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的法语教育.docx

    京师同文馆的法语教育    王颖琴【摘 要】京师同文馆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通晓法语的翻译和外交人才，在中国法语教育史和中法外交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旨在从教习、学生、课程、考试、留学、学生出路等角度，介绍和分析京师同文馆法语教育的基本情况及其影响Key】法语；外语教育；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它始创于1862年，最初为政府培养外语翻译人才所设，后逐步发展成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校，直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历时40年之久同文馆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法语翻译和外交人才，在我国法语教育史和中法外交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法文馆的创立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与外国人的接触愈加频繁然而当时的中国却面临“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 的被动局面，涉外交涉中，基本依赖外方翻译，遭洋人欺蒙、无力反击的事件，时有发生因而在同文馆成立之前，士大夫阶级中的开明之士就提议开设外语学校、培育翻译人才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成为同文馆成立的直接原因中英《北京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习英语，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

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讠斤 、文祥、桂良联合具名上奏设立同文馆，同月二十日上谕批准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正式开学，学生十人在京的英籍传教士包尔腾（J. S. Burdon）成为第一任英文教习翌年，俄文馆与法文馆开学，学生各十人第一任法文教习是由法国公使哥士耆（M. A. Kleczkowski）推荐的荷兰遣使会的传教士司默灵（A. E. Smorrenberg）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改称“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同文馆正式开馆，史称“同文三馆”二、学生与教习在开办的初期，京师同文馆的招生对象仅限八旗内部十四岁上下的少年1866年奕讠斤 上奏提议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同时建议扩大招考学生的范围，招收汉文业已通顺的翰林、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京外各官、以及举人、贡生等入馆，改变了之前只从八旗中挑选学生的做法1867年同文馆开始从上海和广州两馆调取学生广方言馆先后三次向京馆保送法文学生，共计13人英文馆、俄文馆和法文馆于创馆时，分别有十名学生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学生人数也递增，后期基本维持在120人上下。

同文馆的外语教学由外籍教习负责初期的外籍教习几乎都是各国驻京使节推荐的西方传教士，因为当时只有他们兼通中西语言，能够胜任教学工作之后外国教习的聘任，被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垄断他的方式包括从欧洲代聘，或从属下的海关职员内指派教习，暂时担任教学工作据统计法文馆历史上共有十一任外国教习笔者经过与《海关洋员名录》的比照，署任法文教习的八人中，除林春之外，德达那、雷乐石、帛黎、师克和、柯必达、谭安、铁士兰都是中国海关的外籍雇员至于林春，据载曾于1890年至1891年任驻津总领事署理公使三位专职教习中，荷兰遣使会的传教士司默灵是法文馆第一任法文教习，由法国公使哥士耆推荐司默灵入馆后的第二年，1864年编写了《法国话规》和《法国话料》两本教材，是目前有记载的唯一两本法语教材1866年赫德返回欧洲时，为同文馆聘来五位外国教习最终五人中只有法文教习李璧谐（Emile Lépissier）和化学教习法国人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入馆任职华必乐（Charles Vapereau）1871年入馆担任法文教习，直至1896年离开，是在任最久的法文教习三、课程与考试同文馆英、法、俄、德四种西方语言的学习，都经历字母、音标、单词、篇章的学习过程。

教材方面，除司默灵编写的《法国话规》和《法国话料》之外，1872年，同文馆还获得法国文学苑赠书一百八十八本，“以备同文馆肄业泰西文字之用”1关于赠书机构“法国文学苑”，史料中记载“法国京都有大学院，专为肄习东方语言文字而设 此处的“法国文学苑”应为位于巴黎1669年创立的“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丁韪良担任总教习之后于1876年公布了兼修外语与科学的8年课程表从“翻译条子”、“翻译选编”、“翻译公文”到“练习译书”，翻译课程从易到难，由简至繁，足见同文馆对学生翻译能力训练的重视这也与同文馆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初衷相吻合练习译书”是同文馆翻译课程的一大特色据统计同文馆正式出版的包括译著在内的书籍有32种，涵盖法律、天文、物理、化学、语言、历史、地理、医学、经济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法文馆学生联芳、庆常合译了《星轺指掌》，于1876年出版联芳、庆常、联兴三人还与总教习丁韪良合译了《公法会通》，于1880年出版此外，总理衙门也为学生提供诸多外交笔译和口译的实践活动例如，总理衙门安排值班译员，保证外交文件翻译的不延误。

