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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伦理纠偏 摘要：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高等教育已是大势所趋然而，在瞬息万变的技术手段与相对不变的教育初衷之间，天然存在着伦理冲突步入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广泛运用必然引发一体两面的伦理纠结：高等教育面临更多的选择与更多的限制；教育伦理主体出现机械化与模糊化倾向；个性化教育更加便捷有效，与此同时，个人的隐私保护受到挑战；技术一方面提升学习效能，另一方面成为自主学习的钳制往前看，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要避免陷入“机械化”的陷阱，务必恪守教育发展的本真逻辑，在积极迎接新技术的同时，警惕“泛技术化”和技术功利主义对教育的浸染，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权衡与融合中坚守育人底线，以道驭技，以人为本，继而有利于实现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统合发展之道关键词：人工智能，高等教育，伦理，技术理性，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息息相关，两者相互激励和促进，共同书写人类的文明史18世纪的工业革命把人类推入了机器大生产时代，并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教育也因此进入科技革命的快车道，取得巨大发展当前，以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产业变革风起云涌，以一种颠覆式的功能深刻影响着人类及智能社会的发展变迁同时，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教育活动，并持续渗透到高等教育教学和管理全程之中。

伴随着教育信息化2.0的启动，高等教育也将迎来人机协同、跨界合作、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这也必将对传统的教育理念、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产生革命性影响[1]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教育变革，鉴于其给教育发展带来的巨大助推力，人们在技术的感召引领下亦步亦趋，专注于发展智能教育，积极革故鼎新，努力重塑教育生态当前，人工智能在促进大学生个性化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提高教育管理水平等方面优势明显在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势头不可估量，脑机接口技术甚至可以为大脑植入芯片来代替学习人们津津乐道，“给大脑植入芯片就不用学习了”[2]174，“有了脑机接口技术，学生再也不能开小差了”[2]172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教育领域的应用必将越来越广泛，也会越来越深入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工智能科技为教育的变革提供了样本[2]18然而，这种对于技术的无条件信任和无边界追求，是否会入侵并干预教育的本真与初衷？结论尚不明确在“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这一问题上的纠结，也引发了在技术至上语境下的“教育的机械化趋势”[3]问题在这种趋势下，如果智能教育仅仅关注知识及信息传递的效率，那么教育终究难免沦为一场追逐功利的劳作，教育的价值理性一旦被技术理性所超越，势必连带出一系列伦理问题。

在此情形之下，人工智能的发展究竟会给未来的高等教育带来什么样的伦理冲突，也就值得根究了一、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的伦理纠结从技术发展史来看，围绕各种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人类总是会遇到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并不局限于技术和应用层面，而更多地涉及人文和伦理方面的挑战[4]教育行业同样如此，雷朝滋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模糊人类社会与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界限，从而衍生出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和法律安全问题”[5]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为高校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但同时也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风险，产生一系列的新伦理纠结一）教育伦理主体的机械化VS教育伦理主体的模糊化从教育伦理学看，“教育活动需要具备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道德实践，从而保障教育符合道德的有序进行”[6]如果教育教学没有这样的道德意义或道德承诺，那么教育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它的神圣使命”[7]在传统的教育活动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主客体的关系，技术是依附于人的客体，教育伦理的主体是人，教育伦理规范由人的道德判断来实现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具备了“类人”的思维和“超人”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仍然归属于客体范畴，随着“类人”思维和“超人”能力的发展，人与技术是否会突破现存的主客体关系，进而演变为主体与类主体的关系？主客体关系的突破必然会解构传统的教育模式。

进一步说，随着人工智能与教育的融合，技术和机器成为教育的重要载体，这些智能载体能否成为教育伦理的主体？它们在面临伦理道德选择时是否具备判断意识？关于机器是否具有意识和“道德智能体”[8]是否成立的争论，关乎伦理关系中主体的根本性质和价值基础这一系列的问题悬而未决，致使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教育伦理也丧失了根本依据，导致伦理关系模糊，伦理主体缺失，伦理规范丧失依据当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人与物的伦理关系和人的伦理主体地位时，传统伦理也就面临解构的风险，意味着以人为主体地位的传统伦理时代的终结，这必然会对教育伦理带来颠覆性的冲击教育是人的教育，任何教育都必须通过人而改变人，这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存在的意义从教育伦理存在的意义来看，教育伦理的发生和结果也应该指向人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根本目的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教育如果缺失了人的主体地位，或者机器代替了人的主体地位，那教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二）技术选择机会的公平VS技术条件限制的不公平优质的高等教育一直是稀缺资源，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教育对时间、空间的限制，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借助人工智能打造的自适应学习平台，不断涌现出有别于传统课堂教学的非正规教学空间，传统大学的“围墙”正在消失。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打破时间、空间的藩篱，让学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让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覆盖城市与农村，让即便处于地球两端的学生也能同上一堂课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将会促进教育向智能化、科学化、社会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并能够有效地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教育公平的实现然而，“乞丐与王子真的能同上一堂课吗？”[9]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运用未必会促成受教育机会的绝对公平，精英阶层总是想方设法地保全自身的优势在智能时代，最新的教育技术依旧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享有，他们会拥有最好的教学设备，比如一台具有很多新增功能的电脑更为严重的是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和知识技术门槛，这些都会加剧教育领域的信息壁垒、数字鸿沟等有违于教育公平的现象相关研究描述了当前发展中国家智能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硬件、互联网的可靠性、数据成本、通信技术、语言文化差异等”[10]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技术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性的技术，学习者使用计算机、网络与相关语言的能力，智能教育设备和资源信息的储备，以及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经费等，这些因素的效应相互叠加，最终使处于技术边缘和不利情境中的人有可能被排斥在智能教育之外，他们不仅不能通过智能教育平台共享教育资源，反而缺失了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和渠道。

