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的书风渊源研究.docx

    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的书风渊源研究    摘 要：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数量众多，风格面貌多样唐人题刻的书法艺术价值较高，既有受到欧体影响的高水平题刻，又有唐之前书风的延续，不一而足宋明帖学风格也反映在题刻中，书风多样明人题刻笼罩在台阁体的影响下，清代与民国的匾额多浑厚遒丽这些题刻还保存了众多历史名人的书迹，是认识书法史和历史人物的重要材料Key：彬州大佛寺石窟 题刻 书风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各类材料二百五十余通，有关该石窟题刻艺术的探讨并不多，尚未能形成对这些题刻艺术包括书风渊源与书法艺术的整体认识早期以清人金石学的研究成果为代表，主要有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所撰《邠州石室录》虽然先前有陆心源、毛凤枝等人的金石学著作中收录了彬州大佛寺石窟的题刻，但并未有其他阐释《邠州石室录》则对其中数通题刻的书法艺术作了分析，主要集中在唐人题刻部分如对『《心经》殘刻』『李齐妻武氏造像铭』『房亶造像』『阿弥陀像赞』等唐代书法精神的点评，另有对宋代『残题名』『宇希大同云鹏题名』『董祐题名』的简单点评[1]其后的题刻书法风格研究，主要有两篇论文：一是李凇先生论文中对彬州大佛寺石窟大佛洞主尊背光『大唐贞观二年（六二八）十一月十三日造』纪年题刻的分析，言『贞观』二字有笔画的增减，『年』字的结体是北朝风格，整体看属于浑厚圆劲一路，为初唐书风。

[2]二是李裕民先生论文中言『滕宗谅、程戡、王素书法世颇罕见，此石刻题记为宋人书法提供了很少的实物资料』[3]笔者亦撰文探讨『武太一题记』题刻中所反映出的典型欧阳询所书《九成宫醴泉铭》的艺术特色[4]整体来看，对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艺术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相较于探讨彬州大佛寺石窟窟龛形制与造像样式风格的较多成果而言本课题的相关研究较少，其原因有二，客观上是因为题刻尚未得到整理，无法窥见题刻的全貌；主观上则是人们多认为这些题刻并非书法名家所写，面对中国书法史的群星璀璨，这些题刻在书写高度上似可以忽略当然，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是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主要反映在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些题刻是书法传播史的重要一环，是佐证书法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材料；以唐人题刻为例，有数通题刻明显反映了其所受到的欧体的影响第二，这些题刻保存了历史名人的书法，可能是历代所仅存，具有填补史料空白的重要价值如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中有较多的宋代名人书法题刻第三，这些题刻是研究关中乃至陕西地域书风的重要材料，反映了不同时代地方书法的风格；同时，又因古邠州地处交通要道，过往官绅频繁，所留下的相关题刻也为其他地域书风的研究提供了材料，这方面以明人、清人的题刻最具有代表性。

一般而言，非著名书法家的题刻在纯粹的书法创新意义上并不具有太高的价值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叶昌炽所撰《邠州石室录》中对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的分析主要从历史学角度展开对这些题刻的解读，不能单纯以书法艺术价值的视角评判，而应将其放在书法史的脉络中作书风的考察笔者在全面整理并分析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所完成的《〈邠州石室录〉校注》《〈邠州石室录〉补遗》二书对题刻材料的考释，以原石及拓片为直接的视觉材料，[5]尽可能以那些保存相对清晰的题刻文字，作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的书风渊源与书法艺术的研究因题刻的拓片仅有一种，并没有其他版本可作参考，所以参照原石是必不可少的唐人题刻的多种风格就书法艺术而言，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最具价值的部分当属唐人题刻这些唐人题刻多有界格，字数较多，书写谨严整体来看，彬州大佛寺石窟的唐人题刻多处于典型唐楷面貌尚未成熟的过渡阶段，或是杂糅北朝墓志书风而温润精丽，或是带有强烈的写经体风格，或是因刻石而颇有雄逸之姿，或是受到『二王』、欧体的影响而水平较高，或是年代久远而带有历史的沧桑厚重受到欧阳询书体影响的唐人题刻在题刻密集的千佛洞中，最早的一通题刻当即『武太一题记』该题刻的书风具有明显的欧体风格，尤其是与陕西麟游欧阳询书于贞观六年（六三二）的《九成宫醴泉铭》中的单字有明显相似之处。

