是在抗日战争至上世纪末 据周村一些长者回忆，北门是日机投弹炸毁后，在原址用其砖材建了个炮楼（雕堡）；东门则是在社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