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史研究三十年感言.doc

陳葆真：藝術史研究三十年感言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於1989年正式成立，至今不過短短的十二年；然而，它的前身「中國藝術史組」碩士班卻早於1971年已經成立，當時隸屬歷史學研究所由「中國藝術史組」獨立成為「藝術史研究所」，其間歷經了十八年的準備與發展[1]這三十年期間，由於臺灣政治的安定、經濟的繁榮、藝術活動的頻仍，加上影像資料的公開，以及圖書資訊的便捷，使許多人對藝術品接觸較多，因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多數人對於「藝術史」研究到底是在作什麼卻不太清楚本文在此將簡要說明藝術史研究的性質和它在臺灣大學發展的過程；此外個人在研習中國書畫史過程中曾經接受過許多位名師的教導，因此也想在此介紹他們不同的治學風範，以說明藝術史研究方法的多面性，以及他們對本研究領域發展的貢獻 　　　　 眾所週知，藝術史研究的核心條件是藝術品，它等同於史料之於史學在傳統中國學術分類中，它屬於藝術類門，包括對古代繪畫、書法、碑帖、古物、珍玩等等的收藏、鑑定、理論、和發展史等等的記載和研究自唐（618-907）、宋（960-1279）以降，這門學科已發展出特殊的研究方法，並達到相當程度的研究成果，累積了為數可觀的文獻資料[2]然而傳統的研究呈現了明顯的侷限性，主要是它們多為文獻，而議題多限於作品的真偽辨別和年代斷定。

但僅憑文獻無法理解實物的面貌，自然無法檢驗它的有效性，所以這些文獻僅可作為參考之用 　　　　 二十世紀以來，由於國內外各公私立博物館的開放，以及大量考古文物的出土，再加上攝影印刷的進步和普及，使藝術史學者不但有機會目睹大量原始資料，並且可以利用圖版影像的排比，而在研究方法上有了巨大的突破二次大戰以後，中國學者由於受到西方學術的影響，而側重了對藝術品本身風格的解析，以「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補救了傳統「望氣直觀」、「自由心證」，那種以模糊曖昧的方式去鑑定作品真偽和斷代等方法上的缺失同時更進而將作品當作史料，作為文化史研究上重要的物證事實上，藝術史絕非只是骨董學個人認為藝術史研究是以存世和出土藝術品為中心的文化史研究它所牽涉的範圍至少包括藝術家本人、作品風格、製作技術、相關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思想、人生價值觀等文化史各方面的議題簡言之，藝術史研究是綜合性、跨學科的學術研究它所涉及的領域包含文學、歷史、哲學、考古人類學、甚或科技實驗等等 　　　　 二十世紀國人對藝術史重要性的認識和重視是緩慢而漸進的，且在觀念上和方法上都曾受到西方學術研究的影響中國藝術史早在十九世紀末年的日本和二十世紀初年的歐洲，已成為學者熱切關注且積極探討的對象。

特別是在德國，當時柏林博物館館長鄂圖科摩（Otto Kümmel，1874-1952）館長不但有意識地以美術品質為首要考量，收集中國繪畫，並且認為：要深入了解中國藝術史必需兼備中國古典語言、文學、歷史、和思想等方面的知識由此，他將中國藝術史的研究納入了學術研究的領域，且視它為了解中國文明中不可忽視的一環[3]將藝術史列為大學中的教育課程之一是那時德國大學的風尚當時留學於慕尼黑大學的蔡元培先生（1868－1940）曾深受影響，因此，他回國後，才會不遺餘力地提倡美育，且明白表示他深愛美術史，更且在1925年邀請葉浩然先生首開先例地在北京大學開授「中國繪畫史」課程[4]而其時，鄰近的日本東京大學已早於1893年，聘請大村西涯（1868－1927）教授擔任東洋美術課程，而京都大學也於1909年由內藤湖南（1866－1934）教授開授「中國繪畫史」課程[5]但可惜，後來因為戰亂，藝術史教育始終未能在全國推展，直到國民政府遷臺（1949），故宮於1965年在臺北重新開放後，才有了重大的突破 　　　　 故宮博物院原成立於1925年1924年溥儀（1906－1967）離開紫禁城，國民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清宮舊藏，並擇件在三大殿展覽。

