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鸲鹆》中的侠义精神.docx

    论《聊斋志异·鸲鹆》中的侠义精神    舒乙Summary：小说《鸲鹆》展现出丰富的侠义精神内涵，它讲述的是一只八哥为了挽救贫困的主人，假装将自己卖给“王”，骗得十金后与主人远走高飞的故事与一般的侠客不同，《鸲鹆》塑造了一个在义与利的冲突下坚持道义的侠，其外在形象是鸟而非人，它的机智巧诈也与普通的侠客截然不同但是，正是这种差异性赋予了《鸲鹆》独特的艺术魅力，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商业伦理逐渐兴起的背景下的新的侠形象，并将这一形象深深地嵌刻在民间社会多样复杂的立体环境中，实现了艺术与现实的统一Key：聊斋志异；鸲鹆；侠义；侠文化：I207.419 ：A一、问题的提出《鸲鹆》是清代小说《聊斋志异》第七卷中一则故事，讲述的是一只鸲鹆（即“八哥”）为了挽救贫困的主人，假装将自己卖给“王”，骗得十金后与主人远走高飞的故事《鸲鹆》的篇幅不过三百余字，是一篇极短小的作品，在铸雪斋抄本中明确记载为“毕载积先生记”毕载积是蒲松龄的好友，曾在秦晋之地为官，这则故事是毕载积听来并草创的，蒲松龄对其进行了润饰，在收入《聊斋》时特意提到了好友的名字与其他聊斋故事相比，《鸲鹆》的情节较为简单，人物形象也颇为单薄，一直以来，研究者和评论者对这篇小说的重视度远不及《婴宁》《花姑子》等名篇。

1985年，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阐释了《鸲鹆》小说的结构主义特征，在他看来，《鸲鹆》表现了丰富的文学主题，包括人性、自然、金钱、统治、友谊等等，他将《鸲鹆》看作是一个“寓言”，“说明怎样利用高度发达的文化的武器来返回自然或自然的文化” [1]98詹姆逊对《鸲鹆》的解读确实为我们理解小说打开了新的空间，特别是因为他将结构主义的客观研究方法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跨文化、跨时代的立场出发，用“有色眼镜”来看待这部作品，为我们分析和阐释《鸲鹆》及其他聊斋故事提供了可贵的理论资源在以往，对于《鸲鹆》的评价主要是从道德层面展开的，比如张友鹤、王士禛、但明伦、何守奇等人的评论，他们所着眼的主要是鸲鹆为主人赚得黄金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相比之下，詹姆逊的思考和解读要开阔得多但另一方面，詹姆逊的解释又明显地存在着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的弊端，关于文化与自由等主题恐怕并不是生活在17世纪旧中国的蒲松龄能够想到的，正如张江教授在《强制阐释论》中所批判的，詹姆遜“从抽象出发的文本分析把握不好，极易消抹作品的文学特征，得出令人难以接受的另样结论” [2]5-18。

本文认为，詹姆逊对《鸲鹆》的解释之所以既新奇又怪异，原因在于他不曾从中国小说的传统出发，而是采用了一种完全旁观的、外来的立场《鸲鹆》中的八哥与主人之间的友谊并非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同性情谊，而是一种“恩”与“义”结合的侠义感情，如果将这种感情放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侠义精神”中看，就能真正读出小说的深层意蕴二、《鸲鹆》中侠义精神的表现余英时先生在《侠与中国文化》中曾经指出：“‘侠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品 [3]562 虽然西方有“骑士”和“武士”，但与中国的“侠”却有明显的不同，他进而指出：“‘侠的主要凭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气概，而不是形式化的资格 [3]566 这里所谓的精神气概，是指一种慷慨悲壮、正义凛然的威严和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说，“侠”是一种人生境界和生命状态，而不是武功与暴力中国文化中有“儒侠”“侠节”等词，这些词语的存在，证明人们并非以武力作为衡量“侠”的标准，而是以其行为背后的正义性的动机为依凭的但另一方面，“侠”所秉持的正义又并非“公义”，而是“私义”，是一种民间的、个人之间的“恩义”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是第一部将“侠”搬上正史舞台的著作，其中有所谓“布衣之侠”“闾巷之侠”，都证明了侠与民间社会的复杂关系，而《韩非子》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则印证了“侠”与正统法制之间的冲突与张力。

