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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存亡之秋 《财经》特约记者 董 沛 一个被认为先天不足且后天发育不良的机构，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辉煌一度的机构，在中国迈入市场经济的门槛后终于负重难行问题是，当一种使命已经完成，其形式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一份有关全国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情况的报告最近终于上报给国务院据说，这原本是一份因亏损数额之大超出想像而一度不敢上报的报告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全国供销系统的亏损额已高达2400亿元在5年多前进行的上一次统计中，这一数字大约为700亿元而此次财务挂账前有关部门的心理预期是900多亿 ----2400亿元大致是一个三峡工程加上13条太旧高速路的投资，或者相当于北京近10年地方财政收入之和 ----就在财务挂账工作进行间，供销合作社有可能被撤销的传言也在一些地方不胫而走尽管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声称对此“听都没听说过”，但拥有几十年辉煌历史的供销社现在确已到了命运抉择的关头 数额惊人的“秋后算账” ----1999年末，在市场经济中历经考验的供销合作社系统，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政府部门称之为“财务挂账”，供销社内部的人叫它“清产核资”，而一位老资格的县联社主任则引用农民的话称此为“秋后算账”。

四个字足以表明清算供销社亏损状况的行动已不能再拖 ----行动由国家计委牵头发文，联合七大部门，包括政府序列的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以及金融系统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则承担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 ----国务院有关文件对这一行动的主旨作了比较冗长但显然是字斟句酌的概括：“清理核查的财务挂账，是指各级供销合作社所属企业或基层社在1993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棉花企业截止到1999年8月31日）期间，实际发生的自身无法弥补的没有形成有效资产的各项损失占用的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性资金及其他资金”；同时，对供销合作社棉花企业库存的地方储备棉和商品棉数量、成本等情况一并进行清查核实，并对县级及县级以上供销合作社转拨财政性资金、收取所属企业管理费和经营利润、占用所属企业资金及其分布形态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在进行了一系列相关业务的培训后，清产核资迅速展开此时，比政府有关文件传播得更快的是这样一则消息：清产核资后，国家将根据亏损原因，分清性质，分清责任，对供销合作社系统的亏损进行核销这样一来，原本“摸清情况”的过程迅即被人们放大为“解决问题”的过程。

于是，有意无意间，扩大账面上政策性亏损的金额和比例成了很多供销社清产核资中的主要工作 ----1999年10月22日，七大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清理核查供销合作社财务挂账工作的通知》，给定了省级清理核查小组的交账期限为2000年1月20日但实际上直到2000年3月底，来自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消息说，很多省的数据仍没有报上来，文件规定期限仍被无限期拖延 ----显而易见，各级供销社在煞费苦心忙于扩大政策性亏损的金额和比例，是期限被拖延的主要原因尽管供销合作总社负责清理挂账工作的财会部刘林祥处长并不认同这一现象，但也承认：“账目虽有逐级放大，但也有逐级约束不过方案再完善，法律再完善，也有空子可钻 ----5月间，记者再度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有关部门联系，被告知财务挂账目前仍处于搁置状态另据南方某省级联社财务处长对记者透露，由于省政府不肯承担供销系统在执行该省地方政策时形成亏损的责任，拒绝在财务挂账账目上盖章，从而导致了这项工作的延误 ----另一个或许更确切的解释是，财务挂账清查出的2400亿元巨额亏损让人无法接受，成为这一工作被搁置的主要原因但不久便又有消息说，亏损额已上报国务院。

一个“四不像”机构 ---供销社的辉煌让人回想起60年代感动了全国人民的“背篓商店”过来人说，是“市场经济一棒子把供销社打懵了” ----这确乎是一个解释现状的比喻但如果再深入一些思考呢？ ----一位省级联社的办公室主任说，他刚调到供销社的时候，曾被“性质”二字搞得一头雾水实际上，就连坐在北京西长安街总社机关办公大楼里的好些人同样讲不清楚无论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套——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还是根本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都似是而非 ----供销社今天负债累累，实际上与其“四不像”的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20年代，“红色根据地”瑞金便出现了消费合作社；40年代末，战争需求赋予各地已有的供销合作社供应军粮的职能，政府将当时有权分配的相当数量的房屋、货物等都无偿拨给了供销社战争结束后，新兴政权又需要藉此力量消灭农村流通领域各种私营经济成份，并切断他们与“城市资产阶级”的联系 ---在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加之政府的大力扶持，至1952年，全国各地农村供销合作社已有社员1.3亿，入社社员占农户总数的90％以上。