从这个角度判断，这种技术上的公平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传统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除此之外，大部分优质的教育资源都不是免费的，教育与技术企业的合作势必受到资本与市场的左右，这些都成为“乞丐”在接受教育时的桎梏可见，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带来的这些桎梏和歧视成为教育不公的诱因，“由技术霸权导致了知识霸权的出现”[11]，由此构成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中的伦理价值难题三）个性化教育的契机VS个人信息泄露的危机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为智能精准选择并实现个性化学习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撑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结合，高校可以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支持下的专家系统、感知测算、模式识别、模糊逻辑等技术，依据学生的个体情况打造个性化的自适应学习模式，为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创造客观条件通过物联网、新型智能教室和智能设备的使用，学生可以在个性化的自适应学习平台上，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制定学习计划，并且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这使得学习更加人性化，更具自主性然而，受教育者在智能学习平台接受个性化学习定制时，必然需要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公布越全面、细致，学习越能彰显个性化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催生了教育大数据，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利用各类数据采集设施、数据分析系统轻松获取受教育者的各种信息，并且运用强大的算法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分析。

将一些与学习有直接关系或者看似没有关联的数据整合在一起，不仅能分析出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明令禁止”的分数排名，还能“算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政治素养、思考能力、心理健康情况和行为习惯等，甚至“读出”他们隐藏的弱点可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切都有可能被记录，一切都有可能成为大数据，智能算法系统甚至比我们自己还了解自己，人毫无保留地被暴露在数据智能分析中数据的力量不容小觑，数据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它来操纵学生更有甚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学生的信息成为智能教育商之间相互分享的商业数据，这些数据在市场的运作下不断地在各企业中分享和使用，形成教育用户信息库，最终使数据和个人信息的“所有权”丧失现实意义由此给受教育者带来的问题绝不仅仅是频繁接收到投资商和广告商发送的有针对性的广告推荐，更深层的问题是个人隐私被数据化、价值化，造成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人的尊严是人的基本权利，隐私权是构成人的尊严的重要内容，属于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对隐私权的侵犯使得个人的基本权利丧失了基本的屏障由此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在使用大数据技术来为学生量身打造个性化学习时，不得不以获取大量学生信息为基础，受教育者也不得不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

这种一方面要求保护个人隐私，另一方面又要求搜集海量个人数据的悖论需求，使高等教育面临伦理的两难困境在隐私权保护与个性化学习中，受教育者如何取舍？高等教育又该何去何从？（四）学习辅助系统的进步VS技术扩张对自主学习的钳制在利用技术管理教育的过程中，效率无疑是最大的成就点随着人工智能在校园的普及，智慧校园、智能教室使教育评价与管理更加自动化，更加高效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智能评价系统、智能管理系统可以加强学习者对学习过程的把握，提升教育管理水平和教育系统整体效能借助人工智能设备和算法，教育管理者可以对受教育者的元认知、高阶认知，甚至心理和生理健康等多种因素进行实时监控和掌握，并进行分析与运算，不间断地对学习的过程进行跟踪、检测、预警和干预等，实现对教育质量的动态监测和管理比如脑机接口技术可以通过记录与分析人脑的信号，推测人的思维活动，并据此输出具体的指令来操控智能机器如果把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到教学中，课堂上的学生再也不能开小差了，因为一开小差，教学系统就能通过脑机接口侦测到异常脑电波动，并分别向教师与学生给出提示学生要自我警醒，集中注意力；教师要注意转变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兴趣[2]174早在2017年，就有教育机构表示，将推出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学习状态测评，对学生上课的瞳孔和表情变化进行监测，从“专注、疑惑、高兴、闭眼”4个维度分析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接受程度，并绘制学生听课时的注意力曲线图，全面掌握学生的听课状态，试图以此来使课堂透明化，打开教学过程的“黑箱”，让教学过程更清楚透明，以此达到优化教学的目的。

然而，在教育领域，如果仅仅从方法论的角度一味地迷恋技术手段，盲目地追求控制学习的技术性，往往忽视对教育中“为什么而治理”和“什么样的治理才是好治理”等具有价值追求的思辨和考量，以致忽略教育管理的价值本源与伦理审视，甚至出现“究竟是校园信息化还是校园监狱化”“表情识别分析真的靠谱吗”和“上课要学会演戏”等质疑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细致、全面的行为和认知管理，一切学习因素都可以通过强大的算法进行量化考核，然而即便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确保分析的万无一失，技术问题解决了，教育伦理这一关是否能过得去？这仍然是个问题培养有健全人格的学生是教育的需求，但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教师依赖技术对教学的监控而逐渐弱化了自我判断，学生面对机器的采集和分析，势必为了迎合机器而忽略独立思考技术的无限扩张最终导致教育沦为单纯的技术性灌输，学生形成表演型人格除此之外，外在价值刺激的作用只能短暂存在，积极的管理行为将管理权牢牢掌握在教育者手中，受教育者被排斥于管理之外，这无疑弱化了自我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