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宪政思想研究论文 .doc

张君劢宪政思想研究论文张君劢宪政思想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自由与权力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为这一问题所困扰被台湾学者尊称为“宪法之父”的张君劢坚信“人权为宪政之基本”，在其研究、鼓吹宪政的过程中，贡献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强调个人与国家俱要并重，政府权力与国民自由求得平衡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有屡屡迁就甚或屈从，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每每落得无奈的结局关键词：自由权力宪政思想演变张君劢从政治学到哲学的转向，可以说是他一生思想中的重要分水岭 “去了一个政治国，又来了一个学问国”，张君劢由此开始了他的“学问国”和“政治国”的循环交替的人生20 年代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他“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政治史上都有其重要的地位就其学术方面看，他创办过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当过北大和燕大教授，是 1923 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 1958 年《文化宣言》的发起人，先后有《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 、 《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 、 《明日之中国文化》 、 《立国之道》 、 《新儒家思想史》等重要论著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重镇。

从政治方面看，他早年曾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 30 年代起又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过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是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起草过 1922 年《国事会议宪法草案》和 1946 年《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前者成为曹锟“贿选宪法”的蓝本；后者经过修改后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底本因此，张君劢也被台湾学者公认为“宪法之父”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十分复杂而又相当重要的人物，在晚清和民国年间无论是政治界还是知识界都极负声誉作为当代新儒家开创者之一，他始终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国家的现代化殚精竭虑，呕心漓血，积极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同时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他一生为宪政奔走呼号，以实现宪政为鹄的，不仅起草和促成了“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法，而且一生信仰宪政，研究宪政，鼓吹宪政， “对我国宪政之实现有不可磨灭的功劳”，[①]是“近七十年中，于立宪制宪行宪方面”“贡献最多之一人”，是“民主宪政方面的南辰北魁 ”[②]就出身、性格和文化背景而言，也许张君劢更适宜做一个学问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不一心一意从事学术研究，而把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政治活动，是其不明智之举，也是其事业的不成功之处。

作为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由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缺少根基和生长的本土资源，张君劢在政治上的努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或者可以说他的主张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 “对于张君劢说来， ‘学问国’的开辟也许正构成了对在‘政治国’中施展抱负所无从规避的种种权谋的牵制，而德性的陶炼对权力意识的羁勒甚至已经注定了一个书生政治家日后的败绩 ”[③]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个不无书生意气的政治家被共产党宣布为最后一名“头等战犯”，遭到通缉，成为一个“学问之独立王国”中探寻儒学复兴的海外逋客，开始了漂泊的流亡生活实际上综其一生，张君劢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贡献远大于学术研究的贡献，他有理想，有勇气，但却不谙于权术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制定和实行国家宪法与建立有权威的议会，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人都要热情、执著，为此奉献了整个人生 ”[④]“张君劢一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记一私名利”， “张氏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张氏参加议宪，有所贡献；在张氏，可谓学有所用，在国家，可谓实受其惠”[⑤]遗憾的是，张氏的宪政思想无疑是失败的，这当然不是理想的过错，而是再次印证了在中国宪政的实现从来就不是朝夕之功。

但是他所贡献的宪政思想和实践活动仍然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闪耀着不朽的光辉一、保障人权：宪政理想的理论支点宪政在西方以保障个人自由、限制政府权力为出发点，是社会、文化自然演进而来的， “是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期到的后果”，[⑥]它不是预设用来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工具，而是由个人自由出发、衍生而来的一种价值理性而在中国，宪政是舶来品，是 19 世纪下半叶先进的知识分子求强求富、救亡图存的功利性动力的促使下，在不具备发育土壤甚或排斥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刻意追求的结果在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断裂时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改变特别是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动，引发了新与旧的冲突和无序混乱的社会动荡，使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肇端的近代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19 世纪的 70 年代，早期的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已洞察到清政府所谓洋务运动的弊端甚多，西方的强大不仅仅在于船尖炮利的器物方面，其“本”“体”更在于制度或者精神层面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从器物转向了制度，特别是 1904 年日俄战争后，知识阶层认为是日本“立宪的结果”，于是“群信专制政体国不能自强”， “颁布宪法，召集国会，成为社会热烈的呼声”。

[⑦]可以说近代中国从关注西方民主那一刻起就始终把目光首先投到了“宪政”上，由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最深切的关怀是他们实用地接受西方宪政最为重要的思想动力[⑧]显然他们并不清楚，尽管西方宪政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但是从保障人权的宪政精髓来说，宪政与国家的贫富、民族的强弱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价值上也是不能相互替换的[⑨]他们仅仅以朴素的热情，抱着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目的，对西方的宪政经验和学说进行系统的介绍，随之，中国思想界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立宪思潮作为立宪派巨子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张君劢自然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君劢的立宪主张从他撰写第一篇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起就不曾发生过任何蜕变，但他的生命格范——它为立宪主张注入并非一成不变的内涵——的贞立却并不能早于 1920 年 ”[⑩]但是，20 世纪上半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宪政概念的理解，大都与民主政治的内涵相联系甚至等同起来 “作为中国青年党的领袖之一，陈启天认为民主政治‘需要一种全国共守的根本法律来确实保障’ ，这种根本法无论成文或者不成文，政府的组织与活动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都要依它而定，所以‘民主政治也可称为宪政’ ”。

