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公务员阶层消费状况的社会学实证分析.docx

青年公务员阶层消费状况的社会学实证分析 郑进,刘玲,俞琼辉,郭双凤摘要：消费是个人的事情，但在考虑一个社会群体或阶层的消费状况时，则不可局限于经济学解释，而应该将其放置社会格局中，考虑社会层面上的意义对其的影响，以“社会人”的视野看待青年公务员阶层的消费，考察社会的相对稳定性对于生活其中的社会群体存在着预先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市青年公务员消费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影响青年公务员群体消费是不可忽视的社会格局因素，是高于且先于个人存在的社会稳定秩序或是格局的作用关键词：青年公务员；消费状况；社会；格局：C915文献标志码：A ：1002-2589（2011）06-0087-03一、问题的提出青年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公务员则是服务社会、推动改革、建设国家的重要群体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社会结构及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务员已分化为重要的社会阶层，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公务员已有较多的研究，社会关注度高，总的来看：1）学术界的关注点多集中于行政伦理、行政能力、工资制度改革、压力管理、廉政建设等领域；2)社会对公务员的关注多集中于少数而特殊的公务员，而非我国现存的广大公务员群体；3)关于青年公务员群体的研究成果较少，对青年公务员的收入和消费尤其是私人性消费状况的研究尚付阙如。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湖南省市青年公务员消费状况的调查，旨在认识市青年公务员群体的消费状况，理解其消费的行为逻辑，以增强对当前我国青年公务员群体的理性认识，和对社会政策的深刻反思消费并不仅仅是人的经济活动的属性，而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属性之一人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状态也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是文化和环境适应的结果，因此消费反映了人的文明化和社会化成果，体现了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人的教化和塑造作用，具有社会和文化属性[1]此中，并没有刻意研究市发展现状对青年公务员消费状况的影响因素，而是从社会格局这个中观角度出发，注重对青年公务员的社会关系、结构、生存和工作的场域等因素分析，以市公务员为例，从中发现影响我国公务员消费的普遍性因素，而非针对那些不是主流的消费因素，这对我国转型期间公务员问题的研究、群体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一）概念界定青年：对于青年的界定十分困难，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于青年的理解各有不同根据我国实际，本研究将青年界定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及以下的自然人公务员：我国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包括：1）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2）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3）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

公务员的消费：本研究中的消费仅限于为满足个人和家庭需要而对各种物质生活资料、劳务和精神产品的消耗的私人性消费，不包括职务消费公务员的收入：包括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及其家人的收入二）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样本的选取采取多阶段抽样方法从84个部门中随机抽取600位公务员，其中青年公务员161名，占总样本的26.83%在问卷调查基础上，对16名青年公务员进行了深入访谈问卷资料采用SPSS16.0进行了处理，访谈资料中涉及姓名处均按照学术惯例进行了技术性处理三、青年公务员群体消费现状分析1.消费支出压力渐大“公务员既是管理社会、使社会保持稳定的工作群体,又是社会中庞大的消费群体[2]在其消费饱受社会诟病的同时，青年公务员也有自己的现实调查发现，19.9%的青年公务员表示家庭收支状况“入不敷出”，65.2%的表示家庭收支状况“基本平衡”，仅14.9%的表示家庭收支状况存在盈余，共59.9%的家庭月衣食支出不足2 000元表明青年公务员的收入与其消费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与媒体中时常报道的公务员生活奢华情况极其不符，也与人们普遍向往的公务员生活状况存在较大差异。

一位本科毕业后进入税务系统工作的26岁男性公务员A说，由于刚进公务员系统，工资待遇欠佳，每月工资全由女友保管，两人每个月的衣食支出不足2 000元，且几乎全部用于日常生活开支，现在其一面要为农村的父母寄些钱，一面要为以后结婚做准备青年公务员消费支出面临着量少且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现实，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他们还面临着上代家庭、小家庭或组建家庭的重大压力2.消费格局成两栖之势青年公务员的消费不仅面向其个人或家庭，同时还要面对着更大的社会环境，这也迫使他们的消费渐成两栖化在基础性消费上，46.4%的青年公务员表示主要支出是房子、车子，26.6%的表示主要支出是赡养父母，27.0%的表示主要支出是小家庭支出；在发展性消费上，53.4%的青年公务员表示主要支出是子女教育，46.7%的表示主要支出是个人学习和进修；在享受型消费上，49.6%的青年公务员主要支出是人情礼仪，30.2%的表示主要支出是休闲娱乐，20.2%的表示主要支出是购置高档家具在所谓的新兴“中产阶层”——青年公务员中也存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新旧两种不同消费价值观衡量下的“两栖”消费状况[3]一位正科级女性公务员W反映到，她常到专卖店去购物多数是为了读书的女儿，因为女儿在市某中学读书，而该校的学生一贯攀比成风，都喜欢穿名牌，其女儿也是非名牌不穿，而她自己和丈夫则对品牌和购物地点的要求并不高。

