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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应激的防治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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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卖家[上传人]: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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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传时间:2017-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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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军事应激的防治研究【关键词】 心理学【摘要】 军事应激(military stress)问题是制约战争胜负的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也是军事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现代战争的主要样式是信息战和心理战,而信息战和心理战对人的心理所构成的威胁要大大高于任何其他作战样式,因此,军事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将会显著升高. 军事应激障碍的发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虽然目前的认识并不统一,但主要有生物因素、生理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等. 军事应激障碍的症状表现形式复杂,在防治方法上没有现成的固定的模式,外军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主要是采用心理训练、心理治疗和心理干预的方法,更有效的方法需要在战争的实践中不断去探讨.【关键词】 心理学;军事;应激障碍;危险因素0 引言军事应激问题一直是伴随着战争而存在的,不管是过去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军事应激问题都是人们关注的重要的心理学问题. 任何有远见的军事家和军事医学家都非常重视军事应激问题对部队2战斗力的影响,将其作为战争兵力部署的重要影响因素. 众所周知,战争的胜负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不能否认武器性能的重要性,但人的因素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而人的因素的重要方面是参战人员的心理状态,其中情绪状态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人的情绪在战争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应激与应激障碍[1]. 因此,深入探讨军事应激产生的规律,采取对策防治应激障碍的发生,以保证战争的胜利始终是军事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本文结合我军实际和外军的经验,概述了军事应激的相关问题,旨在提高对军事应激问题的认识,促进军事应激的相关研究,为未来高技术战争的军事卫勤准备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1 军事应激概念的界定军事应激是在军事环境条件下军人所发生的情绪反应,主要是紧张状态[2]. 对军事应激既可看作是一种刺激,又可看作是一种情绪状态. 在军事应激研究中,人们关注的是军事应激的表现、影响因素和防治问题. 将军事应激单纯理解为消极的负性的反应是不全面的,只有当应激压力导致人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发生改变,严重降低军事作业效率的时候,才将其理解为一种心理障碍[3]. 其主要表现是,不能从事正常的军事训练,不能适应部队环境,甚至不能参加作战. 因此,正确区分哪些反应是一般的军事应激,哪些反应是严重的军事应激障碍是必要的. 对于前者的干预主要是学3习和训练问题,而对于后者的干预不但要进行训练,更重要的是加以治疗.2 军事应激研究的历史人们对于军事应激现象的理解和认识应该说是逐步深入的. 18 世纪以前的战争中士兵发生战斗应激反应(combat stress reaction, CSR)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而是将 CSR 看成是一种贪生怕死的厌战行为,是一种违反军纪的表现. 因此,对此类士兵常常采用严厉惩罚的方法,如将他们关入监狱或就地处决[4]. 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CSR 的发生率也急剧增加,尽管用严厉的方法进行处罚但并不能起到威慑的作用,这使许多人感到困惑. 