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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发展理论与“乡村建设” （崔效辉(南京人口学院社会工作系)于2003-6-15 20:07:20发布） 参与式发展理论与“乡村建设” ——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崔效辉 [摘要]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的区域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宏大叙事” 不同，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当地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其可持续的、成果共享的、有效益的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参与式发展理论被“引入”中国，但它并非完全是舶来品，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尤其是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两大流派的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更是如此本文试图探讨参与式理论的本土来源与贡献 关键词：参与式发展理论 乡村建设 定县实验 邹平实验 发展是当今世界性的主题，对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即获得现代性，各发展主体基本上是没有异议的，但对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发展，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发展主体却难以取得共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的差异性很大，发展的手段实际上也不可能是一致的。

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所包含的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理论背景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传统发展理论所要求的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是经济增长”，[1](p10)希望通过经济增长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的‘中心’国家接轨如果现代化只包含一个方面的内容，比如只包含经济发展，事情也许就简单多了”[2](p349)但“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3](p30)而且“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4](p5)近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表明，真正能与发达国家接轨的只是极少国家和地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了“内在殖民化”或“拉美化”现象所谓“内在殖民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以城市为代表的相对先进的部分、地区和阶层与国际资本连接起来，剥削这些国家的落后部分、地区和阶层，形成内部的依附关系，造成“两极分化”[1](p19)所谓“拉美化”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呈现出很不合理的金字塔型，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占社会成员人数很少的主导性阶层分享殆尽，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城市贫民和农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没有机会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种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结构失衡现象被称为“拉美化”。

[6]巴西、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社会阶层结构的畸形使其丧失了继续发展的动力由于不能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贩毒活动、恐怖活动猖獗，左翼游击队长期与政府分庭抗礼，贩毒集团、恐怖组织和左翼游击队都能在城市和农村的贫民中找到自己的后备军这些国家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并落入为世人诟病的‘万劫不复’的锁定状态”[7]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良性运行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那怕社会的下层分享成果的比重小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如果不能这样，甚至以牺牲一些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发展，就会陷入一种有增长没发展的“内卷化”（Involution）1状态，因此，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有效性正在受到怀疑 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作为对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与批判的面目出现的与现代化理论相比，参与式发展理论是一种微观发展理论，它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的协助下，通过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成员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

[8](p23) 参与式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伙伴关系；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技能；重视项目过程，而不仅仅看重结果[8](p23-26)各国专家、学者对“参与式”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参与式是人们相互间的一种自愿贡献； 2， 在农村发展中，参与式就是让人民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利益分配及监督和评估； 3， 社区的参与意味着社区人们有权力和责任参与揭示自身的问题，指出自身的需要，评估自身的资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4， 参与式就是通过组织起来，通过自身努力，形成有效的控制和创造；强调当地人的参与，由外来者协调和帮助促进当地人进行调查和分析，分享调查和分析的结果，达到使当地人自我分析、做出计划和采取相应的行动[8](p22) 参与式发展的思想核心就在于：强调了发展过程的主体是积极、主动的人，只有人的发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强化，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被引入中国，目前以“反贫困或公益如自然保护、生态恢复等项目为多项目也逐步扩大，从农业、林业发展到农村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领域，从纯粹的自然保护拓展到生产与保护相结合，从单目标扩展到综合发展，从农村项目向小城镇发展项目扩展。

[8](p35)虽然参与式发展理论、方法和实践是伴随国际合作项目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被“引进”中国的，但笔者认为参与式发展理论并不完全是“舶来品”，在我国20世纪20、30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后来的相关实践中，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者们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尤其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流派的“邹平实验”和“定县实验”更是如此 “定县实验”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较高水平的现代西式教育，对西方文化有较多了解并深受其影响，晏 阳初及其主要同事被认为具有强烈“现代化”或“西化”的倾向，因此，“定县实验”也就显得现代或开放一些；相比较而言，“邹平实验”的主要领导人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多一些，梁漱溟及其同仁则被视为“保守派”或“文化守成主义者”，“邹平实验”也因此显得更传统或保守一些尽管有这样的差异，但两大流派“都比较重视乡村建设人才的培训，也都认为农民的主动参与是乡村建设成功的前提[9] ( p473)两者都强调其工作人员要work with people ，而不是work for people，实际上都创造和运用了大量的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方法 作为一名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

