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民社会包容度调查报告.docx

北京居民社会包容度调查 一 问题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快速转型的时代，地域的限制逐渐被打破，呈现“流动中国”的发展态势，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外来人口”越来越趋于“不流动”，成为城市化过程中不拥有本市户籍的外来居民作为政治、文化、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了一大批外来人口的涌入截至目前，“不流动”的常住外来人口已占北京常住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强[1]如今的北京正面临着各类异质文化的冲击，在这里，除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外，还有本土的改变农民身份的新市民，更有来自外省市的务工人员以及国内外毕业就业人群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在这里交流、交融、交锋，北京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经受深刻的影响北京也正在以它博大包容的心态融合着各种文化，但在大气污染、交通拥堵、人口过度拥挤等“大城市病”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北京的包容性也正在经受严重挑战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一体化格局的大背景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完成中国现代化伟业的必经之路而国家做出的最新城镇化规划中也强调以人为本，全方位、多角度覆盖全体居民，让大家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北京作为一个世界性城市，不仅对国内居民，而且对世界人民均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北京居民应迎合时代要求，持有一个成熟且有相对优势的群体应当具备的社会心态和责任感，遵从包容性发展的理念。

但是，外来人口的持续涌入在给北京居民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惑，如交通拥堵、大气污染、治安恶化、优质公共资源被挤占等；此外，在大量的外来人口经历了城市化之后，北京居民保留原有社会结构位置的难度在加大，即失去原先结构位置的风险在增加那么，北京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是接纳、包容还是抗拒、排斥，他们如何看待外来者？是新的合作伙伴，还是社会地位的挑战者？北京居民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是与时俱进还是在现实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趋于保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研究拟以北京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开展调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来讲，本研究以深化改革为背景，调研北京居民的社会包容度，有利于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内容，为实现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添砖加瓦同时，社会包容度测量指标的提出和量化研究的实施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社会现实，规范现代国家治理体制，丰富现代化国家治理理论从现实意义上来讲，根据2015年中国重点城市包容度排行榜显示，北京的社会包容度远低于东莞、深圳等沿海城市，净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38%，排在第七位然而，单以净流入人口比重来判断一个城市的包容度显得过于粗浅，以北京居民的社会态度来评定一个城市的社会包容度更具有情理性和说服力，也更能反映社会现实。

本研究将揭示出北京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从而检验北京包容性城市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也为其制定下一阶段的社会政策提供参考，将有利于北京乃至全中国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二 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一）关于包容的引申意义研究包容意味着对僵化和排斥的反对，要求树立起平等、尊重的观念，保证处于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人能够实现权力的共享和利益的分享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包容”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早在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就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强调一种经济社会全面、均衡发展的状态，力求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的同步[2]“社会包容”以其在人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成为衡量包容性增长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叶笑云认为，“包容性”概念的提出与贫困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关，其研究范式大致呈现“贫困”—“社会排斥”—“社会包容”的演进过程[3]蔡荣鑫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认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到权利贫困的研究直接促成了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4]朱云平、陈俊明认为一定包容关系的发生，既取决于包容主体的发展价值和发展程度，也取决于包容主体在一定时期对被包容对象的包容度只有领会这些意蕴，才能正确地理解包容性发展，才不会奢谈“包容”、包容无度。

[5]王汉林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对包容性发展做了更加具体的解读，认为“社会融合”“社会参与”“社会共享”是“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含义[6]，要求消除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与隔阂，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够实现无障碍融合，提高所有成员参与生产和交往活动的积极性，保证物质生产成果的最大化和利益分配的均衡化基于以上认识，包容的内涵有所深化，要求尊重人权，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现状，为其提供多维的平等机会二）包容性城市建设现状研究既然与社会包容紧密联系的是社会融合，那么与此相对立的就是社会分化基于一项关于包容性城市建构的研究[7]发现，当前中国的城镇中存在明显的群体地位不平等和文化异质性扩大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开了城镇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交往距离，两大群体之间缺乏群际交往的主观能动性，进而排斥与隔阂成为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包容性城市的建构面临着重重阻碍马西恒认为当前中国基层社会中存在户籍制与等级制作用下的社区组织形式固化，抑制了对包容性社会政策的需求，甚至可能带来对包容性社会政策的抗拒，不利于社会团结的推进[8]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课题组也通过编制量表，在全国主要城市发放问卷来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包容度做出客观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社会包容基本状态稳定，但还存在贫富差距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外来人口社会融入难、社会救助保障有限等主要问题[9]，妨碍着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王嘉顺从社会心态的角度出发，建构起社会包容度指数来研究厦门市的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性，研究发现城市中产阶层对外来人口的态度整体较为包容，但不同类型的中产阶层之间差异明显，这与不同类别的中产阶层的产生背景及嵌入的政治经济结构有关，这为我们认识社会包容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很有借鉴意义总体来说，我国整体的社会包容度较高，但是不同阶层间的内部差异较大，而且限制包容性城市建设的不利因素较多，需要得到各方的关注和重视三）包容性社会的建构策略研究在提倡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同时，不同学者都对建设包容性社会的重要意义和行动策略进行了探讨马西恒认为建设一个包容的社会需要以基层社会组织为基点，通过政策调整和社区动员，重建基层社区的组织体系，实现居民权利的均等化[10]文军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具有“个体化社会”的特质，以往关注大多数人的权益的传统社会政策开始面临着挑战，必须增强社会政策的包容性，以关注更多的个体或少数群体实现社会政策的包容化，必须做到关注更多异质群体的利益，对弱势群体进行赋权，此外，还应积极发挥社会工作在这个领域的作用[11]高红以社会质量理论为研究视域，认为社会包容度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制度因素。