[11]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也认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这种说法都过于概括而没有触及到宪政的法治特征和本质内涵当然也有人洞察到宪政与民主政治的微妙差异张君劢认为我们要学习西方，而西方国家进入近代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行宪政他注意到了“欧洲民族建国运动”这一历史进程，指出“研究欧洲历史者，看见德意民族建国之完成，以为只须有民族主义，便可达到建国之目的；须知民族主义，不过建国之一方面，其余则有待于政治组织之改善”[12]他对宪政的理解可谓深邃而独到，认为“人权为宪政基本”，[13]人权“即所以保障全国人民之权利，就是说凡称为人都应有同样的权利，不能说你参加革命，便享有人权，而不参加革命者，便不享有人权因为革命的工作是要确立人权，而非限制人权”张君劢崇尚理性与和平，认为人应当有理性，政治应当是理性的产物没有理性，就没有宽容、妥协的气度和公开批评的精神相反，只有宽容和忍让，才能使政治和思想等方面取得和平的渐进他认为，民主宪政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朝夕之功，而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他反对激进主义革命，而更为醉心于渐进式的改良张君劢不仅备考英美政治思想史，也不断参考和借鉴苏俄等国的现实经验，以丰富他的社会改造理论，对于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冲突和矛盾，他也并非不知道，但是摆在张君劢面前的往往不只是个人自由的价值诉求，在这之上更有国家民族的利益目标。

因此，他往往基于情势的需要，随意抽取自由主义的内容杂糅进去，致使前后矛盾之出、变更之处颇多可以说，张君劢的宪政思想总体而言，学理性略显不足，逻辑也不够严密，以现实需要为旨趣而使之显的工具性显著因此，他的宪政思想也不可避免的呈现出一个似乎断裂的前后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也反映了他对自由与权力的认识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二、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宪政的哲学思维张君劢曾声称，他的哲学思想是德国的，政治思想是英国的所谓政治思想是英国的，主要是他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他对洛克、密尔有细致的研究，尤其对二十世纪初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的学说十分推崇，曾翻译了拉氏名著《政治典范》一书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关于理性、自由、法治和分权的理论，最后清除了上帝在政治领域中的堡垒，打破了专制主义的绝对权威，从而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进而从美国的《独立宣言》 、 《权利法案》到法国《人权宣言》将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思想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进行了公开的宣扬和表达，并与孟德斯鸠的自由与分权思想一起，把自由主义思想的光辉影射到了整个西方，成为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张君劢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便是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密尔《代议政治论》一书的摘译，也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文字。

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主张维护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反对国家压迫，保证政治自由；反对社会习俗和舆论的奴役，维护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张君劢翻译的文章试图为梁启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立宪主张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革命然而也正是这一篇文章对张君劢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使他初步确立起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价值趋向，成为他最终的理想目标[14]正是由于深受洛克和密尔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的影响，20 年代初时值北洋军阀连年混战、 “武力政治”泛滥之际，张君劢就系统阐发了其主张“理性政治”，反对“武力政治”的思想主张他在一篇题为《国民政治品格之提高》的文章中，对数千年中国政治和近百年西方政治的异同做了比较后认为，中国专制，西方民治；中国无宪法，西方有宪法；中国无个人自由之保障，西方有个人自由之保障并把这些差异的原因归咎于“吾以武力解决，而彼则理性解决是已”[15]他分析说，数千年来中国的朝代更换，无一不是最后凭武力解决的正是由于持力不持理，故中国常以一人为主，而以国民为其奴隶理性解决则反是，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些口舌和笔墨，即通过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争取国民的同情和支持。

要使中国不重蹈几千年来治乱循环的覆辙，使民主制度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来，就必须改变“天下是打出来的”这种传统的社会心理，以西方的“理性政治”取代中国的“武力政治”他指出，持理不持力的“理性政治”的核心是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这种以个人心灵、意志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才够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和理性一国政治的运作应以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自由为前提， “夫政治之本，要以承认人之人格、个人之自由为旨归”，一切蔑视他人之人格、剥夺他人自由之举，都应在排斥之列[16]张君劢以人性论作为“理性政治”主张的立论基础，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来观察现实的政治，他认为“政治与人性有不可分离的关系”，[17]人类的共同“本性”在于追求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他说：“真正之理性必起于良心上之自由本此自由以凝成公意，于是为政策，为法律 ”[18]他认为只有实现了个人心灵、意志的自由，政治上人与人的分合才能以政见而非以人为主，人与人的关系才会平等， “决无所谓操纵与网罗”，亦无“利诱威迫于其间”他认为要以“理性政治”取代“武力政治”的条件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党，这个政党不是用来进行议会斗争的工具，也不代表某一阶级和党派团体或者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和民国以来为国民所深恶痛绝的“营私逐利”的政党不同的而以政见主义相结合的“国民政治教育机关”，国民政治知识的发展是政党“惟一根本”，增长国民政治知识是理想政党的“第一要义”。

张君劢所主张的“理性政治”实际上是国家民族的危亡兴衰置于第一要诣但是这也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