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史记》引《诗》辨疑.docx

国学研究-《史记》引《诗》辨疑 　　内容提要：论诗、引诗、以诗证史，是《史记》运用《诗经》的三种主要方法《匈奴列传》叙周襄王史事引用《鲁颂閟宫》、《小雅六月》和《出车》，但三诗背景与襄王事并不相合，其中的矛盾古人已有所论，惜疏漏舛谬，并不圆满今在各家之说基础上，通过对三首诗历史背景的考释、《史记》用诗方法的分析、“断章取义”式用诗观的演变以及周人与戎狄关系等方面，对这一矛盾现象予以合理解释　　关键词：史记；诗经；断章取义；以诗证史；辨疑　　作者简介：赵宏艳，女，1981年生，汉族，甘肃正宁人，文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师，助教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史记》与《诗经》之关系的研究，今人已多有发见专著如陈桐生《〈史记〉与〈诗经〉》，论文有蒋立甫《略说司马迁与〈诗经〉研究》，陈桐生《〈史记〉与〈诗经〉的三种关系》，董治安《〈史记〉称〈诗〉平议》、《〈史记〉称〈诗〉综录》等，多以整体性的宏观论述为主，于细节问题却缺少微观的阐释与分析，对《匈奴列传》引《诗》矛盾的忽视便是一例故不揣浅陋，兹论证如下，求教于方家一、问题的提出　　《诗经》是司马迁著史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对殷、周历史概貌的描述，多依据《诗经》而来。

如《殷本纪》论赞云:“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又如《平准书》：“《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周本纪》关于周人先祖后稷出生的传奇经历更是采自《大雅生民》《公刘》、《緜》、《皇矣》等诗，构成文王以前周族历史的主要部分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过程中，司马迁的选择和取舍难免为后人解读文本带来不少困惑，《匈奴列传》引《诗》便是一例：　　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於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　　以上引诗五句，分别出自《鲁颂閟宫》、《小雅六月》和《出车》，具有鲜明地引诗证史的特点所谓“引诗证史”，即《诗》之本事与史事乃是基本相合的那么，司马迁所引三诗究竟与史实是否相合呢？　　《閟宫》是“歌颂鲁僖公能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的诗”[1]僖公，公元前659——前627年在位，而周襄王是公元前652——前619年在位，从襄王即位至僖公卒，中间有25年重合。

也就是说，襄王与僖公是同时代人那么，引《閟宫》证襄王时史事，就时间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据《左传》，僖公在位的33年内，并无征伐戎狄的明确记载不过仔细耙梳，并非无迹可寻《左传僖公十六年》云:“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这不过是襄王三年（僖公十一年）子带召“扬、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师”的遗祸，第一次京师之难，“秦、晋伐戎以救周”；这一次是齐国来救难的据《史记齐太公世家》：“（桓公）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当是时，齐桓公早已称霸诸侯，各国无不惟齐国马首是瞻，凭鲁国当时的实力，尚不足以抗衡；其二，鲁为葵丘之盟国[2]，依照盟约，有出兵之义务；其三，鲁是周王的宗室，负有保卫王室安危的责任襄王奔郑以后，曾告难于鲁，曰“不榖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3]，显然是一封加急求救信了综上，《閟宫》所言“戎狄是膺”，即僖公十六年（周襄王九年）“齐征诸侯（包括鲁国）”伐戎戍周天子一事　　《六月》与《出车》，鲁、齐、韩三家皆以为宣王诗[4]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司马迁所习为《鲁诗》，以宣王时之诗证襄王时之史，显然违背“诗史互证”的原则，且宣王与襄王前后相距170余年，完全无联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是否为司马迁著史之疏漏呢？　　班固《汉书匈奴传》几乎尽录《史记匈奴列传》而来，但对引诗一段却做了改动：　　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而歌之，始作，疾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　　《史记周本纪》曰：“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但没有具体说到底是哪一首诗，《汉书》却引《采薇》相证司马迁引作襄王时征伐戎狄之证的《出车》、《六月》，也被移到了宣王时，这正符合鲁、齐、韩三家诗的说法若以此为准的，则《史记》的引诗就令人迷惑不解了　　清代学者对这一矛盾已有论述，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盖史公言戎狄为中国患，历引《诗》辞以证之耳梁氏之辞模糊含混，并没有清楚说明矛盾之原由陈奂《诗毛氏传疏》曰：“《史记》羼入襄王者，恐司马迁记忆之误耳其所谓“记忆之误”，令人难以信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著书战线虽长，但书成必有修订一事，若“记忆之误”，定当删改，而非今之面貌。