次年雙十國慶開放，供民眾參觀其後，故宮更定期出版文物圖錄此舉促進了國內、外學者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熱潮就對外而言，首先是1935－36年，故宮國寶曾首次赴倫敦展覽；1960－61年又二度出國，赴美國展覽這二次出國展出都引起了國際高度重視，許多歐、美學者首次目睹了精美的中國皇室寶藏，深受感動之餘轉而研究中國美術史和中華文化，日後成為重要的美術史家和漢學家1996－97年，國寶更三度出國，前往美國重要博物館巡迴展出，再度引起美國民間的高度迴響在對內方面，因中國抗日戰爭（1931－1945）和國共內戰（1945－49），部份故宮文物在國民政府派專人護衛下輾轉南遷，最後渡海來臺，先隱藏在臺中霧峰北溝，後於1965年才在臺北外雙溪復院 　　　　 故宮在臺北的重新開放，對臺灣中國美術史教育的推展產生了積極的效應首先是院中的專家和文物收藏提供了臺北地區大專院校（如臺大、師大、文化學院等開授「中國美術史」課程的主要師資和教材而更重要的是，故宮院長蔣復璁先生（1899－1990）有感於故宮專家多半年事已高，而他們的專業亟待傳承，因此便和臺大歷史系主任陳捷先教授協商，策劃合作方案，終於1971年得到臺大校方同意，在歷史研究所中增設「中國藝術史組」，招收碩士生，積極培養人才。

「中國藝術史組」的碩士生在臺大與故宮兩地上課，修習史學與藝術史課程，並在故宮工讀，俾使他們有接觸實物的機會，並了解博物館內部工作的情形當時在臺大授課的教授有莊申先生（1933－2000）開授「比較藝術史」與「中國美術考古學史」，故宮則有那志良先生（1905－1998）講授「玉器」，譚旦冏先生（1906－1996）講授「銅器」，吳玉璋先生講授「瓷器」，李霖燦先生（1913－1999）講授「中國繪畫史」，江兆申先生（1925－1996）講授「書畫鑑賞」，傅申先生講授「古畫斷代研究」等個人忝為第一屆研究生，畢業後並在故宮工作數年，其後赴美進修，十年前回母校任教回首三十年，歲月匆匆，倏然消逝這三十年間個人浸潤於藝術史的研究過程中，曾蒙受多位名師教誨，欲謝而辭窮，而其中多位且已於近年間仙逝，個人至今仍然感念不已於此，個人謹以數言略記他們獨特的治學與風範他們對於後進的獎掖與中國藝術史研究領域的開發，成就卓著，貢獻非凡由於個人所學為書畫史，因此，以下所記也只限於此領域中的幾位名師，其中包括李霖燦、江兆申、莊申、傳申、和方聞等教授 　　　　 李霖燦先生（1913—1999） 　　　　 李霖燦先生，民國二年生於河南輝縣，原畢業於西湖的杭州藝專，抗戰（民國27-28年）時赴雲南大雪山研究麼些文，1949年隨政府來臺後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1960－61隨國寶赴美展覽之便，得以研訪美國各大博物館珍藏中國古代名畫，時撰專文介紹，刊載於《大陸雜誌》。

1965年故宮遷來臺北之後，李先生並應臺大歷史系之邀，開授「中國美術史」前後長約二十年李先生的課在當時可稱盛況空前課堂在文學院204室（現今的會議室）原可容納最多六十人的教室，往往擠得水洩不通，有人只好墊起腳尖，將上半身搭進窗口旁聽此課之吸引人原因之一是因當時臺大並無通識課程，此課是唯一的藝術導論更重要的是，幻燈片在當時是神奇而珍貴的視覺材料，而此課上課方式是看幻燈片，欣賞名畫及工藝美術再加上教材內容又是外界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物，而講解的更是故宮專家，因此，其吸引力是無法抵擋的尤其更引人的是李先生深入淺出、輕鬆自然、寓教於樂的教學風範，因此他的「中國美術史」一課便風靡校園修課的人有時達七、八十人李先生的聲音沙啞，語調低沈和緩，言談風趣，聽者在自然愉悅的氣氛中，自然而然地隨他走進了中國古代藝術殿堂，隨他神遊雲岡、龍門、敦煌的石窟藝術，以及歷灠古代書畫和器物世界的多彩繽紛李先生的授課方式十分隨興活潑：有時安排到故宮看真蹟，有時配合當時展覽，帶我們去看西洋名畫複製品特展；而更有一次帶我們去坐在東吳大學旁邊外雙溪中的大石頭上，在那兒講了一堂中國山水畫他的課沒有書目，沒有講義，沒有閱讀作業，也沒有考試，只要求一篇期末書面報告。

