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儒到护儒的章太炎.doc

从反儒到护儒的章太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衰落的事实，是一个无需过多争辩的话题这种衰落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当代中国人们在生活中做出重大选择时的价值取向上，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已经衰落其二，传统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处于日渐弱化的趋势传统文化横遭此厄运，与时代紧密相连回顾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致力于批判旧文化的惰性、封闭性所产生的俗气和浅薄的一面此后一百多年，中国的传统文化屡遭被批判、被切割、被抛弃的命运不可否认，在当时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糟粕的丢弃有其合理性，但是在这过程中，“孩子与水一同被泼掉”的阵痛，始终伴随着变革年代的中国社会但我们认为，现代化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不能经由全盘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经由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逐步得到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以这个角度，重新审视两个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著名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以及一个从反儒到护儒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是为“重读传统文化衰落之因”系列，希望能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到传统文化如何“创造性转化”的密码章太炎 资料图1921年11月，《史地学报》一卷一期发表了柳诒徵的《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文中点名批评了章太炎早年发表的批判孔子《诸子学略说》一文。

柳诒徵在文中认为，章太炎是“打倒孔家店”的祸首，《诸子学略说》对孔子的批判纯属“以无稽之谈污蔑之”出人意料的是，章太炎1922年6月15日在《史地学报》第四期发表了《答柳翼谋书》，不但承认了错误，把当年批孔的论调称为“狂妄逆诈之论”，还对柳诒徵的批评表示感谢要知道，章太炎早年以“诋孔”为能事，被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现在忽然维护起他当年最反对的东西，这一正一反，中间发生了什么呢？为排满而反孔章太炎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是以“改良派”的面貌出现的1899年，三十岁的章太炎在《客帝论》一文中提出，“官天下则帝孔氏”，以孔子的后代“衍圣公”为全国“共主”，还希望光绪帝成立霸府，掌握中央集权但是，庚子之乱后，愤怒中的章太炎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为如果不排满，继续由清政府统治中国，很有可能会亡国，所以他又在《客帝匡谬》一文中，对当初的想法表示悔过，“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汽，不可得也”，此时，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排满者，对孔子的看法，也由尊孔变成了批孔批孔的原因，在他1903年所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有很明确的表述：清政府之所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就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可以说，他攻讦孔子，其实是一个用文化颠覆政治的过程。

1902年，章太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诋孔”之作《訄书·订孔》，开篇就引用日本人远藤隆吉之言：“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而结尾处又引用日本人白河次郎之语:“纵横家持君主政体,所谓压制主义也老庄派持民主政体，所谓自由主义也孔氏彷徨二芯问，以合意干系为名，以权力干系为实，此儒术所以能为奸雄利器使否姓日用而不知,则又不如纵横家名言压制也此文一出，思想界攻击孔子的声音明显增多章太炎从1906年9月起发表的《诸子学略说》，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更加激烈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彼耶稣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培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潘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诸家所以有权而无实也除此之外，还把孔子描写成了一个心术不正的奸诈小人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批孔人士大量采用章太炎的观点来批孔这只是晚清知识分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诸如此类对传统文化批判性的文字，在当时不绝于缕例如，严复在观察了中西文明背后的人文因素后论道：“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娱；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梁启超则对传统文化浸淫下的中国人批评道：“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西人讲话……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座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仰慕溢于言表但是到了民国，情况为之一变从反儒到护儒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正式宣布小学废止读经，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从此，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但是，儒家经典尽管从政治教育领域退出了，并不意味着它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就消亡了相反，由政府力量骤然废止了孔子及儒学的意识形态地位，在民国初年带来了社会价值标准的紊乱，和中国人空前的信仰危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梁漱溟父亲梁济的自杀这位前清官员痛心地发现：“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

