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对国家执政安全的作用.doc

宗教文化对国家执政安全的作用 宗教文化对国家执政安全的作用预读: 一、以宗教信仰为突破口,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范畴进行引导转化,是稳定社会秩序、保障执政安全的有效途径宗教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架构起合理性的解释力,制定了组织的规约仪式和行为准则,要求信众依照戒律而行,调控与统摄着信众间的繁缛关系,也发挥着引导信众的信仰导向作用.宗教的教规教律对于其信徒来说,是具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至上性,“一个皈依宗教的信徒,凡事都得按宗教的教义和戒律来行动.任何与之相背离的言行都被视为亵渎与叛变,并常常在违规者的心中引起深重的罪感与忏悔.违背这些戒律,不惟要受到谴责,而且还要受到惩罚,严重的还会被逐出宗门”［2］.于宗教徒而言,宗教信仰具有神圣的敬畏感,因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虔诚性.宗教教规作用的发挥,不仅仅依靠宗教组织强制性的规约,更主要在于信仰者对宗教的神圣性及其预言性的坚定信仰.现代社会学家也普遍认可宗教具有社会整合、社会控制与心理调适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政治、社会生活、社会秩序产生较大的影响.宗教信仰作为宗教信徒共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超越了世俗社会阶层、身份的限制,使得信徒自觉自愿地放弃自我愿望而皈依群体目标,形成认识的融合而消解了异体的争端,构成和谐的共同体,维系社会秩序的齐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另外还有一些不成体系的民间宗教和具有宗教性质的民间信仰.这些宗教信仰大多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与主流意识有着相似之处,在维持与稳定社会秩序,保障执政安全方面成为重要的支持力量.如基督教所倡导的“爱人如己”的教义、伊斯兰教“行善止恶”的律条,佛教的“慈悲”观,在客观上宣扬了公正、平等的思想和遵守法规戒律的行为规范,与社会主义法制文明所倡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遵纪守法的行为准则相一致,可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促进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提升社会主义的文明程度.佛教所倡导的“宽忍”、道教所言“贵生”、伊斯兰教所谓“中道”思想,都体现着包容、仁爱、公正等理念,可以提醒信徒自觉约束自己,减少及不去损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尽管宗教信仰与法律道德并不等同,但这样的信仰在谋求合作的过程中逐渐产生行为的规范,这样的规范作用于社会,进而演化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习俗,从而使社会秩序通过人的社会化得以制度化.“宗教不仅是制度的基础,其就是一切制度的代表.一方面当某种制度未成型时,宗教行使着制度的具体的职责;另一方面宗教通过这一功能成为制度产生的基础之一.”宗教正是通过这种信仰的力量而完成了对信众的精神改造,使之自觉自愿地遵从于宗法的约束与支配,形成有序的社会.这种井然有序的宗教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契合.政治文明可以将宗教的“他律”引导转化为公民的自觉“自律”,借此调节人们的行为,将宗教信仰纳入政治文明的范畴,以利于维持与巩固社会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曾指出当前部分党员存在着“信仰的缺失”.其实,这不仅仅是党员存在的问题,当前的许多民众都存在着“信仰的缺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是精神信仰却急速滑坡,金钱成为主导的价值观,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社会的秩序,尤其是精神世界的秩序.宗教以特定的神圣的观念将不同身份的民众整合起来,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体,以其对超自然的崇拜以及各种精神祭祀的信仰,增加了信众的敬畏感和威慑力,提高他们尊崇规则的自觉性,进而增强社会的稳定性.对此特殊信仰加以正确的引导,将其恰如其分地纳入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大潮中,建立起宗教的统一战线,可以增强社会秩序的安定,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提供政治保障.二、以宗教道德为导引线,从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域进行协调提升,是稳定社会秩序、保障执政安全的可行方式宗教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密切联系而存在的精神文化现象.在宗教发展史中,宗教道德作为宗教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宗教的立教之本.宗教道德是宗教权威用宗教方法论证,借助于“神”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戒律等,构建出的与其教义相吻合的价值体系,并以此来制定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宗教道德是“将社会中形成的道德以及社会的其他一切基础加以神化”［4］.可以说,宗教道德其实是在世俗道德的基础上广泛而普遍地接纳了社会道德的基本内容加以神化而形成的价值体系.这样的价值体系,因为具有较强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而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宗教道德在宗教世界中规范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约束着宗教信徒的行为,保证着宗教体系的和谐圆融.如佛教中的“五戒”、“十善”、“十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对待外物的视之若己,体现了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道德内涵,基本上是道德修养的问题.基督教中“摩西十诫”的后五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妻子和财物.这些戒律以宗教契约的形式告诫世人,应该在自己内心世界里面,确立起遵守律法的信念.而遵守律法本身,就是作为道德的担当,是道德的责任.道家提倡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善人如水,利人一切”、“返璞归真”、“清心寡欲”等理念,从维护人伦和谐的关系,教化人要诚实守信、抑恶扬善,行善积德、助人为乐;同时应适当节制个人欲望,不为外物所累,不为欲望所烦,在客观上实现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深水区,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精神、道德、价值观念受到质疑,甚至在悄悄地嬗变与重组.人与人的危机、人与自然的危机、人与社会的危机、国家与国家的危机层出不穷.人们常常在纷扰喧嚣中迷失了自我,或者在快节奏的生活压力下困惑犹疑,更有甚者被仇恨的怒火冲昏了头脑铤而走险,带来社会秩序的失衡.当然,这样的失调、紊乱现象是现代多元思潮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也给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思想理念带来了挑战与危机.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与创新,正是精神文明建设所承担的历史的当然责任.宗教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信仰,其中所承载的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一定的层面上存在着共通性,是架构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因素.