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以史为鉴：学者的良知与担当.docx

国学研究-以史为鉴学者的良知与担当 （一）　　我在《孔子学刊》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发表一篇长文《古文尚书真伪与病态学术——与房德邻、姜广辉、钱宗武三位先生商榷》（后文简称《古文尚书真伪》）收到刊物后，我发现其中存在一处疏漏于是给主编杨朝明先生发邮件告知此事杨先生建议我写一篇文章（发表在孔子研究院网站上），一是介绍这篇长文的写作大意，二是向（与上述疏漏有直接关系的）钱宗武先生表示歉意我的回复：“建议非常好，我正好也有些话要说下面先介绍我撰写这篇长文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包括那处疏漏），然后再讲讲我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学术史观感　　古文《尚书》真伪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问题从两汉今古文之争到到阎若璩的“定案”，这一段学术史中存在许多不尽人意处对此提出异议者自阎若璩以来不绝如缕近年来有更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定案”提出质疑乃至否定我从2003年正面接触此问题先在发表长文《阎若璩〈疏证〉伪证考》（2005），再将其扩充为一部专著《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　　五年后，房德邻先生发表《驳张岩先生对<尚书古文疏证>的“甄别”》（《清史研究》2011年2期）我的文章是对房先生反驳的回应。

第一部分是引言，交代背景；第二部分是文章主体，讨论房先生的反驳房先生对《审核古文〈尚书〉案》提出五个方面的反驳：“篇数不合”问题、孔安国献书问题、孔《传》地名“金城”问题、“驹骊”问题、“河南”问题房先生的文章试图重建古文《尚书》“辨伪”的证据链我对其反驳和举证的合理性进行了逐条甄别，我的甄别（质证）结论是：此次尝试很不成功　　在审稿环节，《孔子学刊》一位编委（审稿人）提出：“清华简出来后，似乎为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增加了一点依据，张先生对于是否采用或反驳，未做任何说明，在文献考证中似乎稍微欠妥于是我临时加写一个附录：《简要甄别清华简<尹诰>的证据资格》　　李学勤先生和廖名春先生认为：清华简《尹诰》就是《缁衣》所引《尹吉》，是真《咸有一德》，其内容与孔传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由此证明后者“系后世伪作”我在附录部分对李、廖二位先生相关举证和论证的合理性进行甄别结论是：“清华简所谓《尹诰》（整理者关于其篇题和性质的论证过于牵强、武断，结论无法成立）没有证据资格，其证明力等于零实际情况是：上述相反证据表明，古文《尚书》很可能不伪二）　　我在《古文尚书真伪》第一部分提到，钱宗武先生《孔<传>或成于汉末晋初》一文中存在两个问题。

其中第二个问题：“钱文中的三个主要语料之一（汉末《郑笺》）用的是宋代乃至清代学者的辑佚本我的疏漏是：上文“汉末《郑笺》”应为“郑玄《尚书注》”细读钱文，发现《尚书注》并非“三个主要语料之一”，而是“佐证材料”换言之，我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不成立是我自己读书不细搞错了这里向钱宗武先生表示歉意　　发现疏漏后，我再次细读钱文其核心论证：“‘咸’、‘胥’是西汉两个常用的范围副词《诗经》中作范围副词的‘咸’、‘胥’，《毛传》未作解释，说明‘咸’、‘胥’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为当时全社会公认随着时空的变化，到了东汉，‘咸’、‘胥’已渐渐失去作为范围副词的语法功能，与之相对应的常用范围副词已为‘皆’和‘相’东汉末年的郑玄解《诗经》笺《毛传》，就需要补充《毛传》，因而，《郑笺》需要解释‘咸，义多为“皆”的意思’，‘胥，义多为“相”的意思’《孔传》如果是西汉孔安国所撰，孔安国自然会像毛亨一样，不需要解释西汉常见的范围副词‘咸’、‘胥’　　钱宗武先生的意思是：《孔传》解释了在西汉时期“不需要解释”的“常见的范围副词”咸和胥，故“《孔传》的作者不是西汉孔安国”，其成书“可能在汉末晋初”有必要提醒钱先生，《毛传》对《诗经》字义多有当注而不注者。

