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宣传语境下的七大恨的再探析.doc

对明宣传语境下的七大恨的再探析=“news_bd”> 　　一、对明七大恨宣传的官和民两个语境 　　事实上，前辈诸家所据真本大略由此三种：《明神宗实录》(与《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大略相同)[8] 、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本和《高皇帝实录》本《高皇帝实录》成书最晚，史料价值最差，不足代表本文所论时间段内史事，故不论《神宗实录》与《木刻揭榜》两本也不是非真即假，其实两者皆出自后金官方，代表统治者意志，只是两个版本的七大恨是发往明朝的官民两方，目的不同故版本不同这里以《国榷》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条为例论证之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甲寅，努尔哈赤遣头目章台等送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进士七人，因奏七恨，先年无故杀其祖父、背盟护北关、嫁老女、三岔河退耕，自称建州可汗，求南朝官一人、通事官一人，缔好赴贡罢兵初东厂太监庐受领司礼监印，其舍人王朝弼，一曰应朝，潜遣张儒绅市于抚顺，逞威福胁，今上书七恨，亦其一也此条史料与《神宗实录》本和《木刻揭榜》本对校，发现谈迁所记日期、人数、身份、张儒绅逞威福胁都有错误但是先年无故杀其祖父、背盟护北关、嫁老女、三岔河退耕，自称建州可汗，求南朝官一人、通事官一人，缔好赴贡罢兵应是真实史料，史源应出《明神宗实录》。

而将逞威福胁作为七大恨之一的情况出现在《木刻揭榜》，不见于《神宗实录》，这点差异也是学术界争论两版本哪个是真本的焦点所在以《木刻揭榜》理校，以逞威福胁的人不是张儒绅而是萧伯芝 事见《武皇帝实录》： 甲寅(1614年)年四月，万历皇帝遣守备萧伯芝来，诈称大臣，乘八抬轿，作威势，强令拜旨，述书中古今兴废之故，种种不善之言太祖曰： ‘吓我之书，何为下拜，善言善对，恶言恶对’，竟不览其书，令之回被学术界相互排斥的两个本子，同时出现在成书于清初的《国榷》的一条史料中由此观之，两者皆为真本，只是发送的对象不同，《神宗实录》本转抄自太祖致万历皇帝和地方大员的书信;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是后金攻打永宁后发布的安民告示，所以后金对明七大恨的宣传存在官民两个语境的观点应是成立的 　　《明神宗实录》本与《木刻揭榜》本的主要差异有二：其一，较多的强调后金与明之间的边境摩擦，明倚仗权势，袒护叶赫欺凌建州;其二，提出求和的条件， 及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住他地好信实赴贡罢兵 明与后金之间的军事摩擦由来已久，过度强调明的偏袒和欺凌只是为了争取道义上的筹码，而对明官方提出罢兵的原因，其实是在迷惑、试探明朝的态度，对于这一点，明朝的边官当时就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评价： 求和则愚我也 迹此七宗恼恨之词，浑是一片激挑之意。

　　《木刻揭榜》本与《明神宗实录》本的差异在于上文之处的萧伯芝逞威福胁记作一恨而这一官逼民反的典型事例，用作对民间宣传应有极强的安抚效果，甚至可能招引备受明朝官吏压迫的百姓来投而试以此事作为一恨致书明廷，显然会遭到明廷官员的上下抵制，并无益处 　　二、皇太极对七大恨宣传之调整 　　袁崇焕回书与皇太极对七大恨宣传之调整后金政权的七大恨文本不仅有语境的调整，也会根据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 　　《满文老档》天聪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条： 传谕各城堡曰： ‘金国汗谕绅衿、军民知悉：我国向以忠顺守边，叶赫原属我国万历帝干预边外之事，离间我国，分而为二曲在叶赫部，而强为庇获;直在我国，而强欲杀害，属肆欺凌，致成七大恨我知其终不相容，遂慎而告天兴师天以我为是，先赐我河东地方父汗仍欲修了，遣人致书讲和，而尔国不从继而天复赐我河西地方，仍屡遣使讲和天启帝及崇祯帝，复行欺凌，命去金国皇帝帝号，禁用自制国宝我亦乐于和好，欲去帝称汗，令尔国制印给用，又不允行故我复告天兴师，长驱至此，破釜沉舟，断不返还我以抱恨兴师，恐不知者，以为特强征讨，故此谕知’ 　　天聪六年六月十三日条： 金国汗致书于明边各官：我之兴师，非欲取龙位得天下也。

