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顾领刚古史论的理念与方法.doc

试论顾领刚古史论的理念与方法=“news_bd”> 　　顾领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学领域中最具典范意义的一大创见其中，既包含着意味深长的对古史系统的具体解说，更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哲学的深刻洞见笔者虽然自知没有足够的学识和能力来把握和阐发顾先生古史论的宏富卓见，但每每读顾先生的著述，总有一种深受启迪、茅塞顿开的惊喜和异样感觉，故不揣鄙陋将近来读顾先生著作所得启示述之一二，以求教于学界贤达 　　一、求真意志:在真史与伪史之间 　　努力寻求并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真相，这无疑是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或天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也就承认了历史是有其真相的，而且，这一真相又总是被包裹或掩藏在种种迷雾之中，历史的真相也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在不经意间就能发现的如果不存在历史的真相，历史学家也就成了一种多余的存在同样，如果历史的真相从来没有被迷雾所包裹或掩藏，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就没有必要了但，即使是历史学家，为了寻求和认识历史的真相.也必须要具备某种特别的眼光和素养我们之所以用某种一词，是要表明历史学家除了应该具备一些共同的眼光和素养，如科学的方法，即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价之外，根据不同的历史研究对象、领域和范围，历史学家还需要具备某种与之相适宜的、特别的眼光和素养。

历史学家一旦将这种眼光和素养运用于他的研究对象，自然便会发挥出一种拨云见月的奇妙功效，从而使其研究对象从迷雾中活灵活现地呈现于他的眼前顾颇刚先生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的典范 那么，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这样一种独特的创见，为何是由顾先生而不是别人提出来的呢?顾先生在他为《古史辨》第一册所写的有生以来的最长最畅的序文中，讲得是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了 　　顾先生说:那是由于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肯不错过我的境遇:由这三者的凑合，所以我会得建立这一种主张具体而言，在顾先生个人成长的道路上，一方面，他本人的个性是适于研究学问的，且与之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另一方面，他的环境也已给他指示出了一个研究学问的新方向，使他获得了一种研究古史的新眼光，以至对于古史有了一种特殊的了解，即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莱封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烦誉和低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然而，依实用的或世俗功利的眼光来看，上古史的研究又实在是一种无用的学问，没有淡泊名利的思想和甘于寂寞的勇气，怎么可能会在这样一个研究领域作长年累月地钻研呢?又怎么可能钻研出一个结果并提出一种特别的主张来呢?从顾先生的身上，我们正可以最深切地体会到一种研究无用学问的最可贵的品格和意志，那就是求真意志。

没有这种在常人看来是书呆子的品格和意志,一个人在学问上要有长进或在学术上能取得惊人的成就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梁启超先生曾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顾领刚先生亦如是说: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 　　顾先生可说正是一个最能力行其觉悟的人，他在古史辨领域中的建树，不仅是因为他有了这一觉悟而敢于作无用的研究，更因为他能够始终保持爱好真理的热心和对于作无用的研究工作的不厌不倦的兴味，这一点连顾先生本人也最是觉得奇怪的顾先生又是一个最谦和谨严的学者他深知学问之大像一个海，个人之小像一粒粟他深知学问是没有界限的，而个人的学问的根抵和考古学的素养却是有局限和欠缺的。

因此，顾先生绝不以一个历史的全能者白居，甚至也并不自许为‘一个上古史专家上古史可说最是一个被各种传说和神话所笼罩而有待于证实或证伪的研究领域，所以既需要有人去做辨证伪古史的工作，更需要有人去做建设真古史的工作，而且，顾先生深知..建设真史的事比打倒伪史为重要，但古史的破坏和建设绝不是可以由一个人来包办的，因此，顾先生仅将自己的工作限定在辨证伪古史方面，即推翻古史中的神话传说或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 然而，无论是建设真实的古史，还是破坏伪古史，都不是想当然地单方面可以完成的工作前者需要考古学上的实物作为建设的基石，即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而后者则需要以在客观上真实认识的古史作为破坏的立足点;真史的建设可以作为破坏伪古史的工具，伪史的推翻亦可以帮助人们明了真史因此，顾先生说: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不过，我们切不可错会了顾先生的意思，顾先生自己所从事的破坏和建设的工作自有其特别的宗旨，他要破坏的只是伪书乃至经书中的伪古史系统，而这种破坏所要建设的却并非是真实的上古史，建设真实的上古史即考占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的工作自有别人去担任，顾先生所自任者在建设真实的中古史。