仅凭《毛传》不注某字，就认定违此例者必非西汉时人这样的论证过于武断钱先生文章两引《尔雅》：“咸，皆也”请钱先生注意，《尔雅》成书不晚于西汉中期《尔雅释诂》：“咸、胥，皆也”，“胥，相也”这表明，在西汉时“皆”和“相”已是常用范围副词，而“咸”和“胥”则已是需要解释的对象据此，则钱先生该文的举证、论证和结论还是不能成立　　《古文尚书真伪》第一部分篇幅较大，而且是在第二部分完成后才写出来的这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背景介绍主要包括：（1）什么想法促使我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展开研究2）通过学术史分析，说明文章标题中为什么要说“病态学术”3）概述几年来的相关学术“动态”，以此说明除房德邻先生之外为什么还要与姜广辉先生和钱宗武先生商榷　　在学术史分析部分，主要回顾两件学术史上的大事：一是西汉晚期刘歆争立古文经，二是康雍乾时期对古文《尚书》的“定案”，其焦点是学术史过程参与者们的学术行为及其后果古文《尚书》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可以由此看到一些以往看不到的学术景观下面简要叙述这两件大事，据此提出我的学术史观感三）　　先秦典籍在秦火之余丧失几尽汉初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众书往往颇出”。

其中，《尚书》主要有两个传本伏生本是秦博士伏生保存到汉代的二十九篇今文（秦汉文字）《尚书》（《泰誓》后得），孔壁本是出自孔子旧宅壁中并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先秦文字）《尚书》在刘歆争立的古文经中，孔壁本居其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太常博士学官成为当时读书人牟取高官厚禄的主要通道当刘歆争立古文经时，今文博士把持局面的学阀官僚体制已经形成公元前6年，刘歆说服汉哀帝，下诏书准备将古文经（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传》）立于博士学官，遭到今文博士的断然抵制（深闭固距）于是刘歆写出《让太常博士书》予以谴责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　　今文博士抵制古文经的原因，一是古文经的文献优势，二是其传人的政治威胁以《尚书》为例，孔壁古文《尚书》在篇幅上包容且多出伏生今文《尚书》十六卷《汉书艺文志》提到刘向曾用孔壁本对照伏生本，后者“《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让太常博士书》提到同一事：“以（古文经）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一旦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其文献优势足以取代今文《尚书》，其传人在政治上将直接威胁一个势力极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对今文博士的谴责：“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岂不哀哉！”古文经及其传人的文献优势和政治威胁，导致今文博士“挟恐见破之私意”，及其在经典文本方面的“保残守缺”。

由于反对势力极大，刘歆争立虽得哀帝支持，仍告失败，并“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他畏惧报复，自请外放“补吏”　　王莽当权后，古文经一度（由刘歆推动）立于学官不久，新莽改制失败，引发绿林、赤眉起义，继而王莽被杀，刘秀称帝东汉初废除莽时所立古文经，五经博士恢复到刘歆争立前的情况只有《左传》立于学官，因今文家极力反对，不久即废此后，终东汉古文经未能再立学官学者官僚化，学术官场化，是两汉学术主要弊端之一如果没有今文博士对古文《尚书》及其传人的长期排斥，在两汉历史中也就不会出现古文《尚书》问题　　刘歆上文提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学术立场，一是“挟恐见破之私意”，一是“从善服义之公心”后者即本文标题所说学术“良知”的底线刘歆争立古文经是堂堂正正的学术担当（公心）反之，当时“众儒”（指今文博士）和“执政大臣”（指通过今文经学入仕的高层官吏）们的“保残守缺”，则直接表明他们是一群没有底线的利禄之徒（私意）他们“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构成人数和权势方面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这是中国学术史中的阴暗角落四）　　仍以《尚书》为例来说明问题孔壁本古文《尚书》是篇数多、讹误少的优质版本，伏生本今文《尚书》是篇数少、讹误多的劣质版本。

