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docx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第一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 王一鸣 中华经济增长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增长高度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并由于资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经济增长高度依靠投资和出口无论从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是促进经济协调进展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刻不容缓经济增长方式从本质上打算于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在于增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加快推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投融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 改革敞开以来，中华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增长虽有起伏，但始终处于迅速增长态势之中1979～2022年中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3％左右的速度但是，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的，表现出两个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高度依靠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 以“十五”时期为例，中华能源、电力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比“九五”时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产量增长1倍多，水泥产量增长79％，钢材产量增长187％。

目前中华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其次大国2022年中华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资源，浑浊物的排放日趋严峻，生态环境形势非常严峻近年来，中华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2022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其次位，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其次，经济增长高度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加剧了经济内外失衡即投资与消费失衡和内需与外需失衡 同样以“十五”时期为例，投资增长相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高于“九五”时期1倍以上，投资增长明显偏快，投资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依据中华统计年鉴计算，2022～2022年中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远远高于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3％的速度，投资率从2022年的36.5％提高到2022年的42.7％，增加了6.2个百分点，但消费率却从2022年的61.4％下降到2022年的50％，降低了11.4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36.4％。

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高，由2022年的50％提高到2022年的61.1％持续的投资高增长，不断转化为生产本领和供应本领，使资本形成率不断提高，而最终消费率的下降使最终消费本领相对于生产本领不断萎缩，在国内市场难以消化不断扩张的生产和供应本领的状况下，过大的生产和供应本领经过扩大出口来释放，必定加剧外贸顺差扩大和国际收支不平衡2022～2022年，中华外贸顺差由225.5亿美元提高到1775亿美元 总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不仅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外部约束性不断加剧，而且使潜在风险和外部压力也不断加大 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进展环境看，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接近拐点，从各方面因素和条件推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开头减弱长期以来支撑中华经济较快增长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是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加之不断完竣社会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社会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依据测算，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可能在2022年从增长变为稳定，然后逐步下降。

同时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劳动力总量和结构都将发生明显变化换言之，随着“人口红利”逐步耗竭，劳动力成本势必会加快上升二是完竣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三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飞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靠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四是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内部化”，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因此，我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假如不加快转变传统增长方式，并随着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持续迅速增长就难以持续其次，资源环境承载本领接近极限无论是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主要矿产资源，我国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主要资源的国内保障本领懦弱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增长和工业规模飞速扩大，能源资源消耗量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假如说以往缓解资源环境冲突还有较大回旋空间，但进展到今日，一些地区资源环境的承载本领已逐步逼向极限，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连续传统的增长方式，经济迅速增长带来的资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资源环境承载本领的极限和边界，引发系统性风险，付出的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这就要求我们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

这必定是一个坚苦的过程，但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资持续高增长的冲突越来越尖锐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必定加剧投资与消费失衡，造成不断扩大的生产和供应本领与最终需求的缺口难以经过最终消费的增长予以消化投资高增长必定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状况下，我国每百元投资品中，用在工业设备上的不过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当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钢材我国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钢材约占40％，与投资的高增长不无关系投资增长过快，还会使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收益提高，使少数人获益，进而加剧全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第四，出口过快增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不仅造成贸易条件恶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剧了内需与外需的失衡固然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过剩的生产本领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华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这只能减缓和拖延我国产能过剩冲突显性化和引发危机的程度和时间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大的贸易顺差，还会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固然我国贸易额占世界比重仅为7％左右，但对我们的反倾销案件却高达15％我国过度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在敞开环境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表现形式之一。

连续这种增长方式，不仅国内能源资源无法支撑，而且国际市场也越来越难以承受这样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出口数量扩张 综上所述，从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变化看，再按传统增长方式进展下去，很难持续假如经济增长不能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就会逐步枯竭，即使在必定时期仍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终归将难以持续一旦展露系统性风险，就可能引发“高速增长期”的终结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场功能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我们的进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通常是“黄金进展期”，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还处于“投资和要素驱动型”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型”阶段，往往也是投资强度最大的时期，是资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强度最大的时期我们不能脱离进展阶段争论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但是，即使与相同进展阶段的国家比，我国增长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缘由在于体制条件，主要症结是要素市场进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压力在必定程度上被政府层面拦住，没有经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 场主体。

而在现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进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过度强调“赶超”和“跨越式进展”，依靠行政力气推动进展，客观上延缓了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靠，主要缘由是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长期以来我国水电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受政府管制明显偏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也使工资水平难以上升资源和要素价格过低，使经济增长过度依靠资源和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缓慢而在生产效率没有明显提高的状况下，地方政府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靠由于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不仅使投资成本低、投资需求过热，而且使资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迅速扩张，导致贸易顺差过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和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在必定条件下，这必定引发流淌性过剩问题 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靠，从根本上说也与行政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扮演着重要的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却不到位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而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严峻不足。

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比如2022年财政收入达到3.87万亿元，假如再加上约1.2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1万亿元的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占国内生产总值近30％，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定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同时，为了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地方政府往往经过优待政策大量招商引资，设立大量以出口为导向的开发区，造成国内资源配置向出口部门倾斜，也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部门的依靠 因此，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进市场功能并充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渐进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企业在市场机制和竞争压力下，逐步加快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政府经过立法和制订政策、设立技术标准等手段，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逐步推动，但这种模式所需时间较长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20世纪60年月，前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较短时期内解决这个问题但由于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制在某些部门推动技术进步，没有从调整体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约束和动力机制，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中，要重视发挥政府的乐观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场机制，增进市场功能，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任务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取决于体制创新，重点是完竣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完竣政绩考核机制，构建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一）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资源价格偏低，利用资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必定误导资源性产业过度进展，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压力和动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造成对资源过度需求和铺张，客观上刺激了经济的粗放型增长而资源产权制度缺失，全部者权益得不到体现，是资源价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条件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就要使各种资源价格不仅反映稀缺程度，还要充塞反映市场供需，反映生态和环境成本，打破资源开发垄断和市场分割格局，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在充塞竞争中节省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依据煤炭、石油、自然气、金属矿、水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属性，完竣煤炭、石油、自然气、金属矿、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收益用于资源节省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对低收入者 的补偿；理顺资源税和资源费的关系，较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税率，增加对资源开采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