虽然『武太一题记』题刻的刻字多有残缺和风化，在点画上没有《九成宫醴泉铭》的精致细腻，但瘦硬而温润、竖画中宫靠拢的特点却无二致该题记的时间大约是在上元元年（六七四）八月廿日，[6]在时间上晚于《九成宫醴泉铭》仅四十余年，在空间距离上仅七十公里左右欧阳询的书法盛名广著，推测当时也可以见到诸多欧阳询的书法真迹，武太一作为豳州长史，在整个彬州大佛寺石窟唐人题刻诸文职事官中等级最高，书学欧体甚至家藏欧阳询书法、将欧体的典范《九成宫醴泉铭》作为题刻的首选字体就不足为奇了『武太一题记』的书法艺术水平较高，结合其或为武周皇室子弟的身份来分析，反映出京城新潮书风向关中外围传播的现象千佛洞中略晚于『武太一题记』的第二通题刻是『房亶造像』叶昌炽言『书法遒丽，亦有初唐风格』[7]该题刻也带有欧体的瘦硬劲利，只是在结体上尚不能如『武太一题记』般毕肖于欧体此刻与个别其他题刻如『元思叡造像』一样，在横折竖的转折处虽并无单独的折笔，但转折处亦有刻意夸张，形成一个横向上的凸点，这似乎与刻工有关系，略显不自然『崔贞臣造像』亦属于受到初唐楷书影响的题刻，右斜上倾斜的结体，已是初唐楷书尤其是欧体楷书的特色了唐之前书风在唐人题刻中的延续唐人题刻多带有较强的北朝碑石、墓志与写经的特点，这是唐朝建立不久前朝书风的惯性延续。

数通题刻尚未以比较典型的唐楷风格来写，这或许是民间书工、刻工写刻的结果位于大佛洞背光左肩的『大唐贞观二年（六二八）十一月十三日造』题记，是整个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中最早的纪年题刻关于该题刻的书风，李凇先生已经做了很详细的讨论，此处不再赘述在初唐咸亨年间的『温室洗浴众僧经』题刻中，前三行字保存相对完好，也可以窥见其书写所包含的浓浓的前朝书法笔意如横线多采用露锋起笔、一拓直下的形式，与典型唐楷的藏锋起笔和顿挫收笔不同，这是魏晋楷书的风格形式；此外，竖笔并未完全垂直，整体的字形呈扁方状、具有下压感，保留了隶书及隶楷的结字特征，与典型唐楷结体竖长、方硬拓展的外貌不同另有个别笔画特征，则反映了北朝碑刻的特点；如横折的笔画，唐人的折笔是将折的笔画放在竖笔的加粗处理上，而此刻的折笔如北朝碑刻一样单独强调，在横竖之间多了明显的折笔笔画『《心经》残刻』，叶昌炽言其『体势遒丽，界画精严，初唐能品』，时间上与上一『温室洗浴众僧经题刻』约略同时[8]该题刻相较于『温室洗浴众僧经题刻』，楷书结体明显，而运笔上以隶意为主，撇捺多带有八分之意的分挑显然这也是初唐风格的反映，即楷书的结体加隶书的用笔，或隶书的结体加楷书的用笔；个别字有似于北朝《张黑女墓志》的风格，但整体来看楷书的味道已远胜于『温室洗浴众僧经题刻』。

初唐楷书背景下多种书风样式的杂糅其后题刻中，楷书意味越来越浓，如长寿二年（六九三）的『神智发愿文』、长寿三年（六九四）的『李承基造像记』等但整体来看，题刻仍未形成初唐四家楷书的面貌，還仍是魏晋南北朝楷书的形态另有两通题刻，叶昌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为『李齐妻武氏造像铭』，叶昌炽言『剑弩蹶张，森如武库，譬之劲翮凌空，绝无翩翾之态』；一为『阿弥陀像赞』，叶昌炽言『字体精严，有唐经生风格』这两通题刻亦是唐人题刻的典型代表惜『阿弥陀像赞』损毁风化严重，十不存一二『李齐妻武氏造像铭』保存尚好二为题刻书法风格皆带有较强的『唐经生风格』，即在点画及起始、转折、波挑上，多有顿挫、方硬的强调，个别笔画又因书写速度的需要而带有行书笔意综合来看，似乎杂糅了北朝碑书、墓志而兼具行书的用笔，已经呈现出了接近欧体的风格特色，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欧体等初唐楷书风格的影响唐人隶书题刻中初唐隶书端正风格的映射彬州大佛寺石窟唐人隶书题刻有二，一是『豳州司马汉川郡开国公造像残碑』，一是『彭城县主造像』题刻时间皆是长安二年（七〇二），二题刻人是夫妻关系，一是李唐子弟，一是武周子弟二题字或是由同一人所写这二通题刻，虽为隶书，实则是楷书结体与隶书用笔的结合。