很多青年公务员不得不面对以上的一个现实，为了子女或其他亲人而做出“两栖”的选择，但随之消费的主体也发生了改变3.消费形式趋大众化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对其个人消费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同时也是其生活状况的重要衡量指标在现代城市中，虽然西方消费文化对我国传统消费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公务员群体的生活方式相对而言还是偏向于传统或中立型,在总体上，青年公务员的消费形式与社会大众趋近调查显示：36.0%的青年公务员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较传统”，6.2%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非常传统”，34.2%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趋于“中立”，23.0%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较现代”，没有公务员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现代”传统型和中立型社会生活方式仍占主流，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形势下，作为青年重要组成部分的青年公务员的消费状况与我们社会大众主流消费状况的差距并不大，青年公务员的消费状况、生活方式并不异于社会大众的消费状况和生活方式如今青年公务员的消费形式已与注重政治身份时代的群体消费形式大相径庭4.消费心理体现着社会区隔[4]虽然青年公务员在生活方式上与社会大众趋同，但在更微观层次上，通过消费依旧产生着社会区隔如前面提及到的W，她购买服饰考虑“品牌”不是为自己，甚至不是自己个人喜好，考虑的是自己的女儿，她既在用名牌将她的女儿与一般家庭的孩子区分开来，也同时将自己与社会中的部分人区隔开来。

一位34岁副处级公务员T有一件冬天穿的大衣价值三千多元，T表示买这件衣服考虑的主要是自己的职务和身份，虽然一件衣服的钱花费了他大半月收入，但他感到这有利于在单位确立他的地位和形象从这个角度考虑，T的消费行为十分理性，其消费结果在心理上有利于达到对自己身份和职务的认同，也与其他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作出外在的区分，与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达成认同和一致，这正是社会区隔的双重作用力的结果现代社会人们的消费已经超越了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生存层次,人们追求的是能够满足个性的符号消费,商品更多地承载着区隔社会层次的符号价值功能四、青年公务员消费现状的原因分析消费是个人的事情，但在考虑一个社会群体或阶层的消费状况时，则应考虑超出于个人之外的社会层面因素的影响，以“社会人”的视野看待社会阶层的消费，考察社会结构对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群体存在着预先的影响和制约影响青年公务员群体消费的不仅仅是心理因素，更重要的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是高于个人且先于个人存在的社会秩序或格局的作用1.收入水平是基础在社会公众眼中，公务员的收入属于相对中高层次但本次调查显示：有54.7%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年收入低于3万元，32.3%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年收入位于3~4万元,年收入在4万元之上的仅占13.0%；有67.7%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收支基本平和，12.5%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是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只有不到1/5的公务员表示自己的收支状况是“盈余”。

公务员的收入状况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而这种不乐观状况在青年公务员身上则表现得更明显，在表示入不敷出的公务员中有62.5%的是青年公务员可以推测，在市，收入水准仍是制约青年公务员消费状况的因素，其决定了他们在社会格局中的位置2.角色的“陶罐效应”[5]我们的社会正处在急速转型的时期，作为社会管理阶层的公务员的工资相比于其他职业的工作者的工资更稳定，其福利待遇、补贴、津贴也比较高和全面处于这个风险日益提高的社会，国家对公务员的相关政策的稳定性的优势逐渐显现，公务员身份逐渐具有“陶罐效应”，即在一定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里，其身份不具有显性的对外比较优势，但在一个风险较高、转型明显的社会，其性质和构成决定了其具有稳定且持久累加优势在身份的持久和累加优势的作用下，青年公务员具有个人消费的长期的支持，其消费的整体波动性不强，在社会阶层消费中处于较为稳定的层级，具有消费的信心和后盾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公务员稳定的消费具有较强的持续性3.区隔的社会原动力生活于社会结构中的人时刻都在关注着周围社会的变化，对变化的感知和来自变化的刺激都在影响着公务员的消费一方面，公务员群体与外群体比较，通过这种比较来确定自己的生活状况、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

这种比较容易产生两种矛盾心理：相对剥夺感和自我满意感，调查发现这两种矛盾的心理普遍存在公务员群体之中，这种在社会急剧变迁的社会形势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矛盾心理会影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公务员的消费冲动和消费心理另一方面，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公务员的消费状况与职务级别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公务员群体中，个人消费具有社会群体性，明显受个人身边的可视性群体的影响他们不仅与公务员系统内的群体比较，也与生活环境中的朋友、熟人比较外群体和可视性群体的双重区隔而产生的动力直接刺激着公务员群体消费的分层与区别的现状在这种多元的比较中，青年公务员群体不断地在消费形式、认同心理上“求同”或是“求异”4.法律和道德之外：冲突中的消费文化“韦伯认为，行动，特别是在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社会行动，会受到行动者对存在着的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的支配,行动事实上受到这种信念支配的可能性称为这个秩序的‘正当性”[6]国家已没有对于青年公务员的消费状况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和道德约束，但作为我们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青年，其消费状况明显的受到法律和道德之外的第三规范的影响：冲突中的消费文化由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作用力的潜在作用，市青年公务员的消费行为模式的选择一定是对某种文化及其观念的认同或混合,是消费者文化价值取向的具体体现。

在访谈中发现，70%的50岁以上的公务员更倾向于节俭型消费，而青年公务员则比中老年公务员更青睐电子产品、品牌和时尚等这些象征着个性和潮流的西方化符号显然，市的青年公务员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双重作用下，其生活消费更易于出现两栖局面和窘境结论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1）从部分数据可以发现整体上在公务员系统内青年公务员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面临较大生存压力；2）青年公务员的消费状况在生存现实和消费文化的双重作用力下渐成“两栖”消费的尴尬局面，且面临着成为“两栖”人的困境；3）虽然青年公务员的消费状况并没有大众意识里公务员的消费状况那么乐观，但由于其身份的“陶罐效应”，青年公务员的消费仍具有其社会角色的独特性；4）由于社会发展内在的区隔动力，青年公务员在消费中不断无意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