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管理中的机械主义倾向探析.docx

现代大学管理中的“机械主义”倾向探析 摘要：随着目标功能和人员群体的日趋多样化，现代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在对功能结构复杂的现代大学管理中，存在着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简单化管理现象，其实质是机械主义的管理思想和模式在大学管理中的体现这种管理模式能够在一定时段内取得一定的管理效果，但从长远和整体上说，其负面影响亦不可小觑关键词：大学管理，量化指标，大学教师机械主义亦被称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是“以形而上学观点去解释世界的唯物主义学说”，其核心是“以纯粹力学观点去解释自然界、人和人的认识论问题”[1]孤立、片面、静止是机械主义思想的核心在现代大学管理中，由于大学的功能、地位、组织结构等日趋复杂，能够以某种相对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模式，求得最大或最快见效的管理效益，成为若干大学管理者的梦想和追求，以精确的量化指标为核心的机械主义管理模式，遂逐渐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现代大学的管理之中在我国教育理论界，教育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争论，尽管至今没有定论[2]，但争论的过程对厘清“教育是什么”以及“教育应该是什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作为一种“人为、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人，而人是一个开放性的、不可简单限定性的存在，从而也就意味着教育的开放性、不可简单限定性”[4]。

由此可以看出，“人”是教育的核心大学是教育的一种形式、一个阶段，除了具有教育的一般特性之外，还因其“主要从事基础性学术研究、培养较高学术水平的人才，是国家与社会的主要学术中心”[5]，使大学不仅需要且应该关注“人”，还需要关注以探索未知为目标的研究使命培养“较高学术水平的人”、从事“基础性学术研究”，都需要借助较高的专业学术力量，且都强调过程和结果上的差异性，这就使得追求大学管理中的有序，难度较普通教育更大作为“智力高度密集的非营利组织”[6]，大学因自身不具有创造可见产品的能力，从而导致了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为了存在与发展，需要得到当权者的“特许”保护；同时，由于大学在“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7]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使大学在很长时间内具有与教堂相似的特殊地位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因为在知识探索、人才培养等方面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优势，大学完成了从社会边缘向社会中心的转移；与此同时，国家和社会对大学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期待、支持和干预，大学越来越难以自主决定自身的发展，“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8]，其结果便是“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学术独立性的标准已不复存在”[9]。

导致大学失去“学术独立的标准”的外部力量很明显，如拿破仑曾令法国传统大学在一夜之间消失；但大学自身主动或被动的权力让渡，可能发挥了更明显的作用虽然“任何明智的管理层”都不会希望“通过牺牲不断的辩论和创造性探索”，获得“集权化指令性”的“团结和统一”[10]；但学者们“近乎无政府状态的”学术自由，确实难以保证大学短期内的效应与效率以定量化指标为核心的精确化管理模式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现代管理科学的日臻成熟，而且可以在短期内帮助大学管理者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即将适用于成本控制、财务管理、市场销售等领域的精确化管理策略，迁移到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现未知世界为基本使命的大学校园内，通过精确的定量化指标，管理那些“才智超群、想象力丰富的人”，促使他们能够在一个规定的时期内，向着一个共同的精确目标，做出精准回应为了说明这种共同的精确目标所能发挥的作用，此处特选国内S大学在三个不同时期对教师科研工作的要求规定，以资为证1984年：教师的年工作量不能少于1680小时，其中教学工作量一般不少于1120小时；凡不承担科研任务的讲师和正副教授，每年至少应完成1400学时的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的计算，是指完成年度研究计划所必需的调查研究、方案论证、各种设计、研究试验、上机计算、撰写论文、科技文件材料整理归档、成果鉴定、成果推广、技术后勤、课题组长组织工作等基本学时数[11]。

1992年：讲师以上教师每年应完成1240学时的教学工作量和300学时以上的科研工作量；不承担科研任务的教师每年应完成1520学时的教学工作量其中，对正、副教授的科研工作量要求是：每两、三年在国际或国内一级学术刊物或国际性、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发表(或宣读)一篇与自己职称相称的论文；或取得一项科研成果(包括设计新实验、研制实验装置、编写新教材、教学参考书、专著及教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12]2013年(A学院对教学科研并重型副教授的岗位要求)：每学年完成不少于4门次128学时的课程教学任务(其中本科生课程不少于1门32学时)；每年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1篇，聘期内(三年)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4篇；聘期内主持省部级基金项目1项，或独立出版个人专著1部，或以第一作者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或科研成果奖1项，或以第一作者(SSCI通讯作者)发表B类及以上论文1篇(不与前面论文重复)，或发表被SSCI引用频次较高的学术论文(包括国际会议论文)，或海外出版社出版外文著作[13]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多年中，S大学对教师的工作要求有越来越具体、越来越聚焦的趋势。

80年代学校对教师工作要求的重点是保证教学工作量(占2/3以上)，即使科研为主教师，其教学工作要求量也要达到总量的1/3；到90年代，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要求在增加，同时科研工作要求比之前明确(如开始关注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需要学术论文，或实验、教材、专著等)；到了2013年，学校对教师工作量的要求已不再执行学校统一标准，而由各学院具体掌握，就A学院来说，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要求比之前有明显减少(按照1984、1992年的计算方法，2013年的128学时相当于之前的500-600学时工作量)，但对科研方面，则是成果数量要求更多、成果形式更明确，如1992年要求正副教授每两、三年发表1篇文章，2013年则是副教授需在三年内发表4篇文章；之前在教学或试验装置、专著等方面的要求，则被统一明确为一定级别或类型的项目、论文或著作由此可以推出：相比于1984和1992年，2013年S大学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在减少，但科研工作量和成果表现形式的要求都较之前有明显提高，并明确聚焦在科研论文和科研项目方面工作量要求的细化和明确化，显示了S大学的管理具有从模糊的以时间管理为主向以精确化的目标性成果管理转变的趋向从全国范围看，不止S大学实现了这种转变，很多大学接受了这样的管理范式。

管理的定量化……促进了管理科学的日臻成熟”，“使原来一些难以定量的管理对象和过程，实现了定量化……提高了管理的精确化”[14]明确的量化考核标准，对提高S大学教师在科研项目和科研论文方面的效果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仍以上述三个时间点S大学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为例，1984年的两个数字分别是1044项和1472篇(0.52项/人和0.74篇/人)，1992年为1517项和2443篇(0.85项/人和1.38篇/人)[15]；到2013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7653项和13865篇(2.68项/人和4.86篇/人)[16]可以看出，从1984年到1992年的8年间，S大学教师承担的项目和发表的论文数都有增长，但增长量级不大(年均增加5.6%和8.3%)；而从1992年到2013年的十一年间，增长的量级有明显提高(年均增加36.7%和42.5%)数字说明了当前S大学教师承担科研任务、发表学术论文的能力较之前有明显提高，学校的科研实力比1992年显著增强；同时，承担更多的科研项目、发表更多的论文，也显著提升了S大学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特别是世界大学排名的位置；另外，科研项目的增加，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特别是研究和教学条件，对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教师的工作条件都有积极的正面影响。

但在面对量化指标考核所带来的明显成效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由其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