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驳张岩先生对《尚书古文疏证》的甄别.docx

国学研究-驳张岩先生对《尚书古文疏证》的“甄别” 　　[摘要] 本文在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和其他学人辨《尚书》古文之伪的基础上，结合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等相关资料，申论“尚书大序”中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说、孔安国献书作传说与史实不符，孔安国《传》中的“金城”、“驹丽”、“南山”是晚于孔安国的人所写，古文经中的《君陈》、《君牙》、《大禹谟》等乃伪作，从而反驳张岩先生在《审核古文〈尚书〉案》一书中对阎氏《疏证》的“甄别”（即批判）及其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辩护　　[关键词] 古文《尚书》　金城　驹丽　南山　君陈　君牙　大禹谟　　[作者简介] 房德邻（1945—），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875　　张岩先生曾在2005年2月的上发表了一篇6万余字的论文《阎若璩〈疏证〉伪证考》，后在此基础上写成一部专著《审核古文〈尚书〉案》，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出版，张称他写此书是“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次全面的甄别”其实“甄别”乃是一个婉转的说法，事实上是对阎氏大加挞伐张说，阎氏在书中“胡搅蛮缠”、“颠倒黑白”、“刻意捏造伪证”，是“刀笔吏办案”，“望风捕影，罗织罪状”，制造“冤假错案”。

[1]　　张先生的论著发表后几乎未遇到正面批评，反倒有不少赞扬研究生刘义峰称赞张先生“针对《疏证》中的谬误各个击破，非常精彩”[2]刘瑞先生认为，“张岩充分借鉴现代法学中的证据学（证据审查）方法，采用比以往更加严密的逻辑学审核标准，通过深入细微的分析和大量相反证据的提出，其研究结果表明：《疏证》中没有一条确凿有效的‘作伪’证据（经查证不属实）”[3]杨善群先生则宣称，张岩等的论著发表后，阎若璩已经被驳倒，古文《尚书》已经被证明是真文献，“现在已为许多学者所公认”[4]杨朝明先生更由此引申说：“对中国古典学研究必深入如此，才有可能正确认识二十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正确评价疑古思潮及‘走出疑古’等的学术理念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对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认识，其实也是对今日学者能否准确认识中国学术发展脉络，能否科学把握学术动向的一种检验[5]而张岩非常自信，他认为他的观点几乎是不容反驳的，他在2008年1月接受采访时说：“我的文章在发布已近三年，书也出版一年了，尚无人与我正面交锋当然不是没有人想这样做此事从一个侧面表明，我的证据甄别比较坚实，没有给对手留下太多反驳余地这是因为我采用了更加严格的甄别标准，这些客观标准可以有效排除主观臆断。

[6]　　我拜读了张先生的论著，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张先生对阎氏的批评虽然有某些正确的地方，但总体上是错误的特撰此文，向诸位请教　　本文依次辨孔安国《大序》之伪、孔安国《传》之伪、古文二十五篇之伪　　一、孔安国《大序》之伪　　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又称“晚书古文”）在开头有孔安国写的《序》，在各篇经文之前有相传为孔子所写的《序》，前者称为《大序》，后者称为《小序》阎若璩辨《大序》之伪时，主要是指出《大序》所说的晚书“多二十五篇”和“孔安国献书”这两点不可信，而张先生则力辩这两点无可怀疑下面，分别来讨论这两点　　第一，古文《尚书》多二十五篇问题　　《大序》说：西汉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从壁中得到孔安国的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按即《尚书》）及《论语》、《孝经》，全部交还给孔安国，孔安国经过整理，发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授的《尚书》多出二十五篇[7]　　阎若璩就此揭发其伪指出：《汉书》之《儒林传》、《艺文志》记孔安国所得孔壁出书比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或称二十九篇）多十六篇东汉马融为杜林所得的一卷漆书古文《尚书》作《书序》称“逸十六篇”这几条记载说明两汉人所见到的古文《尚书》是多十六篇。