当然,宗教道德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也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如何看待和引导这种差异,是处理宗教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只要宗教道德在其精神取向上能够与当代核心价值观保持同向性,能够服务于社会建设的大局,借助于宗教道德中灵悟守心的精神教义和价值信念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个人修养和社会道德,来引导、激励和提升当代社会世俗伦理的健康发展,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能够起到一定的慰藉作用,也是保障执政安全的可行方式.当然,借助于宗教道德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宗教.宗教文化中毕竟存在部分唯心主义、先验主义的偏颇理念.这些偏颇理念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背道而驰的.积极引导宗教文化中的正能量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就是要消解宗教文化中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同时引导和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以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充分构建,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保障执政安全的实现.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全国协会名誉主席丁光训曾经指出的,“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涉及了方方面面,但有一个方面非常重要.这就是各个宗教都有它的伦理道德的内容,这个伦理道德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是一回事,但可以殊途同归”［5］.殊途同归,就是探究宗教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的相同相似之处,并且将宗教文化引入伦理道德的范畴,实现道德修养的提升,完成个人的情操升华,进而推延到社会层面,固化社会秩序,稳定执政安全.宗教道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藏的信仰精神和长期积淀的丰富文化内涵,是我们进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从中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来看,宗教道德为了提高信众的品格,大多自发或者自觉地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尽力汇通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民间信仰、民族心理,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存在异曲同工、和而不同之处.于浅表层面而言,这种平等、仁慈、友爱、诚实、宽恕的人道主义观念对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作用;于深重层次而言,宗教道德所倡导的利他主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利他主义行为的实施,使社会个体在主观上获得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满足感,这就能够在个人道德修养提高的同时,又高扬了社会道德情操,提升了社会道德水平.社会总体道德水平的提高,必然造就融洽和谐的社会氛围,可以促使社会安定,巩固执政安全.三、以宗教生态观为切入点,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层面取舍扬弃,是稳定社会秩序、保障执政安全的外部支持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次生产方式的转变.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依,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以获得人类的“诗意地栖居”,求得人与自然的共处共融.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与自然相对抗之后的深刻反思,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的重大进步.生态文明就其内涵而言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生态行为文明三个层面.其中,生态意识文明决定着生态制度文明、生态行为文明的走向;生态文明制度和生态文明行为又可以促进生态意识文明的强化.在各类宗教文化中,自来就存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出人与自然应该相互顺应,只有遵守自然规律的运行法则,才能与外界和谐相处.《圣经》指出,“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叫他耕种,看守园子”,就是强调人有责任像园丁一样保护自然环境,善待自然,而不是无度地向自然索取.这些宗教生态观与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政策不谋而合.经济的发展依赖于自然环境,环境的关键在于资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面对资源日益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因此,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生态整体功能存在下降态势,这些都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资源相对紧缺的形势下,有限的资源集中于部分占据优势地位的个人或集团之中.为了尽可能大的获取资源,原本的需求者或者放弃资源转而他求,或者采用种种潜规则以获取利益,随之产生的就是经济秩序的失衡,导致社会秩序的失衡,进而危及执政安全.正如莫尔特曼所指出,“文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社会的正义而不是经济力量的增长,如果没有对自然环境的公平,则不能实现社会正义;同样,如果没有社会正义,则不能实现对自然的公平”.当自然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受到质疑,产生的后果必然是自然与社会的紊乱与失调.所以,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层面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保障执政安全的重要的外部支持.树立生态观念、培养生态行为、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国综合发展的当务之急.借助于宗教文化中的既有生态观念,培养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意识,就是当前的一条既简单又便捷的可行之路.恩格斯说:“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宗教生态观往往将个人、自然、社会融为一体,作为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看待.关爱自然,就是关爱自我.从人性的视角激发其个体内心深处的自觉的参与意识,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总体和谐,从而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圣经》中《传道书》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道教有言“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太平经》说:“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这些经文都蕴含了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思想,强调“天人相应”、“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