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德怀门”并非仅仅是事件——关于北大“德怀门”事件的制度.doc

北大“德怀门〞并非仅仅是事件——关于北大“德怀门〞事件的制度　　所谓北大“德怀门〞事件，我们在做有关种种制度性反思之前，似有必要对该事件过程做个简单的回放——2022年7月9日，河海大学讲师甘德怀投书?新语丝?网站，披露了自己的北大考博遭遇据其所诉，甘报考的是法理学专业法社会学方向，导师是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甘的笔试成绩名列第一，并且是唯一过了研究生院确定的复试资格线的考生但甘迟迟没有收到复试通知，直至他自己给法学院办公室打 才被告知四天后进展复试复试时另外两名成绩未能到达复试资格线的考生也参加了复试，其一为北大的法律硕士艾佳慧，另一为去年考过周旺生教授的博士的何远琼参加复试的老师共有三名：朱苏力、周旺生、强世功〔迟到约二非常钟，错过了甘德怀的答题〕，由朱苏力本人担任记录工作复试开场后，朱苏力对甘、艾二人提了同样的问题，对何没有提问强世功对三名考生均未提问期间朱苏力接听 两次次日，甘即得知自己未被录取，此后他屡次找朱苏力协调未果，便向北大纪委投诉近两个月后，北大纪委、研究生院和法学院终于给了一个维持原录取结果的口头答复，没有给书面答复[１]7月12日，朱苏力亦投书?新语丝?，就此事做了说明：他对艾佳慧仅仅认识，但不熟悉；法理学专业因考生笔试成绩普遍偏低，故将面试资格线下调；强世功确实迟到，但由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那么，这并不影响面试成绩确实定。

[２]7月21日，?东方早报?就此事专访朱苏力朱辩称“我没有不遵守制度，恰恰是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利〞，并声称自己有三到四个招生名额，但只收了一名博士生[３]7月27日，?新京报?就此事专访朱苏力朱表示不欢送甘德怀继续报考自己的博士生，同时声称自己虽有三个招生名额，但宁愿空着一个名额，也不能招收自己认为研究才能不突出的学生，否那么既是对学术不尊重，对自己不老实，也浪费了国家和老百姓的钱他还向记者说明自己十几年来没有招收过一个在职生或者指导干部[４]但随即有网友揭露：艾佳慧的论文指导老师是朱苏力；她的一篇获奖论文?司法判决书中“双高〞现象并存的另一种解释进路——对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经济纠纷判决书的经历研究兼与张维迎、柯荣住两位先生商榷?受到朱的高度评价，朱称这篇论文“展现了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是一篇出色的穿插学科研究论文〞其次，这次朱苏力招收的博士生不是两个，而是三个除了艾佳慧、何远琼外，还有一个龚文东，此人是北大法学院的副院长、工会副主席，没有参加复试[５]此事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除了众多化名网友外，亦有几位知名学者就此发表了评论其中比拟有代表性的观点出自许纪霖、秋风、方舟子、邓正来等人。

有些知识分子强调该事件是不合理的招生制度与更为合理的招生理念的冲突结果许纪霖在?“甘朱事件〞的制度性反思?说：“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所谓的‘程序不公正’，而是目前的博士招生和培养制度的内在错位所致……公众们反思的目光要从个人转向制度，从外表的程序规那么转向核心的本质制度〞[６]秋风也认为“朱教授可能是一位用心良苦的改革者，他试图打破僵化的考试形式，选拔真正可资培养的人才，因此，对于现有规那么，他已然丧失了尊重，而自我受权廉价行事了而甘德怀却是一位认真而资讯闭塞的学生，他真诚地相信规那么仍然是有效的，并且根据那样的规那么安排自己的方案于是，两人的预期发生错位，并且都落空了〞[７]方舟子那么针锋相对地指出：“这个考博事件的关键不在于为什么甘德怀通过了初试却没有被录取，而在于为什么艾佳慧没能通过初试却破格参加了复试，而且被录取了〞[８]“这根本不是如何逐步完善制度的问题，而是如何遵守规那么的问题〞[９]邓正来问道：“终究是什么力量迫使我们在决不能采犬差额制’的情形下执意要启动‘差额制’？〞[１０]“为什么在直面学术界自身问题的场合，我们想听却听不到了学术界人士像其在其他情形中那样以其真实身份而发表的那些令人颇受启发的理性分析或理性批判？〞[１１]该事件“实是那些拥有资格或权利‘玩弄’或‘运作’这些制度的博导们与那些隐藏在‘消声之幕’背后的各式人等进展交易性的‘共谋’所致——后者中既包括长期忍声吞气的考生、包括那些准备来年参加博士生考试因此不敢发表自己看法的学生、包括那些具有批判才能但却熟视无睹的知识分子们，当然也包括那些日后有可能‘运作’这些制度的博导们〞[１２]值得一提的还有北大校方对于此事的态度。