一般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差异很大，基本上是现代化的阻碍因素，但20世纪后半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实践表明，儒家的某些思想可以与现代化并存，甚至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量[10]作为20世纪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除了其文化哲学思想非常著名外，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20 世纪30年代在山东邹平领导的“乡建”实验也是广为人知，并引起广泛争论的实际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有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一整套设计方案，而非仅仅是为了解决乡村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主张的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11](p46)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崩溃源于中国文化的失败，要把来自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应用于乡村，构造新的社会组织，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完成中国的文化重建和民族复兴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邹平的实验，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综合发展实验，其参与式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创新集中体现在其“乡农学校”的组织结构上乡农学校”是梁漱溟在引进西方文化的长处“科学技术”和“团体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儒家传统而设计的一个地方自治组织，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

梁漱溟认为它与当时的“乡村改进会”有些相似这样的乡村组织就“是极力启发乡村自力为主，极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团体组织，极力让众人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12](P400)梁漱溟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思，就是要形成解决问题的主力 [12](P350)但单靠乡村人自己是解决不了乡村问题的，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的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不能了解认识”因此“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 [12](P351) “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构成：校董会（日常行政管理），校长（监督、训导），教员（外来者），学生（全体乡民）除教员外，乡农学校的其他成员都是当地的居民乡农学校给当地的居民提供了一个聚会的机会和场所，这对于散漫而又无组织习惯的农民来说是很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假使他们不十分聚合时，我们的教员（乡村运动者）要设法从中做吸引的功夫、撮合的功夫，使他们聚合假使虽聚合而谈不到问题上，则我们要提引问题，促使讨论，假使他们虽谈到问题而想不出解决之道，将付之一叹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一条道路，贡献一个办法，或彼此两相磋商研究出一个办法。

因为单使他们设法，往往无法可设；单是我们出注意，又往不能切和实际而可行现在我们要与他们和在一起，想出办法或能合用也 [12](P352)外来的新知识、新方法必须与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相结合，才能产生解决当地问题的办法好法子的产生，一定要经过：一面是对问题顶亲切的乡村人，一面是有新知识、新方法的有心人，两面接头，两边逗合；把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办法，经过切磋，经过陶炼，然后才能是一个合用的法子这个法子，从其效用上说，因为是新的，一定有效用；从其切合实际问题上说，因其是经切磋陶炼的，一定能行的通 [12](P254) 参与式发展理论认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当地居民积累了丰富的乡土知识，这是他们参与发展的基本能力长期与当地的自然资源打交道，能体会到贫困意味着什么，更有发展的迫切愿望，也能够理解自身所面临的政策环境，[8](p27)因此，参与式发展理论特别重视当地居民的乡土知识和已有技术、技能参与式的过程和方式提供了一个场所和机会，使得各方不断地进行谈判并在发展干预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达成妥协与共识，这是达成有效率的并使目标群体收益的发展干预的前提[1](p31) “邹平实验”正是这样做的。

经过与外来者的合作，通过当地人积极、主动的参与，找到了解决某一问题的办法，这样就促进了村民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合作的气氛，有利于进一步的合作，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此则越作越有组织，越有组织越作”，这样乡农学校就充实起来，成为一个“活”的组织，这样组织是尊重差异、因地制宜的各乡农学校不必有相同的课程，“各乡校事实上必须应付它的环境来解决问题，才能发生我们所希望的作用与效果，故须自有它因时因地制宜的功课 [12](P356)例如，有匪患的地方就搞自卫训练 ，在山区宜林的地方就组织大家造林，在产棉区，就“帮助他选用好种子，指导种植方法，然后再指导他们组织运销合作社”[12](P356) “乡农学校可以随时成立种种短期的职业补习班，或讲习班，在实地作时就与他讲解；如养兔、造林、织布、养蚕、烘茧等等又因此可以随宜成立种种组织；如林业公会、机织合作、棉花运销合作、储蓄会、禁赌会等等数不尽 [12](P357)各地的乡农学校应因地制宜确定自己的工作重点和工作方法，“村学乡学的工作尽可能的作，不勉强着非如何不可”[12](P357)与此可以对比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政府为扫除农村中的文盲，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也获得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农村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成人识字率也大幅提高。

但是，这种成果并未能得到巩固因为，“乡村正规教育完全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