可是到了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尚书》却多出二十五篇，此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为可知也”[8]　　张先生则批驳说：阎若璩的证据来自《尚书正义尧典》孔颖达疏孔颖达在《疏》中提到两种关于“十六篇”的划分：“一是郑玄注《书序》的划分，二是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的分篇这两种划分均有两个层次，即卷和篇在卷的层次上，二者都是十六卷；在篇的层次上，前者二十四篇，后者二十五篇至于《汉书》之《艺文志》和《刘歆传》中记载的孔壁《尚书》“多十六篇”之“篇”字乃为误记，当为“卷”阎若璩利用旧籍中“十六篇”的“篇”字的误记，“在逻辑上耍上一个小把戏”，把“十六卷”说成“十六篇”，于是制造出“十六篇不等于二十五篇”的伪证[9]　　张先生和阎若璩的根据都是《尚书正义尧典》孔颖达《疏》，但结论完全不同，原因是二人对孔《疏》的解读不同张先生在《审核》中引用孔《疏》关键的一段话说：“以此二十四（篇）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为十六（卷）引文中的两个括号是张先生加上的，在“二十四”之后加一“篇”字，在“十六”之后加一“卷”字于是张先生就算出了“24篇减去8篇等于16卷”的一道题。

篇”减“篇”等于“卷”！张先生未免马虎　　其实孔颖达这段话讲得很明白，他是说：郑玄注逸书《书序》十六卷，一卷即一篇，故此十六卷又称十六篇，但十六卷中有一卷（即有一篇）题为《九共》，它分为九篇，若将《九共》看作九篇，则总计为二十四篇，若将《九共》看作一篇，则要除掉八篇，总计为十六篇　　因此《汉书》的“十六篇”并非有误，阎若璩也没耍什么小把戏　　张先生的另一个错误是说孔颖达疏中把二十四篇和二十五篇都划分为十六卷，而事实是孔疏只说二十四篇（即十六篇题）为十六卷，未说过二十五篇为十六卷孔疏未具体说过二十五篇为多少卷，但他分析过《大序》所说的“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是怎样分卷的他说“同序者同卷，异序者异卷”，并且根据这个原则划分出四十六卷来我们根据他的划分方法，很容易算出二十五篇的卷数：二十五篇为十九篇题（因为《太甲》、《说命》、《泰誓》皆一篇题三篇数，二十五减去六为十九），其中有十七篇题是一篇一序一卷，而《伊训》与《肆命》、《徂后》三篇一序同卷（后两篇缺），《大禹谟》与《皋陶谟》、《益稷》三篇一序同卷（后两篇为今文），所以晚书二十五篇（十九篇题）分布在十九卷中，而不是十六卷中所以《汉书》“十六篇”必是指的十六卷二十四篇，而不是晚书的分布在十九卷中的“二十五篇”。

　　以前的学者，无论认为晚书是真还是伪，对于孔疏关于十六篇和二十四篇的说法均无误解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说：“孔氏《正义》谓……郑注《书序》自《舜典》、《汩作》、《九共》以至《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若又称十六篇，则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为十六篇其说凿凿[10]　　阎若璩写道：“孔颖达《尚书疏》备载之……十六篇亦名二十四篇，盖《九共》乃九篇，析其篇而数之，故曰二十四篇也[11]阎若璩这里算的是加上八篇，孔颖达算的是减去八篇《审核》第43页引述了阎氏这段话，但是张先生未看出它是根据孔《疏》写的，反倒把它当作阎若璩隐瞒孔《疏》的证据，说阎若璩对于孔颖达的话“当然不是看不明白”，但是“他绝口不提孔《疏》篇卷划分这是深文巧劾的笔墨功夫”这是乱扣帽子　　自从阎若璩揭露出这个篇数问题，它就成为晚书辩护者的头痛问题了，他们都要想出某种算法，以弥缝“十六篇”和“二十五篇”的矛盾毛奇龄的《冤词》、洪良品的《尚书古文辨惑》、吴光耀的《尚书正辞》以及日本学者宫田华龙的《古文尚书总辨》（天保乙未秋，即道光十五年）、朝川麎的《尚书古今文管窥》（雍涒滩岁，即戊申岁，道光三十年）等各有算法，都试图说明“十六篇”和“二十五篇”二者并无矛盾。