1918年，梁济在积水潭投湖自尽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梁济本人并非一位抱残守缺的腐儒，他曾明确表示自己“极赞共和”，这使得他的自杀更能说明一些问题美国传教士丁义华曾对民初教育部门“去孔”的举措评价道：“民国第一任内阁教育总长蔡元培，逞其一偏之心思，欲为惊人之创举，昌言废孔...当时之士，莫不痛心疾首，然怵于政府之威严，大都敢怒不敢言，蔡氏去位，此案全翻，未几而孔教出焉对于儒家思想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多数民众仍然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认同传统儒学，并在社会生活中沿袭儒家伦理传统对此，汤化龙在《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作了深刻揭示其云:“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针，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国本深维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鉴于自由民主在民国初年不足以成为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参照，袁世凯只得重新利用起传统文化的资源他说: “前据南京留守黄兴电陈: 民国肇造, 年少轻躁之士, 误认共和真理, 以放恣为自由, 以蔑伦为幸福。

纲纪隳丧, 流弊无穷请讲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 以提倡天下, 挽回薄俗等情仁人之言, 闻之感喟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 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 民彝无改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崇圣令严复和康有为曾是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潮的主将然而，当民国建立以后，他们都是传统文化最有力的声援者，康有为力主成立孔教会，试图劝服当局者以孔教为“国教”严复也发表了尊孔读经的言论，认为：“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原本”1913年8月15日，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梁启超等人像国会两院递交《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正式揭开孔教运动序幕该请愿书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兴起了一股孔教热9月3日，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仲秋丁祭祀孔”，参加者有数千人，其中除了严复、梁启超等学界名流，还有政界要人梁士诒、汤化龙、陈昭常等9月27日，孔教会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与会者多达二千人，规模盛极一时与康有为不同，章太炎公开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但是他所反对的，仅仅是将孔子及儒学以“宗教”事之此时的章太炎，对孔子与儒学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1914年他将早年批判孔子的名篇《订孔》修订为上下两篇，充分肯定了孔子的学问与成就。

直到1921年，他在遭受柳诒徵的攻击后，索性大方地承认，自己早年批孔批错了未完成的“创造性转换”1916月6月，袁世凯在复辟帝制失败后去世，借袁世凯之力推行的孔教运动也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孔教与帝制, 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当人们形成这样的观念，这场运动便走到了尽头但是，这并没有打击章太炎等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信念，相反，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国学会”，后又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开设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课程，不遗余力地呼吁尊孔读经这时的章太炎，就特别强调孔子与儒学的文化意义，他曾剖白他提倡“国粹”的目的所在：“今者新奇之说，流为格言，日驱人于顽间而不返者，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洵若是，则于禽兽奚择焉？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亡矣显然，章太炎的心中，传统文化中的“义”，在一个重“利”的社会中是多么重要——脱离了政治的因素，文化的部分从儒学的藩篱中挣脱出来，使得儒学更加具有了近代的意义，而不再是阐释统治思想，或者是为礼教背书。

严复同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价值是对德性生活的极端重视，而儒家的学说尤其如此他承认西方文化长于智性的发扬，故自然科学最见发达，而中国文化却以道德之教为深邃他指出：“中国旧学，德育为多，故其书为德育所必用”辜鸿铭则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人们不得不利用物质力量来压抑和克制其内心的情欲，这样，原始人群就不得不受制于纯粹的物质力但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逐渐发现，在征服和控制人类情欲方面，还有一种比物质力更加强大和更加有效的力量，名之曰道德力在这方面,中国的儒家学说所塑造的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的道德精神，正好为迷惘的西方人指引了方向我的确相信,欧洲人民于这场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按）之后,将在中国这儿，找到解决战后文明难题的钥匙这批早年“先进”，晚年“保守”的知识分子，既承认西学东渐之大势，又从西学东渐中痛感传统文化之不可或缺，于是融汇中西、实现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成了他们晚年致力的事业辜鸿铭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将中国的经典翻译到国外，严复晚年将精力大部分用来研究《庄子》，他曾说：“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而晚年章太炎，也从为“学问而学问”抽身出来，强调学问的“致用”，希望人们从经史中能吸取修己治人之法。

这种“创造性转换”的尝试，也不免影响到了后世的学人和执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