尤其在横折笔画中，仍是楷书的特征，对转折有特别地强调更似楷书的结体、颜体的线条、八分的波挑相融合而为一相较于汉代隶书的扁方状波折之势，已改为端庄、圆满、丰丽的八分波挑之态，至玄宗时达到高峰此二题刻即是唐代隶书形态的初现，已预示着唐代典型隶书风格的出现颜体风格在唐人题刻中的初现唐人题刻主要集中于武周时期，其实尚处于初唐，带有初唐书法和题刻的特点而另有数通题刻处于盛唐、中唐阶段，其中一些受到了颜真卿书风的影响一通是宝应元年（七六二）的『刘敬芝造像题刻』该题刻中个别字虽然仍有横向凸点的强调，但整体已经变得浑厚、圆润，如屋漏痕，如锥画沙，如折钗股在大的风格上，应是受到了颜体的明显影响具体来说，第一，用笔圆润苍劲，用笔、结字皆多圆势，与早期题刻中的方折、方硬、劲逸风格不同；第二，竖勾、横折等笔画多外拓，形成膨胀的张力感，这是典型的颜体的特征；第三，捺画圆润遒丽，既有燕尾之姿，又有圆劲之态，为颜体之特色总之，不论是从结字还是用笔，或是所呈现出的审美风格，都已经是颜体书风了另一通是大历十二年（七七七）的『王楚广造像题刻』该题刻与『刘敬芝造像题刻』有较多相似处，如整体风格的浑厚、圆润在结体上，结字舒展、宽博；在用笔上，圆浑厚重而内蕴筋骨。

在接近颜体书风上，比『刘敬芝造像题刻』更进一步颜体书风基本取代了拙硬的北朝书风与瘦硬的欧体书风而成为主流，并一直延续在历朝历代的题刻中『二王』书风的唐人题刻一则在众多唐人题刻中，开成元年（八三六）『应福寺西阁功德记』是仅有的行书题刻，受到了『二王』书法的影响，尤其是带有较强的《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书风特点该题刻自左往右书写这种书写的分布方式，唐人题刻中另有宝应元年（七六二）的『刘敬芝造像题刻』、考为永泰元年（七六五）前后『阿弥陀像赞』；唐人题刻分布方式的变化，出现在安史之乱（七五五—七六三）结束前后，不知与安史之乱是否有关系该题刻有《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使转与向背特征，结字萧散，又有高古体势但在用笔上却将王羲之书风中的用笔粗细与结字多变化作用笔厚重与结字端庄，这种变化可能与唐朝隶书的新变一样，都是受到了唐楷结体和用笔的影响仍然可以看出来，此题刻结字灵动而不局促，用笔沉稳而变化丰富，是体现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写刻艺术水平较高的唐人题刻宋人题刻中的楷书风貌与晋唐融合书风彬州大佛寺石窟的宋人题刻遗存数量最多与唐代题刻身份主要为长安及豳（邠）州本地人不同的是，宋人题刻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宋代宫廷官员。

因此，这些宋人题刻的多样面貌，反映了不同的书风渊源得一斑而窥全貌，这些题刻更是了解宋人书法风格及其艺术成就的重要材料，也是反映宋代一般书法史的重要材料，可以重新认识宋代书法艺术的整体风格和平均水平另外，所保留的众多历史名人的书法题刻，可补书法史及历史学之不足欧体等初唐楷风影响下的宋人题刻唐人题刻的面貌多样，但整体来看包括唐之前的碑刻、墓志、写经体等风格以及典型的唐人书风；这些风格的杂糅也延续到了宋代的题刻书风中部分宋人题刻，带有初唐题刻的某些印迹这些印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别字的横折笔画中有横向凸点的强调这样的特征在初唐早期题刻中普遍存在，应与刻工的雕刻有关，如『王冲题名』等当然，这样的字不多，只是初唐楷风的偶然遗存第二，『赵威题名』中很多笔画仍然是魏晋南北朝书写的特征，最典型的是横笔露锋起笔、运笔一拓直下的方式，中间并无顿挫虽是楷书的结体，但却带有朴质的特点，笔画介于《张玄墓志》与楷书之间第三，欧体的结体审美在题刻中有较强的体现，只是有失结字的瘦劲谨严宋初题刻多楷体，但这些楷体无法对应具体某一名家的楷书风格，而似是多家的杂糅如露锋下压起笔属于魏晋楷书的写法，末尾的顿笔带有写经体的特点，竖笔起笔顿挫而中间内收又似欧体的笔画特征，点画方硬似碑书的风格，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