北大校长许智宏在承受记者采访时声称：“北大目前已经开场着手逐步淡化研究生选拔笔试成绩的权重，并准备在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考试中逐步取消笔试〞[１３]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那么表示，学院招生属于学术性的问题，对于专业性很强的法律问题，应由法学院处理，行政管理人员对此不会过多行政干预[１４]所谓“德怀门〞事件，显然并非一起简单的招惹事件，而是让我们再一次看清了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无可否认，此事之所以引起公众关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朱苏力的身份作为一位著名的、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朱苏力对于现有制度、对于程序的藐视令人震惊一个社会假如连法学家都如此罔顾制度、藐视程序，那么还能指望谁来遵守制度、遵守程序？正是在不久前的刘涌案中，法学家们给我们上了“程序违法导致实体无效〞的一课这一次朱苏力想用“我是非常认真对待它的〞、“结果是公平的〞以及如今的招生制度“不太合理〞[１５]来为自己的程序失误做辩护，但他忘了自己说过：“法律在今天日益强调遵循规那么的‘程序正义’而不是重视案件真相的‘本质正义’〞[１６]“程序从来不是完美的，不可能运送令每个人都满意的结果；但是假如因为这一点，就回绝已经协商确定的程序，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有程序，没有制度的累积和完善；程序可以修改，而且应当修改；但一般说来，假如没有重大的必须即刻修改的错误，那么我们就必须勇于承当起经由自己曾认同的程序获得的自己不喜欢的后果，因为程序是重要的，因为制度是重要的。

〞[１７]可见法学家不是不知道程序公正的重要性，但是，程序公正仅仅停留在学问的层面，并非标准其行为的准那么真正对行为起作用的还是那些深化骨髓的东西，朱苏力本人的学术观点――强调外乡资源――说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德怀门〞事件所暴露的深化我们骨髓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社会整体性的缺乏程序理性、制度理性、形式理性锋利批评朱苏力的网友们有几个敢说自己从来都遵守程序和制度――这也正是不少人为朱苏力叫屈的原因：情况比他严重的多的是指出这一点不是要为朱苏力辩护，是要说明无视程序、制度和形式绝非单纯的个人品格问题，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性弱点况且，这个弱点不是没有文化根源的，我们甚至可以将其上溯至?易经?的“变易〞和?老子?的“以柔克刚〞诚然这种独特的开展观与辩证观就古代哲学的思维程度而言是奇峰突起，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它们对于中国人行为处事的宏大影响：有哪个中国人不知道用“变通〞的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从孔子那里，中国人又学会了“为尊者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些才是活生生起作用的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任何没有看到这一点而鼓吹“中国文化的复兴〞者都无异于盲人摸象，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程序理性、制度理性和形式理性的缺乏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在学术方面，这样一个先天缺乏不仅使某些详细学科如形式逻辑无法产生，而且使整体的学科建制亦告阙如――我们自称是“文史哲不分家〞；在现实生活中，问题的解决即便达成了正义的结果，制度也永远是缺失的一环――在古代人们靠的是青天大人的尚方宝剑，在现代靠的那么是“指导批示，特事特办〞。