困惑的焦点是:军事应激反应是否是一种正常的作战反应?对 CSR的人员的处理是否应该改换一种公正而科学的方法?因此,对 CSR的认识就从贪生怕死阶段转变为精神疾病阶段. 此阶段将 CSR 看成是一种精神障碍,是一种类似于士兵的思乡症反应. 在处理上应用精神病学的方法,后送到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 但是,这种认识和做法使大量有作战经验的官兵从战场上流失,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鉴于上述情况, “一战”期间,美军的 Thomas Salmon 博士提出了处理此类“伤员”的三原则,即“及时、就近、期望” ,这使伤员的归队率达到了 60%~70%. 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对发生 CSR的伤员应该尽早而及时地予以处理和治疗,并给伤员以明确的信息,4他们并没有患精神疾病,只是战场上的正常的应激反应,所以不要指望发生此种反应后就退出战场,而是要等恢复后尽快返回战斗岗位,这样对他们自己和部队都是有益的[5]. “三原则”的提出和实施,使对 CSR 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标志着将 CSR 划归为精神异常阶段的结束,而将 CSR 看成是心理应激反应阶段的开始.将 CSR 看成是正常的应激反应的理由是: ① 参加战斗的士兵都有可能发生 CSR,而不是个别现象;② 影响发生 CSR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个体因素还有环境因素;③ 一般来说,CSR 是暂时性的,很少造成永久性的精神创伤,除非发生战争精神病[6]. 因此, “二战”早期,诸如“战斗疲劳” 、 “战斗衰竭”等概念相继出现. 基于上述认识, “精神疾病”的标签便从 CSR 的士兵身上摘下,使发生 CSR 而不继续参加战斗的士兵数量大幅度下降. 但是,CSR这一概念到 1973 年才由 Mullins 和 Glass 正式提出. 此概念认为CSR 是士兵暴露于强烈的应激环境下所导致的心灵的崩溃. 导致应激发生的应激原(stressor)主要包括: 战场死伤的巨大威胁;第一次看到死亡;指挥员和战友的死亡;食物、水和睡眠的缺乏;过冷和过热;缺乏家庭和社会支持等[7]. CSR 这一概念是中性名词,既没有贪生怕死的标签,又没有精神病的诊断. 因此,容易被军事专家和士兵所接受,减弱了不良的心理暗示,提高了士兵恢复正常状态的信心.5CSR 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导致 CSR 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方面,特别是环境因素的影响. 因此,尽量改变部队的作战条件,减少应激原,增强部队的士气和凝聚力成为以后关注的重点. 但是,一个概念的提出并不会迅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CSR的发生率并未因此而降低,特别是现代战争的高智能性和高残酷性更决定了 CSR 的发生率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大量增加. 如在 1973年的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士兵精神异常者占伤病员总数的近 1/3,其中在最初后送的精神性伤员占伤病员总数的 60%. 以色列分析了4 个战斗营的伤员发生情况,在中等战斗强度下,精神性伤员可占伤病员总数的 10%~30%,而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精神性伤员可占伤病员总数的 86%.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联军伤病员总数为1028 人,其中精神性伤员占伤病员总数的 54.6%. 多国部队中因战斗应激导致精神性伤员的入院人数占入院伤病员总数的 50%左右[8].有资料调查显示在某次防御作战中,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和战斗环境的不利,结果导致参战官兵心源性“疲劳综合症”的发生. 发生 CSR 的比率为:备战炮击阶段为 34.2%,战斗阶段为21.6%,防御和战评阶段为 44.2%. CSR 的发生,造成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因此,我军开始重视军事应激研究,自“八五”科研计划起,全军的军事医学研究均设立了6军事应激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3 军事应激的危险因素3.1 生物学基础关于应激产生的生物学基础一直是心理和生理学专家不断探讨的问题,也是困扰心理学界的一个大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个比较满意的被大家所公认的结论. 主要原因是: 首先情绪研究的难度较大,应激情境的设置常常不能达到实验者的最初目的,因为被试者总是认为“这是实验的安排” ,难以真正激起被试者的情绪反应;其次,应激反应是一种非特异性反应,就是说刺激和反应不是一对一的关系;第三,很难预测哪些人在应激情景下会发生应激反应以及哪些人容易产生应激反应. 