《鸲鹆》中的八哥形象完全符合上述关于“侠”的界定，虽然它是一只鸟而不是人，但它知恩图报、颇有“侠节”；它的行为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却完全合乎民间社会的“道义”逻辑具体来看，《鸲鹆》中的侠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重义轻利的“侠气”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鸲鹆》中的八哥显然是在实施一场诈骗，王用十金购得了八哥的所有权，但这只八哥却违背了既定的“购买合同”，私自返回原主，让王蒙受了经济损失这种看法将八哥变成了一个规则的破坏者，一个毫无信用可言的骗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八哥如此行事，它自身所遵循的逻辑却并不是以上的“商人信用”，或许在它的眼中，正如詹姆逊所说，王是一个“反人”（inhuman），是八哥与主人之间的自然亲近关系的破坏者因此，八哥绝不会考虑王是否得利的问题，而首先关注的是它与主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小说一开篇就强调了主人与八哥之间的关系“甚狎”，而且，主人此时处于“资斧已罄，其人愁苦无策” [4]203 的艰难境地正是在这种困境面前，八哥的侠义精神表现出来，它宁愿牺牲自己，来为主人筹得归路之资在危难之时选择同舟共济，甘愿以自己作为牺牲，成全他人，这正是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称颂的“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 [5]125 的侠客精神。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舍生赴死，救人危难的“侠客”层出不穷，《史记》中的荆轲，唐传奇中的聂隐娘，《水浒传》中的武松、鲁提辖等等，蒲松龄的《鸲鹆》明显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这种重义轻利的侠客精神在《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章中都有体现，比如《侠女》中侠客女子勇敢为父报仇；《聂政》中写聂政化为鬼神复出，为民除害；《崔猛》写崔猛为了替朋友报仇，抗击匪寇可见，侠义精神始终贯穿在《聊斋志异》的众多故事中，因此，《鸲鹆》小说的侠客情结也就不难发现了2.知恩图报的“侠节”当主人遭遇危机时，八哥是自由的，它可以自由选择帮助他，或飞走不帮八哥选择伸出援手从动机来看，《鸲鹆》的开头已经点明，八哥是主人所养，主人“教以语言”，使得八哥具有了吸引人的本领可见，主人是八哥的恩人，八哥选择出手相助，主要原因是它与主人之间的施恩与报恩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王与八哥的关系却是寡恩的，王与八哥之前并没有深厚的情谊，虽然王对八哥的各种要求皆予满足，但毕竟只是将八哥当做一个玩物，而且是关在笼子里的玩物，如果不是八哥装作要沐浴，它便会永远被囚禁，成为王的宠物从王与主人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主人并没有将八哥看作自己的财物，而是伙伴关系，“出游必与之俱” [4]203 。

因此，在王与主人之间，八哥并没有选择前者，即使八哥选择前者就意味着锦衣玉食，但选择后者，则是对一种“报恩价值”的体认我国明代的少儿启蒙读物《增广贤文》中曾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人们经常使用的俗语，可见，“报恩价值”是多么得深入人心报恩的行为是被动的，是首先收到某人的恩惠，然后在恰当的时候将这种恩惠回报给施予的人，然而，所谓的“涌泉相报”证明了报恩行为并不是一种交换行为，更深层地看，报恩是对他人心存感激，进而不惜代价地回报施恩者报恩不是功利地、理性地，而是带着强烈的情感色彩八哥的报恩行为就是这样，虽然在提出建议时，八哥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事情并不一定按照它的计划发展，为了报恩，它不得不将自身置于险境从报恩的角度看，八哥的行为充满了侠客的精神，正如卢照邻的诗歌《刘生》中所写的“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这种为了恩义而牺牲自我的精神，直接与中国文化中的侠义精神相通3.锄强扶弱的民间正义逻辑在《鸲鹆》中，主人与王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前者深陷在贫困当中，不得不变卖自己钟爱的鸟，后者则可以毫不吝惜十金，果断地买下八哥，还为它“呼肉啖之”“金盆贮水” [4]203 ，可谓奢华至极。