建设包容性中国，需要以包容性政策的构建为基础，即以公民权作为社会政策建构的价值基础，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强化社会政策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建立健全弱势群体的政策诉求表达机制[12]刘述良认为应该通过优化我国的顶层制度设计，推动政治领域的包容性治理、社会领域的包容性互动、经济领域的包容性增长、文化领域的包容性创新协同发展[13]综观现有关于包容性社会构建策略、措施的观点，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都是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从宏观架构、制度体系方面提建议；很少有关注具体现实，提出通过动员社会民众和民间组织力量协同提升社会包容度的见解总之，近年来，开放包容、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等提法，依次推陈出新，日益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其中的“包容”一词，更是成了许多文献争相关注、不断翻新解释的重要题材但综观已有的研究，经济学视角从包容性发展的角度出发，探寻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新途径；政治学视角从人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角度进行研究，强调包容性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心理学视角从人的心理包容等角度展开，关注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三个视角的研究文献可说是汗牛充栋，但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社会包容，特别是研究社会包容度的文献寥若晨星，因此，站在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的视角，以社会心理学为向导，研究普通民众的社会包容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 研究设计（一）核心变量的界定本研究主要是为了测量北京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现状重点以不同社会角色作为参考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和包容度指数研究，致力于发现不同特性的北京居民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度差异，进而揭示北京居民的整体社会包容度本研究以先赋性社会角色、自致性社会角色与中性社会角色为参考变量，分别探讨不同社会角色北京居民的社会包容度其中，先赋性角色包括年龄、性别、民族等，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民族的北京居民的社会包容度自致性角色包括文化程度、职业、居住年限、月收入水平、政治面貌等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地位、不同居住年限、不同的月收入水平、不同政治面貌的北京居民的社会包容度中性社会角色的变量介于自致性和先赋性之间，包括居住地域，主观阶层判断等这一部分主要研究不同居住地域、不同主观阶层判断的北京居民的社会包容度此外，本研究的关键变量是针对北京居民社会包容度的测量在测量时建构了一个社会包容度指数，它包含了6个询问项目，而每一个询问项目使用李克特量表区分态度差异并进行相应计分这6个询问项目分别是：①外来人口抢占了我的工作机会（抢占工作机会）；②外来人口导致治安状况恶化（恶化治安状况）；③外来人口导致城市环境恶化（恶化城市环境）；④外来人口最终应该返回其家乡（户籍所在地）（应当返回其家乡）；⑤外来人口不应该获得我们这个城市的户口（不应获得户口）；⑥外来人口及其家庭成员不应该获得本地居民所享有的权益，如养老、医疗保障、未成年子女到本地公办学校上学等（不应享受权益）。

态度差异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说不清、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计分为4分、3分、0分、2分、1分个人社会包容度指数的计算方法为：6个项目得分的平均值除以最高社会包容度赋值“4”再乘以100得分越高者越倾向于对外来人口持有包容的社会态度，得分越低者越倾向于对外来人口持有不包容的社会态度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测量北京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具体利用调查问卷进行测度，问卷一共设计了18个问题，分为2个部分：前一部分是社会包容度指数的6个询问项目，包含6个问题；后一部分是被访者的基本信息，包含上文提到的各项参考变量，共12个问题本研究主要实行抽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首先在北京市16个区县随机抽取3个区县，其次在每个区随机抽取三个街道，再在每个街道随机抽取三个社区，最后在每个社区按配额抽取36个样本，男女比例按1∶1进行问卷调查，样本具体包括20～40岁、41～60岁、61岁以上的北京户籍居民各12位具体操作过程如下，第一步，随机抽取了东城、朝阳和通州三个区，东城抽取了崇文门外街道、东花市街道、东直门街道，朝阳抽取了亚运村街道、大屯街道、八里庄街道，通州抽取了北苑街道、潞城镇、永顺镇；第二步在每个街道抽取3个社区，共27个社区，每个社区随机36个北京户籍居民，共计972个居民。

相应的总共发放问卷972份，回收有效问卷892份，有效率为91.8%调查结束后，本研究选用专业数据分析统计软件SPSS21.0对892条有效数据进行处理，并根据包容度指数计算公式得出了所有样本整体的社会包容度指数软件运用具体包括描述统计与交叉列联分析三）样本基本情况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整理，男性占42.4%，女性占57.6%；年龄段，35岁以下的占17.5%，36～45岁的占23.2%，46～55岁的占19.5%，56岁以上的占39.8%；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的占14.9%，中专或职高的占13.7%，高中占21.9%，大专占24.4%，本科占21.2%，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