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地铁规划建设60年回眸 规划.doc

首都地铁规划建设60年回眸 规划首都地铁规划建设60年回眸1863年，伦敦在世界上最早建设并开通地铁，随后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巴黎、纽约、莫斯科等城市也相继建了地铁1947年，国民政府在北平城市规划中也提出要修建地下铁路，但最后因时局动荡，政府不作为而未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北京要搞地下铁道，不仅北京要搞，有很多城市也要搞，一定要搞起来经过精心规划和筹建，1969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条地铁线，地铁1号线在北京建成并基本通车，成为中国地铁历史的起点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首都地铁从最初的单线到“一环一线”再到如今8线同时运营，从早期的“战备为主，兼顾交通”转变为以交通运营为中心，地铁在首都轨道交通中地位日益重要特别是在2021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地铁发挥了保障交通顺畅的主力作用回溯历史，首都地铁的规划、建设和发展早已远远超出公共交通的范畴，集中折射出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思广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不断升华，尊重人民意愿，把握时代规律，善于总结和借鉴经验，治国理政更加从容和自信一、筹备十数年一度搁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从此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解放前的北平，工业基础薄弱，市政设施落后，道路狭窄拥挤，劳动人民聚居地区环境恶劣，许多园林、名胜、城墙残破不堪如何使这座已经失去光彩的文化名城重新焕发青春，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亟需未雨绸缪，提前对首都进行总体规划和布局，以适应后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为了加强对首都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1949年5月22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邀请了梁思成、程应铨、华南圭、林是镇等专家，共同为首都城市规划出谋献策同年9月，北京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工作组来京协助研究北京的城市规划1953年，国家进入了有计划建设时期，北京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由此拉开由于缺乏统一的总体规划指导，出现了建设过于分散，城市用地过多、过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跟不上住宅和工作用房的建设，“天上”(线路)和“地下”(管道)也没有统一管理等问题因此，政府加快了编制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步伐1953年春，都市计划委员会提出了甲、乙两个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9月，在综合两个方案的基础上，北京市委规划领导小组[1]主持制订出具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意义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2]。

草案于11月正式报送中共中央在规划草案中虽然正式提出加快地铁建设，但从当时交通情况来看，是一个很“奢侈”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人，机动车也仅有5000多辆，人们出行多是步行或乘人力车，连坐公共汽车也是少数而修建地铁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对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单为交通而修地铁并不值得据当年地铁筹备处总工程师谢仁德回忆，周总理曾说过:“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__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这与当时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由于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出兵朝鲜，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并出动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为了国家安危，战备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北京城市规划首先考虑的因素从国外经验来看，1941年德军进犯莫斯科，刚刚建成6年的莫斯科地铁不但成了市民躲避战火的掩体，更成为临时军事指挥部在二战中，地铁战备功能发挥到极致，这都给当时的领导者很大启示北京作为首都，应该建设地铁，而且应该在国内首先建起来1953年12月9日，北京市委在《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对于地下铁道的建设问题，并请中央考虑可否指定专门机构并聘请苏联专家，着手勘探研究”[3]。

1955年，北京市城市人口超过350万，并持续接近当时的总计划数随着人口的增加，交通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北京市委一方面改善现有的交通环境，扩宽主干道，修缮破损道路，增加城墙豁口；另一方面对北京未来交通进行积极的远景规划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组成工作班子，对内称“专家工作室”，对外称“都市规划委员会”，专门负责城市规划1956年4月，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第一次提出《北京市近期及远期地下铁道路网规划草案》之后，北京市进行了修建地下铁路的筹备工作，并计划邀请苏联专家来华援助5月22日，李富春复函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请他们提出对来华援助修建地下铁路的苏联专家的具体意见和要求5月30日，北京市委就关于聘请苏联地铁专家问题向李富春提出报告，希望可以聘请苏联专家组来华工作，帮助进行地质勘测，收集规划设计资料，制定北京地下铁道远景规划确定地下铁道的勘测、设计和施工以及成立机构的问题8月18日，北京市委就筹备地下铁道工作问题向中共中央请示道:“关于地下铁道的筹建问题，我们于7月20日曾向中央请示，建议由铁道部或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主持，由北京市协助由于北京没有这一方面的技术力量，无法抽调，请中央责成有关部门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4]9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出批示:“关于北京地下铁道筹建问题，同意暂由北京市委负责筹建所需行政技术干部，北京无法解决者可分别由铁道部、地质部、城市建设部等有关单位抽调支援[5]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建委立即召集会议，商定北京市地下铁道筹建处组建成立事宜筹建处作为专职办事机构，日常领导工作由北京市负责，组成人员以北京市人员为主，另外由铁道部、地质部等中央单位很快抽调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60多人10月24日，“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正式成立1956年10月，苏联地下铁道5人专家组来京，组长是莫斯科地铁设计院总工程师巴雷什尼克夫，其他都是1931年参加莫斯科地铁建设的专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专家组在北京工作了半年，这期间拟定了北京地下铁道远景规划方案，对地下铁道主要是用于战备防空还是服务于交通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并对一期工程的线路选择、埋设深度、隧道结构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为中国地铁建设提供技术支持综合各方意见，总体规划方案确定地铁建设的原则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首先是完善开阔的道路系统，其次是地上地下相结合”1957年3月12日，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党组提出地铁线路方案报告，提出在苏联专家组指导下，在编制的13个方案中选出2个较好方案:一是由7条线路组成，全长170公里，设114个车站；二是由6条线路组成，全长168公里，设111个车站。

