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宋玉批评 .doc

明代宋玉批评明代宋玉批评 有明一代的宋玉批评，在风起云涌的文学论辩之中，并没有出现唐代那种儒学复古思潮与新文学思想对于宋玉非褒即贬的两极走势，也没有出现宋代那种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的泾渭分明的两极标准，而是表现出与元代宋玉批评的共同走向，即张扬唐宋以来充分肯定宋玉及其作品的宋玉批评主流意识，而优胜于元代宋玉批评的特点则在于对宋玉的文学史地位、文学成就、文学风格等各个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时代审美定位一、对屈宋文学史地位的新评估：文犹近古、风雅之流亚关于屈宋的文学史地位，在以复古为尚的有明一代，无论是师范古之文体，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相号召的前后七子，还是体悟古之文心，以“独抒性灵”为旨归的公安派、竟陵派，抑或有这两者思想倾向的文人学士，他们都在“古”的范畴中讨论屈宋的文学史地位，更由于有明一代虽以宋代朱学为官学，但又表现出文化界对朱学的疏离，文人学士的屈宋文学史地位的讨论又着意淡化朱学而突出屈宋与传统儒学的关系，在“经”的范畴中为屈宋定位朱右，其《白云稿》卷三《文统》说：“《易》以阐象，其文奥；《书》道政事，其文雅；《诗》法性情，其文婉；《礼》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断以义，其文严。

然皆言近而指远，辞约而义周，固千万世之常经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轲识其大，言正以辩若左氏多夸，庄周多诞，荀卿多杂，屈宋多怨，其文犹近古，世称作者 ”语中强调屈宋虽非经传正统，但“文犹近古”其《白云稿》卷五《谔轩诗集序》又说：“诗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随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自删定以后，体裁屡变，而道扬规讽犹有三代遗意，俚喭诞谩之辞不与焉是故屈宋之贞，其言也恳；李苏之别，其言也恨；扬马多才，其言也雄；曹刘多思，其言也丽六朝志靡而言荡，而去古远矣 ”则进一步申明屈宋志“贞”、言“恳”， “道扬讽规犹有三代遗意”朱右之论尽管以经论文，但对于屈宋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杨士奇，台阁体代表人物史称“历相四朝，文章德业为一时辅臣之冠”[1]其《东里集续集》卷十四《杜律虞注序》说：“律诗非古也，而盛于后世古诗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何有所谓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汉魏及郭景纯、陶渊明尚有古诗之意，颜、谢以后，稍尚新奇，古意虽衰而诗未变也，至沈、宋而律诗出，号近体，于是诗法变矣 ”杨士奇评古诗“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评屈宋则“尚有古诗之意”，与“古意虽衰”者大有区别，这也是强调屈宋与古诗三百篇最为接近。

周瑛， 《翠渠摘稿》卷三说：“骚，何为而作也？古者诗言志，歌咏言，而骚，诗之变也，其趣远，其声希，徘徊曲折而求以达其志焉者也屈宋至矣，西汉而下，其侈辞乎！”认为《诗经》而后， “徘徊曲折而求以达其志焉者”，“屈宋至矣”，深得“诗言志”之根本李梦阳，前七子之首其评屈宋文字见于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的同年进士汪道昆的《皇明名臣言行录》 汪道昆记述说：“弘治初，北地李梦阳首为古文，以变宋、元之习，文称左、迁，赋尚屈、宋，诗古体宗汉魏，近律法李、杜，学士大夫翕然从之 ”表明了李梦阳对屈宋的大力推崇和师以为范何景明，前七子之代表人物，与李梦阳齐名其评论屈宋言论，见于同里樊鹏《何大复先生行状》 据樊鹏所言：“初，国朝去古益远，诗文至弘治间极矣，先生首与北地李子一变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左、马，诗许曹、刘，赋赏屈、宋，书称颜、柳，天下翕然从风，盛矣 ”又见于后贤汪道昆所作《何先生墓碑》：“二三君子鸣其论世，则周、秦、汉、魏、黄初、开元其人，则左、史、屈、宋、曹、刘、阮、陆、李、杜，都人士所脍炙者，宜莫如彭泽、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亡于谢，睥睨千古，直与左、史、屈、宋、曹、刘、阮、陆、李、杜游，世儒率溺旧闻，弗入也。