虽然此领域的研究报道不少,但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应激后的心理和生理反应,至于什么类型的人容易发生应激反应并对应激障碍做出预测的研究报道就更少.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遗传学研究的结果或根据应激发生后的心理和生理反应推断其生物学基础. 日本东京大学等( 2004)对1995 年“地铁沙林事件”的 25 名受害者的大脑进行研究,其中有9 人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经比较后发现,患者大脑前部带状皮质有萎缩现象,而且病情严重者萎缩症状更加明显. 前部带状皮质位于大脑中心部位附近,与控制恐怖、不快等情绪相关. 这一发现为查明病因、寻找有效治疗方法奠定了基础. 很多的研究发现应激障碍病因中有遗传因素的存在. Connor 和 Davidson(1997)回7顾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战斗应激导致创伤后应激性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PTSD)的相关文献,发现PTSD 家庭成员中有很高的精神障碍发病率,包括神经质,酒精依赖,癫痫症,神经衰弱等[9]. Sack 等(1995)研究了 PTSD 发病率的家族模式,发现其后代的发病危险增加了 50%. 研究还发现PTSD 也与其他精神疾病相关,有抑郁症家族史者的发病率为对照组的 2 倍,焦虑症为 2.4~3.0 倍,精神分裂症为 3.89 倍, 人格障碍为 2.4~3.0 倍. 唯一的大样本双生子研究(True,1993),越南战争中美军士兵 PTSD 症状遗传力的估计为 0.21~ 0.37,另一项小样本研究与上述结果较为一致(Skre, 1993). 过去对应激障碍的病理学研究并不充分,一种有效的途径是研究应激障碍的遗传因素对病因的贡献程度. 随着分子遗传技术的发展, 对神经精神疾病的研究进入了分子水平,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3.2 生理和心理学因素军事应激障碍的发生与生理和心理因素关系密切,尽管有人认为任何人在强烈应激环境的影响下都会发生应激反应,但具有不同生理和心理特征的个体在发生的频率和程度上还是有差别的.3.2.1 生理学特征个体生理学特征取决于其遗传素质. 传统的应激观点认为,不同个体对任何应激原都会产生非特异的应激反应. 但目前许多研究证实,这种非特异性只具有相对意义. 例如在应激8作用下,有些人主要出现胃肠系统的反应;而有些人则出现心血管系统的反应. 有学者认为,遗传决定了个体特异的“生物学程序” ,由此形成应激反应的倾向,导致了个体间的差异. 除遗传素质外,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也影响着应激过程. 研究表明,年龄在25~35 岁的官兵比 15~25 岁的官兵更容易发生军事应激障碍[2]. 士兵暴露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会逐渐耗尽内在的对付死亡威胁的心理资源,这也是引起军事应激的原因之一. 许多军事组织把持续的睡眠剥夺的军事行动看作是引起 CSR 的重要次级因素. 如果一个人持续 1 wk 缺乏睡眠,他的作业能力便会逐渐下降;缺乏睡眠可以使单位的作业效率在 2~4 d 内降到零. 有研究表明,48 h 的完全睡眠剥夺可以使大多数的作战单位失去有效运作的能力,即首先失去的是计划能力、准备能力、转移目标的能力和注意分配的能力.3.2.2 心理学特征个体于后天经验中所形成的个性特征和应付方式在应激的产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的个性控制着个体对应激原的评价,因此,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应激是否产生及其程度. 但是,也有研究不支持这一结论,如美国军方,采取各种措施剔除了那些所谓的先天易感素质的人群参加战斗,但结果 CSR 的发生率并没有降低. 专家们发现勇敢没有所谓的遗传素质,同样 CSR 也没有所谓的遗传素质. 应付方式是个体为了克服、减弱、忍耐应激原的影响而采取的内部认知机制和外在行为表现,它影响着应激反应9的内容,并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防卫措施的效能. 近年来的研究倾向认为,由评价引起的多种认知因素是应激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这些认知因素主要包括事件的预料、事件的控制和事件的分享[10].3.3 军事环境因素军事环境因素是制约 CSR 的主要因素,其是否构成强烈的心理压力或因此发生应激性障碍与人的认知评价关系密切.3.3.1 生命安全感的丧失在 CSR 的决定因素上,心理上的弱点与死亡威胁相比,死亡威胁更重要. 在战场上,士兵内心最主要的动机冲突就是生存与责任、荣誉的冲突. 士兵对死亡的恐惧是最常见的而且很难控制,特别是在难以取胜或者环境恶劣、战斗时间延长的情况下. 要否认或忽略这些威胁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在战斗中,对威胁的不同理解可以引起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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