从二者的对比中不难看出王与主人巨大的贫富差别从这个角度看，八哥骗王的行为便带有了一丝“劫富济贫”的意味抛开八哥与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看，八哥骗得的钱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他人牟利，是为了帮助弱者八哥的行为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和均贫富的理想模式，在一个存在阶级差异和贫富分化的世界，已经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总是存在着破坏性的力量，他们不仅是促进社会革命的动力因子，同时也成为了寄寓百姓的理想情感的精神依托八哥的行为看似是一种欺诈，但在民间社会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眼里，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对人人有其食的社会理想的寄托呢？4.友谊与自由侠义之情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由的友谊如果我们将侠义之情与宗教感情、亲情、爱情相比，就能看出侠义之情的特殊之处宗教感情和侠义之情的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指向一种“天下朋友皆胶漆”的平等与自由，但不同之处却在于，维系宗教感情的是对神的共同的崇拜，是基于相同信仰的价值体认，而侠义之情则与“恩”“仇”相联系，侠客追求的是一种道义担当，同时也是对自由意志的守护侠义之情与亲情不同，亲情有着先天必然性，与血缘关系紧紧联系在一起，父母之爱子，乃是一种天然地，近乎本能的感情，而侠义之情则是自然选择的关系，侠客与被助者，侠客与侠客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友谊关系。

侠义之情与爱情也不相同，爱情将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使两颗灵魂之间发生共鸣，而纯粹的侠义之情则是“君子之交”，是不图回报的虬髯客善望气故不与真天子争位，聂隐娘化药为水，真正的侠客往往执着于对自由的追求《鸲鹆》中的八哥便是如此，王的善待是以牺牲自由为条件的，虽然是衣食无忧，却被囚于笼中，终究比不上和主人在一起的自由和亲密无间的友谊正如陈平原所说：“游侠不同于求职谋生的浪子游士，其漫游并非出于形而下的生活需求，而是追求人类平等这一崇高而渺茫的理想 [6]235 从这个角度看，《鸲鹆》中的八哥从笼中振飞，便全然是一个追寻自由的侠士意象了三、《鸲鹆》中侠义精神的特点与价值从侠义的角度看《鸲鹆》，其艺术特征是极其丰富的，这是因为，在蒲松龄笔下，《鸲鹆》的侠义性并非完全以正面价值出现的，也就是说，蒲松龄用《鸲鹆》的短短三百余字，展现了一个民间的充满张力和矛盾的“侠”的形象1.《鸲鹆》中侠义精神的特点总结起来说，《鸲鹆》中的侠义精神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殊性，这四个特殊性使得《鸲鹆》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学对侠的固化了的表达模式第一，《鸲鹆》表现了商业社会中的侠义精神明清时期的市民经济和城市商业已十分发达，《鸲鹆》中有两处描写间接表现了一种逐步完善的商业文化开始在社会中崭露头角。

一处是八哥在危难之中，提议将自己售出，并主动在街市上表现异能，招徕顾客，与王商定价格一处是小说结尾，写主人“携鸟在西安市上” [4]203这不禁使读者陷入了猜测之中，是否主人与鸟又在别处“故技重施”？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再次出现了“市”，表明一种商业化的行为方式已经不再陌生了，“市”具有自由和交换的双重含义，主人与鸟在市中的自由，正与笼中之鸟相照应因此，与古代史传文学中的游侠、唐传奇中的侠客不同在于，《鸲鹆》中的侠义精神被放置在了一个商业逻辑的大背景下第二，《鸲鹆》表现了侠义精神与契约精神之间的冲突《鸲鹆》问世后，评点者从道德角度对八哥的巧诈行为进行了批评，如何守奇的评论：“鸟诈，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7]398 这类评论的出发点都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对八哥违背诺言的行为的评论一方面是主人与鸟的亲密关系和劫富济贫的侠义担当，一方面是信守承诺的契约精神，这两种价值都是传统社会中十分强调的，特别是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交换的频繁进行，契约精神开始超越传统的“信义”的伦理要求，具有了更多的制度性内涵《鸲鹆》之所以在评价者那里得出了另类的解读，原因就在于二者的张力和冲突是明显的，虽然八哥选择了侠义，放弃了与王的契约，但后者依然作为一个潜在的十分强大的价值约束，存在于读者的心中。

第三，《鸲鹆》提供了一个另类的“侠”的形象作为“以武犯禁”的勇士，自古以来，侠客都与暴力和武功紧密相连司马迁笔下的聂政、荆轲，《水浒传》中的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