記得我修課那年題目是「顧愷之」我記得我自己費了些時間閱讀《晉書‧顧愷之傳》和《世說新語》上的相關資料，以及虞君質和其他學者的研究論文，認真地寫了一篇報告，末尾還浪漫地註明那篇報告要獻給當時的一位摯友現在回想自己當日的行徑，覺得實在天真稚拙懵懂得癡傻李先生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帶領學生欣賞中國藝術作品，以最自然輕鬆的方式推廣藝術史教育那是他的生活態度，也是他的治學方式他雖然對學生要求不多，但自己卻勤於研究和著作，李先生閱歷寬廣，歷覽海內外名蹟並勤於為文介紹他的文筆清新，偏好以小品文方式敘述作品特色和來龍去脈，而不作嚴肅的學術論辯他幾部重要的著作，如《中國畫史研究論集》（臺北：商務，1970）、《中國名畫研究》（臺北：商務，1973）、《中國名畫欣賞》（臺北：行政院文建會，1986）、《中國繪畫史稿》（臺北：雄獅，1987）等，多呈現這種寫作風格因為如此，所以他能有效地引導初學者入門在中國美術史的推廣教育中，李先生是個開拓者他輕鬆愉快地將藝術欣賞融合在日常生活當中，形成了藝術生活化的典範 　　　　 江兆申先生（1925－1996） 　　　　 江兆申先生，安徽歙縣人在當時故宮研究書畫的專家中，江先生是倍受敬重的一位。

江先生時值壯年，天才橫溢，全憑自學而卻擅長詩、文、書、畫、篆刻、兼長行政，曾任故宮書畫處處長，及副院長，1996年瘁逝於瀋陽旅次他的一生充滿傳奇性的色彩：早年刻苦自學，十一歲即以替人刻印和抄書負擔家計1949年來臺後，任教於頭城中學及成功中學，曾以詩文自薦於溥心畬先生（1896－1963）；溥先生極為欣賞而錄為弟子江先生當時生活極為清苦1965年，為了病後償債而首開畫展，卻一夕成名，洛陽紙貴，葉公超（1904－1981）與陳雪屏（1901－1999）兩位先生以為奇才而推薦他進入故宮書畫處研究其後江先生因工作之便而兼治藝術史他前後經由故宮出版的《關於唐寅的研究》（1976）、《文徵明與蘇州畫壇》（1978）、《吳派畫九十年展》（1975）、《雙溪讀畫隨筆》（1977）等書都是名著更重要的是他在公務之餘，讀書不輟，而詩、文、書、畫、篆刻等創作更無一刻停歇他的書畫成就之高，名聞海內外，與溥心畬、張大千（1899－1983）、黃君璧（1898－1991）齊名，被譽為「渡海四大家」，作品更為收藏家和博物館珍藏至於他的教學授課之精采，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個人曾從江先生學書畫史，畢業後在他屬下工作，先後共達七年之久，對他的治學、教課、創作、與工作各方面態度的嚴謹與精進，欽服不已。

個人在1991年返臺之後，曾為因應幾次特殊場合而三度撰文記載，包括〈廬山高－記江兆申先生和他的藝術史學〉（1992），《江兆申》（中國巨匠專輯）（1996），〈滄海月明--紀念先師江兆申先生〉（1997）[6]其中1992年的〈廬山高〉一文，專記他在藝術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見附錄二)；而1996年的《江兆申》則專門介紹他的繪畫特色由上述文中可見江先生超凡的才氣與淵博的學養 　　　　 莊申先生（1933－2000） 　　　　 莊申（莊申慶）先生的授課方式和治學方法與李霖燦先生和江兆申先生呈現了明顯的對比莊先生在1971年秋到1972年春，趁他在香港大學休假之時應臺大歷史系邀請來校，開授「中國美術考古學史」與「比較藝術史」二門課，使專研美術史的同學眼界大開，受益無窮莊先生家學淵源，尊翁為莊尚嚴先生（1899－1980），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先生幼承家學，勤於研究早在他就讀於師大史地系、及稍後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理期間，便常有專文論述中國美術史，刊登在《大陸雜誌》，是當時引人注目的年青學者莊先生在1960年代初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進修，數年後才到香港大學任教。

莊先生深知當時臺大及故宮所收有關美術史方面的藏書數量極為有限，因此自己帶了八大箱個人用書，及自備大量的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