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ocx

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世界城市窗口”，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和国内其他特大城市一样，在其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诸多的挑战，有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一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向“社会人”，社会问题不断增多，居民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的变化社区社会组织的出现可以视为对社区居民中出现的这种多元化的兴趣、利益与价值诉求的一种回应二是社会治理的新格局要求政府由过去的单一的行政化管理向多元的社会化治理转化——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开始向社区全面下移，这样自然就放大了社区居委会的现实困境按法律规定，居委会理应是一个社区居民的自治性组织，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居委会忙于应对街道委派下来的各项行政性任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初衷三是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率较低、参与程度不深、参与机制不健全现如今多数社区的参与者基本上以社区中的老年人为主体，参与的内容基本上以棋牌、跳舞、花鸟等文娱活动为主，少有对社区中公共事务的讨论这些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的新问题都呼唤社区社会组织的诞生，并呼唤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这些组织的成长和发展，让基层社区中的居民有机会组织起来，并通过组织的形式表达公共利益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在参与过程中培育社区领袖和现代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意识，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一 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概况社会组织是目前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其自治地位由宪法、法律、条例等规定；其自治力量则来自社区公民对自身利益维护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的诉求在北京市城乡社区中存在的社会组织主要有四种形态第一，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目前这两种形态的城乡社区自治组织均由宪法和法律认定，1982年宪法、《城市居委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均明确规定，居（村）委会作为“居（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对本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拥有自治权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村委会和居委会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前者存在村集体资产，如土地、厂房等，因此它既是一个生产生活和利益的共同体，又是乡村基层权力的延伸；而后者基本上就是在执行街道各条块委派的任务，实质上成为国家权力对城市基层社会实施管理和控制的载体第二，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是住宅商品化以后的产物业主是物业的所有权人，业主委员会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的组织，其成员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应当由业主担任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亦构成现代宪政意义上的议行分设体制，业主大会是代议机构，体现全体业主的意志，而业主委员会则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向业主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当前国内关于业主委员会的研究，多与城市公共领域的建构、公民维权与抗争、中产阶层的权利与身份意识等研究相关联（朱健刚，2007；沈原、郭于华，2014）第三，社区备案组织主要包括社区中的联谊团体和兴趣小组其成员以社区中的中老年女性为主，它们会定期举办一些文娱活动，如戏曲沙龙、老年服装表演、交谊舞比赛等严格来说，社区备案组织只是一些群众性的团体，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因此只是以在社区中备案的形式开展活动截至2012年底，备案社区社会组织有11813个第四，社区社会组织这是主要活跃于城市各种社区内以公益精神为动力的公民自治组织，其主要功能是组织社区中或社会上的志愿者为本社区与其他社区中的居民或目标群体提供长期目前国内学术界已有大量的关于“公益组织”和“社区”的研究文献，但是对上述“社区社会组织”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从基层社会治理视角，对北京市城乡社区中的该类社会组织进行研究二 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的类型对目前在北京市的城乡社区中活跃着的公益组织从功能上进行分类，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民生慈善类该类组织在北京社区中的工作领域主要覆盖养老、助残、农民工及其子女、边缘群体（服刑人员子女等）。

乐龄、协作者、工友之家、南都新公民学校、太阳村等就是其中比较有社会影响力的组织二是文化教育类此类组织主要指社区学校和社区图书馆如李岩创办的北京橡树湾的“第二书房”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三是支持倡导类此类组织主要指为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提供支持的机构如恩派、社区参与行动、惠泽人等四是法律维权类此类组织主要指对社区中居民的权利进行维护的机构如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益仁平、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等五是环保类此类组织主要指在社区中进行环保和食品安全宣传，并开展相关领域的活动的组织如“自然之友”、万通基金会、社区环保公益项目等六是社会企业此类组织主要指在社区中，通过企业化的运作模式，实现自负盈亏，并将获得的利润进一步转化为机构产品的再生产的组织如社区慈善超市、小毛驴市民农园等近十年来，在北京市城乡社区中生长起来的这六类社会组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均有较大的发展其中又以民生慈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最为迅速三 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个案分析为了对北京市社区层面存在的这些公益组织的发展历史、现状与未来有一个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笔者在这六类组织中各选取1～2个个案，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第一手资料。

在此基础上，笔者发现北京市社区社会组织在组织的发展历程、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存在如下共性一）组织的发展历程从笔者所访谈的这些机构的个案来看，这些组织多数是在2000～2005年成立的发起人基本上都是专业技术人员，有研究员、记者、公务员、医护人员、律师等在急速变迁的社会生活中，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各种社会问题，于是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身体力行地为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做出贡献自然之友”的成立便是与梁从诫先生和当时一些环保人士对中国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珍稀野生动物频频被猎杀的忧虑和思考息息相关1997年2月就首钢“上游”产业迁出北京的可能性问题的研讨中，“自然之友”的会员荆中做主旨发言，并形成了梁从诫先生3月在政协会议上关于建议首钢部分迁出北京提案的基础1998年10月5日梁从诫先生向英国首相布莱尔提交了一封公开信，旨为杜绝盗猎，保护藏羚羊，吁请他更有效地制止英国国内关于藏羚绒的非法贸易布莱尔于次日复信表示理解和支持北京协作者的李涛，他原是《中国妇女报》的记者1998年1月应香港乐施会的邀请，到河北省张北地区进行地震后的救援采访，并参与到救援的工作中在这以后，他就再也无法回到自己原先的生活轨道上去——他感受到了作为一名社会人所肩负的责任，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的中国社会组织几乎是一片空白。