陈乔枞又言“《史记》此节盖编简烂脱，仅存引诗数语，后人掇拾遗文，次于‘戎狄是膺’之下，遂致牴牾”更是不足为凭《史记》确有残缺和后人补掇，但从古至今对《匈奴传》的完整与真实并无怀疑与争议；且叙襄王事翔实，确为太史公之笔法，完全不似“编简烂脱”之行迹，此解不过是削足适履二、《史记》用《诗》方法分析　　《史记》对《诗经》的采择、运用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论诗如《十二诸侯年表》：“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以礼仪，上采弃、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太史公自序》：“《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诗》以达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些评论虽散见于《史记》各篇，但综观，司马迁之“诗学观”依然脉络清晰他提出的“怨刺”、“诗以达意”、“四始”、“孔子删书”等论点，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而“发愤著书说”不仅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创作理论，更是历代文人著书立说之精神范本　　第二，引诗有“断章取义”式称引，如《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语出《小雅车舝》，本义是描述行路时情景，司马迁借此表达对孔子的景仰之情，此意后世沿用；《淮南衡山列传》：“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语出《鲁颂閟宫》，原本指鲁僖公征伐戎狄和南方荆舒，因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封在荆楚之地，“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武帝时二人谋为叛逆而先后身死国灭，司马迁引此是想说明诸侯国若“不务尊藩臣职”，必将遭到惩罚直接引用如《晋世家》：“十一月，里克杀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荀息之谓乎！不负其言’”语出《大雅抑》晋献公病危，以少子奚齐托付荀息，然献公未葬，奚齐即被杀，荀子负于献公而欲死，后听他人言立奚齐弟悼子，未几，里克又杀悼子，于是荀息以死报献公司马迁援引此诗褒扬荀息为人重诺的品格，这也是《史记》弘扬“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宗旨之体现此二类引诗与修辞之引用格相仿佛，我们不必考察其原典，结合语义即可明了；使用得当，文章亦增色不少，往往是通过这类引用，使人谙熟《诗经》中的语句，并延续而成经典。

　　第三，以诗证史如：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周道之兴自此，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索引》谓“即《诗大雅》篇‘笃《公刘》’是也”；　　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索引》引《鲁颂閟宫》第二章作注《大雅緜》亦可证；　　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三家无注《汉书匈奴传》引《小雅采薇》证以上三例均出自《周本纪》）　　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秦本纪》）　　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燕召公世家》）　　以上五例皆以诗证史，诗之本事与史事乃基本相吻　　然而以上述三种方法考察《史记匈奴列传》中的三例引诗，发现均告无效若司马迁“以诗证史”，则引《鲁颂閟宫》“戎狄是膺”尚有据可寻，但“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显然无从着落；若“断章取义”，则《六月》、《出车》中的两句解释得通，“戎狄是膺”又说不过去究竟如何取舍统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先澄清《六月》、《出车》的本事和历史背景。

西周自懿王始，王室衰微传至厉王则为政暴虐无道，诸侯不朝，国人叛之宣王即位，召公、周公辅政，“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周本纪》），具体措施包括一系列对外征伐：“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后又“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秦本纪》）；召虎伐淮夷（《大雅江汉》）；南仲伐徐方（《大雅常武》）；方叔伐楚（《小雅采芑》）；吉甫、南仲征伐猃狁（《小雅六月》、《小雅出车》）；伐条戎、奔戎（《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伐姜氏之戎（《国语周语上》），申戎（《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此外，尚有出土铭文（兮甲盘）可证要之，宣王时国力确为强盛，征战之频繁，战线之长远，为周朝立国史中所罕见这些战役除伐条戎、奔戎及姜氏之戎是失败的，其他均告捷轰轰烈烈的一番壮举，的确具“中兴”之象《六月》、《出车》二诗放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中无疑是最熨贴不过的　　我们再对比一下周襄王时的国力平王东迁洛邑后，王室又急剧转衰，各诸侯国竞相吞伐，以强并弱公元前679年，齐桓公称霸诸侯，前651年，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实际上是默许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齐国也义不容辞地扮演着“救世主”和“灭火队”的角色，襄王两次因戎难向齐国求救，燕、卫小国的戎难也毫不推辞。

襄王奔郑后，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周本纪》），王归国后，感念其勤王之功，“赐晋河内阳樊之地”（《晋世家》），裴骃《集解》引服虔曰“阳樊，周地土地是国力和权威的象征，周王割王畿赏赐诸侯的行为，已隐约征兆出天子权威的旁落城濮之战后，以献俘之功又赐“大辂、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瓉、虎贲三百人”（《晋世家》），封赏可谓至厚，自此奠定晋文公霸主地位晋文公称霸以后，脾气更大，“召襄王会之河阳”，王已全无威信，完全要看诸侯国的脸色行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所谓“政由方伯”，无过如此自救尚不能，何来《六月》、《出车》二诗中所谓伐举之事？且这二诗充溢着霸气、威武、昂扬的“中兴”气象，襄王时代惟瞠乎其后而不能相媲　　故“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并非以诗证史[5]，更像“断章取义”式引诗，其契合点唯在“伐戎”一事而已《卫将军骠骑列传》的天子诏书再次引了这四句，取义也仅在讨伐匈奴，都是借意说事，“换汤不换药”的用法　　至于“断章取义”和“以诗证史”两种用诗方法为何会杂糅一体，我们以为还得从春秋以来的用诗观里寻根究底先秦典籍中引诗、说诗的例子不少，如《论语》、《孟子》、《荀子》、《国语》等，总体观之，皆以“断章取义”为鲜明特征。

譬如孔子论《诗》而“思无邪”，《孟子藤文公》两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