报告中提到，进入具体规划的线路有两条第一线从东郊红庙起，沿长安街到西郊五棵松，全长18公里；第二线从龙潭湖起，经天安门广场、南长街、西四、西直门到颐和园，全长21公里这两条线各有利弊第一线途经中央机关多，交通量集中，修了地铁后对防空和交通都能起到很大作用，但不能连接京西北从战略上看，不能使地铁与西山连起来，不利于战备第二线则可以连接京西北，但颐和园一带客流少，对平时的交通影响不大而且，北京西北郊的地质条件不如西郊，第二线施工起来比第一线复杂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先修建哪条线?无论从施工，还是交通角度，苏联专家都认为，第一线比较好但在考虑战备的总原则下，1957年3月14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北京地下铁道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提出:“主要服从战略部署的要求，即采用第二方案，请中央或军委考虑决定”[6]到1959年，这两条线又有了一些调整第一线变为，从北京火车站，途经东单、中山公园……沿长安街一直到石景山第二线总体不变，只是拟在中山公园站建一个上下换乘的中转站，把两条线连接起来这两条线的规划，显然与后来的地铁一期工程有很大出入对于地铁建设，最突出而又难以解决的是施工技术和资金问题。

施工技术首先要确立埋设深度从地质勘测分析来看，在北京修建地铁有一定难度，主要是松散的土层很厚，越往东越厚西部地下黏土层在地面40米以下，东部则在120米以下，而地铁最好是修建在不透水的黏土层中从战备的角度来考虑，地铁采取深埋在西郊比较适宜从第一条线施工，复兴门至公主坟一段可以埋到30-40米深，从第二条线施工，西直门至颐和园一段可以埋到60-80米；天安门到东单段则需要埋到110-120米深，再往东还要埋得更深，且修建时间长、施工问题复杂、投资大如果采取浅埋的方法(离地面2-5米)，只能解决交通问题，不能解决防空问题；如果采用浅埋加固结构使隧道具有较大的防护能力，必然加大投资，且防护能力有限按照深埋或基本深埋的方案，设计工作要用3年，施工要用7年；同时，还要派专家到苏联学习这些人力、物力的投入，对于刚刚成立不到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相当困难的针对以上问题，北京市委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保留现有组织机构，适当压缩干部，等到设计工作开展并且进行施工准备工作的时候，再增加干部，扩大机构；第二方案是不考虑战备上的需要，只从城市交通的需要出发，那么，在十几年内北京的城市交通主要应当从改善地面交通着手(这比修建地下铁道省钱得多)，同时修建地下铁道，国家的财力物力也不允许，那我们建议现有的机构可以撤销，只留下10个左右比较精干的技术干部参加都市规划委员会的总体规划工作，多余的干部有的可以调回原单位，有的另行分配工作。

等到需要积极进行准备工作时再重新集结力量[7]195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作出批示:“关于北京地下铁道建设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的报告阅悉，可先采取第一方案，并同意明年派人去苏考察，对于现有组织机构，技术干部应压缩一下，技术干部留少一点，明年出国考察人员亦不要过多同时应继续将地质情况勘察清楚待各方面情况弄清后再定[8]1958年，中共中央指示，要尽快修建北京地下铁道，并决定铁道部负责组织设计和施工10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就《关于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线路埋设方案》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地下铁道应迅速筹备修建，争取尽快开工，全部采用深埋方案11月，铁道部地下铁道工程局成立，受铁道部和北京市委双重领导，同时撤销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在筹划期间，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努力工作，先后制定出31个规划方案，结合北京复杂的地质条件，对线路埋设深度设计了5个方案，并提出“浅埋加防护”的建议12月，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局长会议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地下铁道要修，可先试点，取得经验随即在木樨地和公主坟进行了竖井试点工程和井点降水工程、打桩与抓斗挖槽试验等，为日后进行大规模建设做好施工的准备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地铁建设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然而，就在北京地铁筹备工作稳步推进的时候，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撕毁与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于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终止派遣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1959年至1961年，中国又经历3年困难时期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国家开始压缩或暂缓其他大型基建项目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北京地下铁道建设暂停，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被撤销，只保留一个“地铁研究所”，继续收集国内外地铁建设的有关资料，进行修建地铁的研究工作北京地铁建设项目被搁置二、在战备的大背景下军方主导地铁建设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更加紧张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印度频频在中印边界挑起事端，台湾的国民党也集结力量，叫嚣反攻大陆从战备考虑，恢复和加快地铁建设被摆到重要的位置上，地铁必须修，而且马上要修1964年，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北京地下铁道建设再次上马为了更好服务战备，中共中央决定这次由军方牵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市副市长万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统一领导北京地铁建设，领导人员还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铮(总参作战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