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我们应该做的终究是从头培养公民的程序理性、制度理性还是以儿童读经来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我们怎么可以一边批评朱苏力的弟子们“为尊者讳〞的做法，一边看着我们的孩子囫囵吞枣地背诵?论语?？本来，法学作为一门完全由西方引入的学科，再加上其研究对象的特点，它应该是最为讲究程序理性和制度理性的一门学科，但这次偏偏是一位著名法学家的所作所为暴露出中国社会的“变通〞传统是如何在现代中国人身上起作用的，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整体性的缺乏程序理性和制度理性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而中国知识分子领域的灾难深重又到了何种程度说中国知识分子灾难深重，除上述的缺乏形式理性之外，还因为另一个同样根深蒂固的传统，即朱苏力在承受报纸采访时所流露出的道德优越感其辩护者也将他描绘为挑战旧制度的堂•吉诃德，并用朱苏力的个人道德及良好动机来为其程序上的“瑕疵〞辩白但是，道德可以为程序失误辩护吗？是否有了道德做什么都是可以被原谅的呢？不少恐惧分子在袭击平民时心中怀着的也是关乎民族和宗教的伟大理想，他们也认为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对于这个世界是最好的道德优越感对这个世界犯下的罪孽还不够深重吗？就知识分子而言，道德优越感往往遮蔽了对自身的反思。

在以孙志刚案为代表的许多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铁肩担道义〞的法学家，而这一次的“德怀门〞事件，我们看到的却是失语的法学家批判仅仅指向外部，缺乏自省与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还能被称为知识分子吗？更何况，这种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道德优越感并不等于真正的道德在中国现有的与官僚制度相勾结的知识制度中，学者们是不可能葆有道德的朱苏力面对甘德怀的质疑举起了“学术自由〞的大旗，但在副院长免复试被录取时，这面大旗轰然倒地：学术自由面对官僚制度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朱苏力在承受?新京报?采访时也说道：“假如对国家、学校利益重大的事情，比方说港台学生、外国学生、高校师资培养、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等，我也会按照学校的规定‘开恩’但这实际上都得按正常的程序进展，完全不是我个人可以决定的问题〞[１８]在面对势孤力单的个人时戴上“学术自由〞的堂皇冠冕，在面对庞大且握有实权的官僚体系时那么弃“学术自由〞如敝屣，这终究是道德，还是不道德？面对不同考生采用不同标准的学者有何诚信可言？而缺乏诚信的学者，又有什么资格奢谈扩大博导的招生权利呢？说到这里，一个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学术到底对什么负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声称“为学术而学术〞，但透过“德怀门〞事件，我们无比明晰地看到：中国的学术甚至不是为政治的，中国的学术是为官僚的。

学者手里掌握着属于公共资源、却由官僚体系授予的学术权利，他们当然要用这一权利为官僚效劳中国的大学制度从未试图掩盖这一点学者是否对学术负责、是否对公众负责，这都不要紧，他们只要对校长书记负责就可以了〔同理，校长书记也只需要对上级指导负责〕无论是抄袭、评奖舞弊，还是利用国家的教育资源进展权利寻租，哪怕被公众和媒体所揭露，只要校长书记不发话，他们就完全可以不理会媒体上的“口水仗〞，照样当教授博导；或者干脆返身寻求官僚体系的保护，北大校长和党委书记对于法学院院长的回护，明明白白地彰显了官僚制度与学术制度的利益共同关系有些知识分子撰文强调招生制度改革的迫切性，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现行的博士招生制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但首先需要改革的，并非博士招生制度，而是整个大学体制，是与官僚制度相勾结的知识制度不去除学者头上的官僚保护伞〔同时也是束缚〕，他们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什么学术自由、学术良心、诚信，就永远都是一纸空文，就永远无法落实为属于知识分子的特质对于一个学术不自由、知识不独立的社会，我们早已有了太多的历史经历知识制度不仅仅是知识界自身的问题，更是全社会的问题大学制度有很大一局部是教育制度，担负着培养公民的重任。

那么在大学–官僚制度下教育、培养出来的会是怎样的公民？北大书记在承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北京大学有199个博士专业，作为一个学校，不可能处理每一个详细事件[１９]假如这个学校有幸培养出一位总理，是不是也会说“中国这么大，我不可能去关注每一位农民的生死〞呢？因此，知识制度的改革是整个社会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假如我们觉得时间紧迫，那么不妨从国外移植一套适宜的知识制度过来〔比方打破公立大学的垄断，鼓励私立大学的开展〕，然后再进展学术精神的根底建立：良知，诚信，创新……等等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自觉遵守知识制度，才有资格对其它领域的制度及遵守发表评论，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