”于其言论之中， “赋赏屈宋”，与李梦阳同调，睥睨千古愿与屈宋等前贤同游，则流露出大复先生对屈宋的由衷景仰康海，前七子之一，又居于关中十才子之列王世懋《对山集序》称：“夫文至弘正间盛矣，于时关中称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为最 ”[2]其《对山集》卷九《梦游太白山赋序》说：“余历览载籍所志，古人之辞，由屈原、宋玉以来不可胜数，而浮靡侈放之辞，盖托讽寄兴者之所共趋， 《上林》之后，益芜益漫，亡能尔雅，志士之所贱也 ”评论屈宋“盖托讽寄兴者”，虽有“浮靡侈放之辞”，但与“《上林》之后”者不同，不失“尔雅”，话语中对屈宋表现出充分的肯定陆深，与前七子中徐祯卿为学友，有文名，史称“博雅为词臣冠”[3]其《俨山外集》卷二十二《中和堂随笔上》说：“大抵事之始者，后必难过，岂气运然耶！故左氏、庄、列之后，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后，而骚赋莫及 ”极称屈宋骚赋独领风骚，后之为骚为赋者皆追随之学习之，而皆望尘莫及王世贞，后七子之代表人物，于李攀龙后主盟文坛二十余年其《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张助甫》说：“自六经而下，于文则知有左氏、司马迁，于骚则知有屈、宋，赋则知有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于诗古则知有枚乘、苏、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谢，乐府则知有汉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杂曲佳者，近体则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宁四五家。

”其对屈宋的激赏，继踵前七子，与李梦阳、何景明完全一致陆粲，嘉靖丙戍进士，师从当时名儒经学家王鏊，史称其“嗜学，博通古今”[4]其《陆子余集》卷一《静芳亭稿后序》说：“昔者，楚在春秋时为大国，号多人才，若申叔、时声子、子革薳、启疆、王子圉之徒，其辞令雍容，著于传记者烂然成章矣，盖有先王之遗风焉是后则有屈、宋、唐、景诸子，以辞赋著称，沨沨乎亦风雅之流亚也 ”陆粲以经术论文，以为屈宋“亦风雅之流亚”，褒奖有加茅坤，嘉靖十七年进士， “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 ”[5]文学思想与唐宋派同道其《唐宋八大家文钞?论列》说：“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 ”将屈宋视为古代文章的始源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又说：“世皆随孔氏以非达巷，而仆独谓孔氏之言者圣学也，今人未能学圣人之道，而轻议达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赋，李陵、苏武之五言，马迁、刘向之于文章传记，皆各擅其长，以绝艺后代，然竞不能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 ”认为屈宋虽“力不足”兼擅诗文，但肯定“屈宋之于赋”，则“绝艺后代”其对屈宋的评价绝不亚于他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胡应麟，曾与王世贞交游，被王世贞称为末五子之一，文学主张全从王世贞之说。

其《少室山房集》卷一百《策一首》说：“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则檀、杨、左史、公、榖、荀卿、韩非、屈原、宋玉，……是皆卓乎以文章师百代者也 ”认为屈原、宋玉是“以文章师百代”的文学前贤其于《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一《与王长公第一书》中又说：“至先秦盛汉黄初开元大家遗言，若孟庄，若屈宋，若左丘、两司马、陈思、李杜十数公，辄废书太息曰：‘伟哉！六经而后，文不在兹乎！俾今之世也，而有十数公其人，终吾身执鞭其侧，何憾哉！’ ”足见其推崇屈宋等先贤竟到了五体投地的境地从以上明代关于屈宋文学史地位的评述中不难看出，自明初至胡应麟所处的嘉靖时期，无论是经学人物，还是活跃在文坛上的台阁体、前七子、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的文学家，这些学术名流对于屈原和宋玉都是充分肯定的，他们一方面从复古的视角出发认为屈宋“文犹近古”，其人是时人文学复古的师范楷模，其作品是时人学习古文的临摹典范，而另一方面则又从“宗经”的视角出发肯定屈宋为“风雅之流亚”，以经学儒教的标准认同了屈宋对于先圣儒学的精神继承与文学传播尽管“文犹近古”、 “风雅之流亚”的评定，在唐代新文学思潮和宋代文学宋玉批评中都有过相似甚或相同的表述，但是在明代对这两种评定的重申与强调有着与唐宋不同的意义，即认定屈宋的文学作品是明人复古的学习古代文学语言的代表作品，屈宋的文学精神是明人复古的学习古代文学宗经明道的创作精神。