　　依顾先生之见，破坏假古史正是为了要建设真古史，而.‘要辨明伪古史必须先认识真古史具体地讲就是，伪上古史系统是在中古期即东周(或战国)秦汉间的人造作的，所以要辨证东周秦汉间发生的伪史，就应首先必须对于东周秦汉间的时势，思想，制度，史迹等等，二要研究出一个真相来介唯有研究出了在客观上能够真实认识的中古史的真相，破坏伪上古史的神话和传说才能有一个坚实的立足点这也就是说，对顾刚先生而言，建设真的中古史与破坏假的上古史正是一项一体两面的研究工作因此，顾先生说:我的理想中的成就，只是作成一个战国秦汉史家;但我所自任的也不是普通的战国秦汉史，乃是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我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 　　总之，顾领刚先生是一位在辨证伪古史方面有着很清楚的自觉心，同时又有着极坚强的自信力的历史学家，他之所以能在辨证伪古史方面做出卓越的建树，除了个性和环境方面的因素之外，不能不说得益于他那立足于追寻古史的真相和在学问上只问真不真的‘.求真意志。

因此，更准确地讲，顾先生乃是一位其求真意志跃动于伪上古史和真中古史之间的卓越的历史学家对他在辨证伪古史方面的史学成就，我们既不能作过度的诊释，也不能作过度的责望他从没有否认过建设真实的上古史的可能，相反他一直关注着并对他人建设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的工作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他从不漫无节制地滥用自己的历史理性和求真意志，以为在短时间内就能把古史讨论出个结论来，相反他把《古史辨》的性质看作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 　　二、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是靠不住的 　　不管我们如何具体评价顾领刚先生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如傅斯年先生在《与顾领刚论古史书》中所说: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学科的范围有大小，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但他自是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但我认为有一点却是不容质疑的，那就是他留给了我们一份最值得珍视的历史理念，即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是靠不住的那么，为什么说未经批评审查的古史就是靠不住的呢?这是因为中国人于史的观念从来未十分客观过价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说，如顾先生所言，考而后信的态度的确是我们研究史料学的主要任务，但即使是提出了这一口号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也没有在实际的写作中贯彻到底，以至我们翻开《史记》来，仍然遗留了不少的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而和历史的真实不符价。

因此，我们要认识客观而真实的史实，首先必须要对史料进行审慎地考查和检择就此而言，顾颇刚先生可说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第一位对此有着最充分自觉的史学家，这也就是傅斯年先生所评价的:严格说来，恐怕客观的历史家要从顾领刚算起罢然而，顾领刚先生在辨证伪古史方面所做的破坏工作的全部意义，绝不只是局限在对具体史料的细微审查，他的辨伪工作的实质乃在推翻整个靠不住的古史为了更好地理解顾先生辨伪工作的性质和意义，笔者认为辨析一下顾先生所使用的古史这一概念是十分有必要的严格说来，顾先生所谓的古史，实则指的是人们观念(伪书或真书)中的古史系统或传说中的古史，而绝非真实的古史，所以顾先生所要推翻的也只是中古人的古史说或上古史传说顾先生本人虽然对此没有作过正式的特别说明，但在使用上却是明白无误的将顾先生的说法换成历史哲学的术语，那么，顾先生所谓传说中的古史或土古史传说实即是中古人有关古史或上古一史的历史叙事而历史的叙事与历史的真实或真相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后者指的是历史本身或历史的本体，而前者则是指人们根据自身的兴趣和观点，有意识地选择和安排历史事实而讲述一个合理的故事 　　探询历史的真相也许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为自己设定的、永远都无法达到的终极理想或目标，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是最终的，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或每一代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考察和再阐释历史。

然而，从进步的角度来讲，笔者相信我们今人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事在总体上比古人更接近于历史真实正是基于这一点，顾刚先生推翻伪古史叙事系统的破坏工作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才是可以理解的而要推翻伪古史叙事系统，就必须揭破中古人在造作上古史的叙事系统时所依据的历史观念的虚假性 　　如上文所言，顾先生在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时，应用的是研究故事的方法，并运用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具体而言，顾先生在系统整理传说中的古史时，主要是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是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作为系统的叙述价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和眼光之所以有效，主要是由于古史叙事的结构或模式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通过系统整理传说中的古史，便可以说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论的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旧寸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是，‘旧寸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三是，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然而，对古史传说的系统整理虽然可以说明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但还不能说就是对中国古史为何是层累地造成的这一问题已给出了圆满的解释。

因此，顾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又更进一步提出了推翻伪古史或非信史的四项标准，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也就是说，中国古史系统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支配和指导下层累地编撰、造作而成的，这些观念的虚假性一旦被打破，那么依据这些观念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系统对我们来讲自然也就是靠不住而可以被推翻的了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正面来理解顾先生的意思，中古人所以如此层累地编撰、造成古史系统，那是因为它可以发挥诸多重要的叙事功能一般而言，历史叙事可以增进人的历史理性，即所谓的读史使人明智;历史叙事亦可以发挥政治上的资治功能，即使人知兴衰而增进现实的社会政治理性;历史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