　　然而，就在供销合作社蓬勃上路的时候，一些直接导致目前困境的动因已经潜伏下来，比如，合作经济的一个既定规则，是通常由社员自愿结社产生，社员拥有自愿原则、民主原则；不论股金多少，大家对组织的决策拥有平等的权利，等等而实际上供销社组织的发起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其最初运转的资产也并非完全属于农民所有 　　再比如，供销社还承载了在后来发展过程中被赋予的重大政治性使命建国初期，政府曾明确提出供销合作社的两个任务是减除中间商人的剥削以及发展生产力，使已经从地主经济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进一步从商业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这毕竟都不简单地是合作经济组织所能承担的 　 　曲曲折折的道路形成了今天难以化解的死结 ----“联社与政府的关系”是第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按照合作经济的规则，上一级联社应由基层社选举产生，但中国的供销联社却充分体现了政府体制的色彩——总社为部级单位，省级社为司局级单位，县社为科级单位，几乎所有的联社都吃“皇粮”；联社理事会主任不是由社员选举产生，而是由相应的党委任命就体制而言，这几乎注定了跨入市场经济的门槛后，其组织机构不可能有竞争力 ----“联社与基层社之间的关系”是第二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合作经济本应更多地体现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在现实中却每每被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代替特别是近年来，在众多基层社被转租、转卖的情况下，尚存的基层社在生活商品经营中竞争不过个体商户，只好以国家要求供销专营的棉麻、生资等为主业如此，基层社也就更多地体现为联社下属的棉麻、生资公司设在农村的分销点 ----由于种种与合作经济规则相悖的问题存在，也就有了后来供销合作社和国有商业的几度分合，有了几次吸股几次退股的反复，出现了农民自愿联合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直到今天仍不被很多人认同，以及社员最终对供销社的背弃 抱大的孩子站不住 　　供销合作社就像一个呵护在母亲怀中的孩子　　在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计划经济年代，政府让这个“孩子”垄断了农村商业流通领域，对众多农副产品及农资进行统购统销政府提供的这些乳汁能使孩子迅速发育，但不能提供成长中所必需的钙质等到这个孩子长到政府抱不动而不得不放下时，才发现这个孩子原来还不会站立 ----1953年，市场棉花价格大幅上涨为稳定市场保证军需，以及从原料环节控制尚未消灭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对棉花实行了统购统销，并具体由供销合作社负责实施。

此后，又有了对黄红麻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掌握在供销社手中的统购统销品的范围不断扩大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做法体现了政府高层对供销社的重视 ----作为一个理论上属于农民的合作商业组织，供销社的收购和销售都必须符合国家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供销社及入社的农民的自主性越来越小等到一种农产品要生产多少、收购多少、收进来是什么价、只能卖给谁、卖给谁是什么价等等都要由国家确定的时候，供销合作社便已完全丧失了合作经济组织的自主性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农业经济学家陈锡文认为，供销社整体发育不良与它的先天不足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供销合作社并没有很健全地按照经典合作制的理论和规范逐渐发展，而这个过程直接导致了其自身发展中的可变性当整个社会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供销合作社产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便开始一一展现 ----陈锡文将现阶段供销合作社面临的尴尬称为“三不认账”：一是国家不认账，理由是供销合作社是集体经济组织，不能享受国有企业扭亏脱困中享有的各种政策；二是农民不认账，因为长期以来供销合作社并非农民自主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一直是政府说了算，如今有了巨额亏损，凭什么说就是农民的经济合作组织？三是供销合作社职工不认账，在供销合作社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社内职工入股比例越来越大，“辛辛苦苦这么些年，置了这么大的摊子，怎么能说是农民的呢？” 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当然，并不能简单地说供销合作社只能坐视消亡。

----早在80年代中期，有关供销社发展的一系列设想就不断推出诸如要改“官办”为民办，要恢复合作经济性质，要加强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等等但由于“四不像”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更何况对外声称为“供销合作总社”的机构对内只是商业部的一个司——供销合作指导司，改革因此总是流于形式，困境也一天天加剧 ----1993年，中央再也无法容忍供销合作社的状况在清理出全国范围内高达700多亿亏损的同时，有关专家汇集一起，深入各地进行了历时近一年的调研，最后形成了1995年中央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 ----5号文件明确提出，供销合作社的问题实质上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必须坚持供销合作社集体所有制性质，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服务的办社宗旨，坚持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合作制原则借助5号文件，供销合作社得以从国有商业中脱身而出 ----文件还希望用农民参与管理、发扬民主来消除经营中的不正常现象按照这一精神，供销社独立出来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会员大会，正式选举产生总社的机构；另一件事是加强与农民关系最密切的基层社的改革和发展。

----后来有人回忆，这两件事中第一件做得雷厉风行，原本隶属商业部的供销合作指导司迅速脱胎成为“正部级”的供销合作总社但第二件可以说一直拖到了现在都没怎么办因此，总被总社机关挂在嘴上当做纲领的5号文件，最大的贡献不过是解决了总社的行政级别问题 　　面对现状，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今天是不是需要切实反思一下这个庞大机构存在的合理性了？ 　　有专家指出，按照合作经济的规则，这样的机构和组织必须体现出为社员服务，必须实行全体社员参与管理的民主机制，也必须使社员能从中获益假如社员对这样的组织还有需求，那么就必须对其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重新构架；如果农民不再有需求，这个机构也就无需再生存下去了 ----一位省联社中层干部则用最简单的话给出了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方案：“基层社已经名存实亡，那就死了算了；联社所属的公司就让它独立出去生存；至于联社机关，我从来没觉得它有什么用，留着它干什么？” 不过，中华供销合作总社机关里的人显然不同意这样的意见记者想就供销社未来发展的思路进行采访，得到的答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