1868年起，命法文馆学生跟随赫德将法文本的条约内容译成中文，来比对校勘，以备修约总理衙门也要求以后与法国定约时，法文馆学生必须与法方翻译官当场校对条约内容口译方面，遇有与外国使臣会晤的场合，往往招一两个学生旁听，来练习听力学生听了回来，还应记录出来，呈交衙门2上述课程之外，1895年同文馆还曾开设特班，招收各部院司员学习外文，分设英法德日四班据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曾朴记载，他曾于1895-1896年间在京师同文馆学习过8个月的法语京师同文馆的考试分月考、季考、岁考和每三年一次的大考考试的方法，月考由教习出题且评分，季考由教习或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岁考及大考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评分考试的科目最初只有外文，后增加了算学、格物、化学等科目1865年同文馆，英文馆、俄文馆、法文馆迎来第一次三年一次的大考，考试包含笔译和口译：笔译分洋译汉和汉译洋，口译只有汉译洋笔译考试是将外国配送的外交照会译成汉文，此为洋译汉，再将与外国所签条约摘出一段翻成洋文，此为汉译洋口译考试是由总理衙门大臣“密出汉话条字，按名交該学生等令其翻成外国言语，隔座向外国教习侍讲，再令外国教习将学生言语译汉，写明两相核对。

3四、留学教育在正式派遣留学生之前，同文馆学生已有三次随团短期出使国外的经历第一次是1866年，赫德请假回国时，向总理衙门提出可派人随行，英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法文馆彦慧一同前往翌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即将任满回国，总理衙门授予其“办理中外交涉使臣”的头衔，率领使团出使欧美，英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俄文馆塔克什纳、桂荣，法文馆联芳、廷俊同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和多名传教士被杀，中法关系紧张在各国公使的建议下，清廷决定派崇厚任“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赴法道歉出使使团中包括张德彝和法文馆学生庆常总理衙门决定派遣同文馆学生出国留学是在1896年第一届留欧学生共有16名，英法德俄各4名，期限3年，学习外国语文和算学1899年，第二批16名学生动身赴欧，换回上届的学生这两届学生，少数进入大学，大多数先在中学或师范学校就读一两年之后，才入大学就学留学生都住在驻外使馆，他们的就学、生活和经费问题，都有使馆处理，其后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因此历史上同文馆仅有两届留学生第一届留学法国的4名法文馆学生是：世敏、伊里布、双茀、汇谦第二届的4人是：文惠、贵和、唐在复、戴陈霖。

五、学生出路京师同文馆最初创立的目的是为政府对外交涉培养外语人才，因此外交自然成为同文馆学生的主要出路之一1877年1月驻英使馆开馆，中国开始了设立驻外使馆的历史郭嵩焘被任命为第一任驻英公使，英文馆学生张德彝和凤仪任使馆翻译自此驻外使馆翻译成为同文馆学生的主要出路之一根据台湾学者苏精的统计，清末和民国时期相加， 共有14 名同文馆学生担任过驻外公使，其中如上文所述有7人出自法文馆，等于其他语种的总和其中擔任驻法公使的有第一任专任驻法公使（之前通常由驻英或驻德公使兼任）庆常和第三任公使刘式训，他们二人都是从使馆翻译官擢升参赞、最后晋升公使除出洋任职，在国内中央和地方政府担任外交工作也是同文馆学生的又一出路1888年，总理衙门设立翻译官一职，英、法、俄、德文翻译官正副各一员，从出洋充当过翻译、参赞回国者中挑选法文馆出身的联湧和世增，充任过这一职位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总理衙门改组外务部，联芳被授为右侍郎1898年法文馆阎海明调任陕甘法文翻译官第二届留法学生文惠，1898年前任芦汉铁路翻译京师同文馆是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也是晚清教育近代化的发轫在它成立之后，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台湾西学堂成立、珲春俄文学院、武昌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冒出。

加之当时人才匮乏，除留馆担任副教习之外，在新式学堂中任教，也是同文馆学生的主要出路之一例如法文馆学生中，恩禧被调往四川学堂任法文教习，联芳在天津武备学堂任总办，德昆在安徽学堂任法文教习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后，文惠、周传经、郭家骥、方传钦任京师大学堂法文教习六、结论作为中国近代法语教育滥觞的京师同文馆，为中法外交培养了第一批翻译和外交人才这些通晓中法双语的人才不仅为中法外交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也利用自身的语言优势，在整个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中发光发热其次，同文馆为中国近代法语教育的发展输送了师资最后，法文馆学生通过译介西书，将西方关于外交、法律、历史、地理、文学等新知传入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同文馆的法语教育，不仅在同文馆存在期间，甚至同文馆结束之后，都影响深远Reference：[1]陈海燕博士论文《同文馆外语人才培养困境与破解途径的研究》2015.[2]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3]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季压西，陈伟民.《从“同文三馆”起步》.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5]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6]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7]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8]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9]徐艳博士论文《中国法语教学法演变史（1850-2010）》2014.[10]詹庆华，冯雪松.《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1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2]邹振环.《疏通知译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注释：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第155页。

2.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第41页3.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94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