于是2000年辞去了记者的职务，创办北京协作者，从此开始了他的公益人生1999年，时任北京丰台司法局所属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的佟丽华律师，与另一位律师由个人出资，以致诚所的名义，联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成立了“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并开通两部面向全国的热线咨询，由专职律师进行问题解答2004年，致诚所又开始介入职业化推动农民工维权的公益事业中佟丽华在《为了正义——致诚公益十年》一书中写道：在经过近两年的思考之后，我确立了推动农民工维权的基本思路当时我的基本想法是：尽管当时国内外都在关注农民工问题，但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农民工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哪里找谁呢？这个问题最简单但最难回答，所以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敞开大门，通过免费咨询和代理案件，直接帮助农民工；农民工接受教育少，缺乏维权意识和经验，我们要通过媒体倡导和直接培训来提升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法律和政策存在的问题以推动其改革，让更多农民工受益二）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北京市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历经了10～15年的发展后，基本上都已具备一个现代社会组织治理结构的雏形调研结果显示每个组织都有成文的组织章程，且这些章程都对组织的实际运作起着较大的指导作用。

组织现在的负责人均为组织的创始人，由此显示组织的管理层或决策层是比较稳定的所有组织都有理事会，且每年召开1～2次理事会，对组织的重大事项和新战略与项目的启动进行决策从组织权力的集中程度来看，多数组织的权力处于比较集中和有些集中之间，这显示了组织的第一代创始人和领导者依然对组织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作用，同时也显现了一个平行与民主的治理结构正逐步在这些组织中形成然而这一过程对于相当一部分的组织而言，都具有其复杂性和困难度，当第一代的“魅力领袖”离开组织以后，这些社会组织如何延续它们的生命并被激发出新的活力，是目前中国所有的草根组织正在面对或将要面对的重大议题自然之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94～2004年“自然之友”的发展凸显了中国早期很多社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特点，包括由社会精英或社会名流发起组建，组织的整个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发起人的社会影响力但随着一些创始人和团队骨干的离开，梁从诫先生和组织的理事们也意识到自己对组织未来发展的影响的局限性，在2004年2月28日召开的“自然之友”理事扩大会上，理事们在总结“自然之友”十年来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反思了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组织未来的发展制定出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

于是在之后的6月5日，梁先生公开宣布：“‘自然之友’”面向全国招聘总干事，而他要慢慢淡出了这也意味着“自然之友”开始了自己的转型——“去梁从诫化”，逐步走上现代社会组织的治理之路2010年10月28日，“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梁从诫先生在北京病逝当时的“自然之友”因此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是“自然之友”需要重新“找婆家”，即重新找主管单位这其中的原因在此笔者不再详述总之，在经过多方努力后，“自然之友”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以“民非”身份正式注册自然之友”的这一新身份，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机构能按照自己的战略规划继续发展，也能满足组织开展工作的需求，保证“自然之友”可以合法地拥有独立的资金账户，可以作为诉讼的原告利用法律手段开展工作但是，“自然之友”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之后，组织之前实施的社团会员制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在我国的有关规定中，社团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有很大区别的，后者是不能有会员制的所以“自然之友”的会员曾一度被叫作注册自然者而不是会员，这对于“自然之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其实在此之前“自然之友”很多的工作主要是依附会员来完成的，时至今日组织的这一特点依旧没变，它依然会支持自己各地的会员为保护环境去行动，但事实上很多工作的开展所受的限制是比以前多得多的。

这也是“自然之友”注册自己的基金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希望可以通过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协助组织开展活动，支持各地的会员（见图1）图1 “自然之友”组织结构另外，有些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在机构创建之初，就有意识地构建起了一个较完整的组织治理体系，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使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了保障如“社区参与行动”在成立之初，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就属于理事会，理事会商议组织的发展战略，对组织进行监督，并对项目运作进行审议理事会成员任期三年，每年召开一次理事大会理事基本上由社会知名人士、学者等组成，可以为组织提供专业化的咨询与指导意见（见图2）组织在倡导参与式治理的同时也将这种理念应用于内部管理，进行扁平化地运作，员工之间均为平行的分工合作关系每当有新的项目时，组织的成员可以“认领”项目，不论其职位是什么，都可以成为项目主管这种做法不但使组织内部的交流机制畅通，也培养了员工的工作能力，令员工有归属感，减少了人员流动性，为组织的长效发展提供了保障此外，组织还进行了制度化建设，编纂了员工手册，为组织内部参与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