二、对宋玉辞赋史地位的新定位：祖述原旨、屈原之流亚关于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问题，在明代学者的认识中“，屈原、宋玉之后，而骚赋莫及”是为共识，几乎没有什么异义，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屈原与宋玉是并列齐名，还是宋玉不及屈原对于这一问题，元代一些学者曾经有过讨论，提出过“骚人称屈宋，宋岂敌子平”的看法[6]，但并没有将问题引向深入，仅是以汉扬雄对宋玉“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的批评和屈宋的师承关系为依据，而没有就辞赋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对于这一问题，明代的学者则逐渐将问题引向了深入，并取得了比元代更进一步的新的认知从明初到前后七子主盟文坛时期的宋玉批评来看，基本的特点是接受了元人“宋不及屈”的观点，但并未能有所突破，只是在着重申说宋玉追随屈原、绍明骚赋的文学贡献而已何乔新，景泰五年进士，为“一时名臣”，晚年“杜门著书”，有《周礼集注》 《仪礼叙录》等其《椒邱文集》卷九《楚辞序》说：“盖《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辞最为近古屈子为人，其志洁，其行廉，其姱辞逸调若乘鷖驾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汉、唐、宋，作者继起，皆宗其矩矱而莫能尚之，真风雅之流而词赋之祖也 ”他以宋玉为屈原后学，是踵武屈原的辞赋作家。

皇甫汸，嘉靖进士，以六经为“天地之文肇”，论文偏重义理冯时可《雨航杂录》说：“其诗名与王元美相齐 ”[7]其《皇甫司勋集》卷三十五《梦泽集序》说：“夫楚多才之邦，而辞赋之薮也屈原见诋于上官，宋玉蒙诟于登徒，祢衡被害于曹瞒，然其志则争光于日月，而其言等敝于霄壤矣 ”对古楚先贤之遭际寄与同情，而言“宋玉蒙诟”实在是肯定了宋玉的为人谢榛，后七子之一，本为七子诗社社长，后因与李攀龙不睦，被排挤削名，然而后七子之文学思想“实自榛发也”[8]其《四溟集》卷七《宋德完转海南方伯诗以寄怀》以宋玉喻友，诗曰：“君才今宋玉，绝代有清标 ”比喻中不难看出谢榛对宋玉情有独钟的赞赏后七子的后期代表人物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楚辞序》说：“孔子曾欲放郑声矣，又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至删诗而不能尽黜郑卫，今学士大夫童习而颁白不敢废，以为孔子独废楚夫孔子而废楚，欲斥其僭王则可，然何至脂辙方城之内哉！夫亦以筳篿妖淫之俗，蝉缓其文而侏鴃其音，为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时，所谓《离骚》者，纵不敢方响淸庙，亦何渠出齐秦二风下哉！孔子不云，诗可以兴，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

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则已，孔子而遇屈氏则必采而列之楚风夫庶几屈氏者，宋玉也 ”他认为宋玉是最能够承继屈原的辞赋家，是屈原的真正传人王世贞对于宋玉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如其《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王少泉集序》说：“楚于春秋为大国，而其辞见绝于孔子之采，至十二国之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辈相与推明基盛盖俞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简、子美之为之祖 ”其《弇州四部稿•弇州续稿》卷五十五《王梦泽集序》说：“厥后屈左徒氏遂以骚辞开百世宗，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相与绍明之，及秦汉而后，小有显者，亦不能与东西京之彦埒，至唐而仅有襄阳杜氏、孟氏，杜氏之业，差为宏博，与屈氏分途，而皆不朽 ”这些言论虽然旨在借屈宋评价唐代诗人，但指认宋玉是屈原的继承者的寓意是十分明显的在明代，将屈原与宋玉并列与否的问题引向深入的是，嘉靖年间及其以后的《楚辞》注释家和研究者陈第，嘉靖间人， “学从禅门，证入率由心得，与诸家异”他曾与学问大家焦竑“相与辨析，竑叹服，自谓弗如”[9]其于力作《屈宋古音义•序》中说：“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其师，风谏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流亚也 ”这里评价宋玉辞赋风格、情调、师承、价值颇为客观中肯，实际上是指出了宋玉辞赋风格、情调与屈原的不同，以及在体制上、讽谏精神上对屈原的继承，体悟其意“宋不及屈”是在于风格与情调两个方面。

正如陈第在《屈宋古音义》卷三《题九辩》中所说：“宋玉诸赋大抵婉雅之意多，劲奋之气少 ”此评最值得称道的是，陈第对宋玉的“屈原之流亚”的定位概括了元人和明人的共识，将前人的各种同一看法的不同表述概括为一个简明扼要的学术命题张燮，万历举人，博极群书，时称闽中七才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