陆德明通过版本比较，用四个字概括今文《尚书》版本质量：“阙谬处多”这就呼应了前面提到《汉书艺文志》所述刘向的比照结果陆氏所谓“阙”对应于刘向比照结果中的脱简和脱字，所谓“谬”对应于刘向比照结果中的文字异者二者相加大约八百余字换言之，在两个版本的重合部分，伏生本平均每二十个字左右便有一处“阙谬”　　从东汉到曹魏，这个“阙谬处多”的劣质版本一直是中央政权的官定版本，《汉石经》和《魏石经》都是它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可悲和荒诞的病态学术局面：一个高质量《尚书》版本被废弃，一个质量极差的版本却被中央政权用为法定读本这是学者官僚化的结果这种学术史中的恶劣学风及其恶性结果似乎从未得到客观、准确的评论和反省　　有必要提到，东汉有一部杜林所传古文《尚书》，贾逵、马融和郑玄相继为之作注阎若璩认为杜林本是“真古文《尚书》”实际上杜林本的篇章与伏生本今文《尚书》相同，是今文《尚书》的古文写本，也是魏《三字石经》的古文部分其由来可能与秘府所藏古文经有渊源关系下面是《隋书经籍志》对杜林本属性的介绍：“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陆德明可以完整看到孔壁本、伏生本和杜林本，他文献比对的细致程度亦足可信赖他的比对结论是：“今马、郑所注（杜林本）并伏生所诵（伏生本），非古文也。

这是一千年后阎若璩绕不开的重要证据　　汉末董卓之乱后，《五经》博士失官守近三十年此后历三国、两晋，战乱频繁，王朝更迭，太学博士传人和传授随之分合、断续把持学官的今文家势力逐渐削弱，今文经因此失去垄断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孔传古文《尚书》（孔壁本）开始流传其源头很可能直接出自孔门“世传”之学《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字仲和，……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　　《尚书》今古文经由此发生一个双向转换，一则由盛而衰，一则由隐而显其原因仍然在政治和文献两个方面当今文家势力逐渐式微，孔传古文《尚书》的文献优势开始发挥作用，终于在两晋间立于学官此过程于东晋后仍在持续，先是三家今文经说被取代，然后是南北朝时期孔传古文《尚书》与郑玄注本的南北并峙，隋初孔本对郑本的优势已成定局　　唐人义疏选定孔传古文《尚书》历经三个环节，一是陆德明在《经典释文》确认古文《尚书》的文献优势；二是颜师古将古文《尚书》纳入《五经》定本，并详加考订；三是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唐初学者的文献条件远好于后世，他们可以看到汉以来《尚书》的主要版本和汉、魏《石经》（这是正确完成文本选择的必要条件）后两个环节的最高主持者是唐太宗，他汇聚天下英才通儒，共襄其事，对各种异议进行充分讨论，完成后又经过详议、覆审和刊定。

整个过程历时二十余载，体现了唐初学术的阔大恢宏、严谨持重这是一段值得细细品读、令人赏心悦目的学术史五）　　宋代吴棫、朱熹开始对孔《传》及古文《尚书》提出怀疑阎若璩是其“定案”者我的《审核古文〈尚书〉案》是对阎氏《尚书古文疏证》一次全面甄别，涉及历代古文《尚书》研究中全部主要问题结论：阎若璩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一个并不坚实的结论何以“铁案如山”？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已经指出《疏证》中许多不合理处纪昀等四库馆臣旗帜鲜明地支持阎若璩，对毛奇龄的见解则一概否定：“阎若璩之所辨，毛奇龄百计不能胜”　　在阎毛之争充其量是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四库馆臣何以会有如此评判？此事颇有些唐突、费解究其原因，可以注意到如下事实乾隆祖父康熙说过：“阎若璩学问甚优”乾隆之父雍正与阎氏有特殊关系雍正为太子时，得知阎氏命其子跪迎康熙“恳请御书”，写信请他入京设法代求他不顾年老病衰赶赴京城，被雍正请进府邸，尊为上宾，不日病重辞世雍正遣使经纪其丧，并“亲制挽诗，……复为文祭之”，其祭文有：“下笔吐辞，天惊石破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其挽诗有：“一万卷书维子读，三千里路为余来”　　由于两代满清最高统治者对阎若璩的推崇、表彰，阎毛之争的天平发生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