乃因尔辽东各官，不按中原处律从公审事，贪黩财货，不顾是非，援助边外叶赫，遣兵驻守，专意与我构怨，无故欺陵，遂酿成七恨我曾屡次奏书尔帝以告，辽东官员与我结仇乃将我书雍于半途，不转奏尔帝，终不闻其回音我之所以兴兵者，欲尔帝询问缘由，遂征抚顺，时获十三省商贾人，俱行释放，命携我书转呈尔帝，恐不能径达尔帝，又令其转交尔各省官员其后亦后无回音 　　皇太极初期的虽也以七大恨作为宣传，但是内容含糊，缩略很多，太祖时史料多列举七恨，并大肆渲染;此时之恨仅仅强调明廷偏袒叶赫，少数顾及塔克世、觉昌安之死其实这一变化是有其原因的孙文良、李治亭先生在《明清战争史略》中指出，后金政权以七大恨起兵的正义性很强的时效性，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总是以此表示自己是受压迫的，他们发动的所有战争，都具有反压迫的性质，这是利用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以求减少抵抗实际上他们率领八旗铁骑进入辽沈，蹂躏内地，是不能以七大恨辩解的 　　对于这种时效性，明朝人早有提出并以此严厉批驳了皇太极对起兵的辩解事发于天聪元年正月，皇太极致书袁崇焕，书中例数七大恨， 我之大恨，有此七件，其馀小忿，数不胜数凌辱已极，不堪容忍，是以兴师今尔若以我为是，并且提出了求和的条件。

袁崇焕回书： 往事七宗，汗仍抱为长恨，我焉能听之忍之追国往事，穷究其因，乃我边境小人，与汗之不良诸申人，口舌相争，致起不端设若明人不先滋事，则诸申之事必在其后，倘若诸申之事在后，则汉人岂先乎?做蘖之人等，即逭人利，难逃天怒此等之事，不用我言，则汗亦知之也今欲一一开析，恐难问其死亡者也我所念者，不仅我皇上忘之，且汗亦并忘之也然汗战斗十载诸申汉人死于辽东之野，草被染污天愁地怨，可怜至极，皆为此七恨而我不发一言，可乎?今哈达、叶赫何在?河东河西死者，岂止十人呼?仳离者宁止一老女乎?辽东潘阳界内人民，尚不能保，宁问糗粮足与否?汗怨已雪，而心满意足惟我皇帝，难消受耳 对于袁崇焕的回书，皇太极与四月初八日再次致书袁崇焕，针对袁崇焕指出的七大恨已经过时，皇太极的解释为： 尔来书云，欲我忘七恨等语尔先世君臣以欺凌我国，遂成七恨，致起干戈为将此情事令尔闻知，辨明是非，两国修好，以忘七恨矣故我遣官与李喇嘛同往议和若仍怀七恨，欲兴师征伐，则我遣何为哉? 这样的解释显然牵强，而皇太极所言若仍怀七恨，欲兴师征伐，则我遣何为哉?也表明后金政权确实以意识到了，在占领辽东，兵锋直指辽西、山海关的新局势下再像太祖时期那样详述七大恨，已经不能起到招抚百姓换取同情的宣传目的了。

是故，天聪三年皇太极抄略京郊所发榜文和天聪六年致书明边将书中都没有详谈七大恨，而是将起兵推进的原因归结为怨恨传不到北京，求和得不到满足， 辽东官员与我结仇乃将我书雍于半途，不转奏尔帝，终不闻其回音我之所以兴兵者，欲尔帝询问缘由，遂征抚顺 　　最后，七大恨也用于对明将领的招降，关于招降的过程，《满文老档》天聪朝记载，皇太极曾于三年、六年六月和十月，三次致书明朝边官，一为议和，二为招降而以七大恨直接招降俘虏的典型事件是天聪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擒明统兵主将监军太仆寺卿张春，达海巴克什负责对其招降，达海在回答张春后金不顾人民生计妄举兵衅的指责时说我非为杀掠而兴兵也以明国与我有七大恨，所以兴师矣，前军至北京，曾致书六、七次，意欲讲和，竟无一言回报 想以此来招降张春，但是没有成功综上所述，后金政权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一直没有放弃利用七大恨对明朝进行宣传战，同时这种宣传不是过去学界认为的仅作为战争檄文的简单僵化的运用，而是存在官民两种宣传语境是有针对性的宣传，并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宣传的内容和方式，已达到对明迷惑拉拢的最佳宣传效果，为后金与明战争争取更大的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