台湾学者戴君仁在《古文尚书冤词批判》一书中一一分析他们的算法，分别冠以“乱扯”、“故意弄混”、“奇文”、“妄说”、“以幻为真”的结论[12]　　引张岩为同道的杨善群先生在其《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一文中也对篇数问题做出解释，他说：“按西汉武帝时于孔子宅壁中发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难道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再不能发现？西汉末年刘歆就说：‘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显然，阎氏‘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13]　　杨先生不应该如此强辩首先，孔安国《大序》说古文《尚书》是在孔壁中这一处一次发现的，未说在其他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还有发现，杨先生是相信《大序》为真的，怎么又提出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有发现呢？其次，杨先生引刘歆说的“天下众书，往往颇出”来证明古文《尚书》在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有发现，引“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来证明古文《尚书》多出二十五篇，这曲解了刘歆的本意这两段话出自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其第一段说：“（在孝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这是说在孔壁出古文《尚书》之前，孝文帝时所出众书皆诸子传说，其中不但没有古文《尚书》，也没有其他经书，却都置为博士了。

刘歆这是在抱怨，连诸子传说都置为博士了，可是后来发现的古文经书却不立博士其第二段说：“（在孝武帝时）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这里明明说孔壁《尚书》多出十六篇，而不是说多出二十余通，至于“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那是说的左氏《春秋》　　张先生、杨先生等之所以想出奇奇怪怪的说法、算法来弥缝篇数的矛盾，是因为不弥缝这个矛盾，晚书二十五篇便于史无征，便有作伪的嫌疑　　张先生关于篇数的算法是《审核》一书的基石，有了这块基石就能将旧籍中某些可以对晚书证伪的证据，变成证明的证据如：《汉书》、《后汉书》、《前汉纪》记孔壁《尚书》多十六篇，此证明晚书二十五篇为伪，可是按照张先生的说法，“十六篇”乃“十六卷”之误，“十六卷”即“二十四篇”或“二十五篇”，因此两汉旧籍已经记载二十五篇事，与孔安国《大序》一致　　《汉书刘歆传》引《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有争立古文《尚书》事，此为孔壁真古文（多十六篇之古文）与伏生今文之争，其时无二十五篇古文而张说，此孔壁古文（多十六‘卷’）就是晚书古文二十五篇，因此刘歆已言及晚书古文与伏生今文之争。

[14]　　但是“篇”减“篇”不等于“卷”，《汉书》的“十六篇”并非指晚书“二十五篇”，张先生的这块基石是不存在的　　阎若璩揭露的篇数矛盾难倒了所有为晚书辩护者　　不过，必须指出，“十六篇”和“二十五篇”只是习惯说法，其实这两个“篇”字的内涵并不相同十六篇”出于《汉书》、《汉纪》，是说十六篇题，其篇数是二十四篇二十五篇”出于《大序》，是说篇数，为十九篇题对应地说，应该是十六篇（题）对十九篇（题），二十四篇（数）对二十五篇（数）　　《汉书》、《汉纪》未具体说明十六篇的题名，但孔颖达《疏》说东汉郑玄为《逸书》十六篇的《书序》作注，其篇题是：《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其中《九共》分为九篇，以篇数计算则为二十四篇孔颖达又指出，郑玄注《逸书》十六篇即《汉书艺文志》所记的十六篇，因此《艺文志》的十六篇（题）若以篇数计则为二十四篇（数）[15]　　孔颖达说《艺文志》的十六篇即为郑玄所注十六篇，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证据，不过我们也只能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也没有反证。

　　以《逸书》十六篇题与晚书十九篇题进行比较，两者的区别很大：十六篇中的《大禹谟》等九篇篇名见于晚书十九篇中，另七篇不见于十九篇中七篇中的《舜典》和《益稷》见于晚书今文经中，其他五篇即《肆命》、《汩作》、《九共》、《典宝》、《原命》不见于晚书而晚书十九篇中的《仲虺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