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分析论文.docx

对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分析论文一、引言对国际贸易学说史的回顾与梳理表明，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是导致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动因古典贸易理论中，为克服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与贸易现象之难题，以托伦斯、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构造了比较优势理论，在单一劳动要素、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条件下，从国家之间技术（劳动生产率）相对差异的角度论证了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以赫克歇尔、俄林等为代表人物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将假设前提从单一劳动要素拓展到多种要素，但依然坚持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条件，从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的角度论证了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以赫尔普曼、克鲁格曼等为代表人物的新贸易理论将假设前提拓展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部分新贸易理论模型甚至假定运输成本为正而不为零），在这些更为现实的假设条件下，主要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①[1]；发端于梅勒茨（Melitz，2003）[2]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②进一步将分析视野从宏观和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微观层面，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的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3]；樊瑛，2007[4]）。

从方法论上看，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是相对优劣的核心思想（陈寿琦，1982）[5]，其理论精髓在于“相对比较”，即“双向的纵横之比较”（梁琦、张二震，2002）[6]，这也是比较优势理论中“比较”二字的实质所在然而，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和贸易理论的演化，比较优势理论的外围保护带（即该理论的要素观和成本观）却存在着明显的广义化和多元化趋势通过坚守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并拓展其外围保护带，我们曾提出“国际贸易的全成本”概念，并证明了如下命题：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杨青龙，2010）[7]所谓“国际贸易的全成本”（full cost of international trade），从内涵看，它是某种物品的产权在跨国（或地区）转移中，发生于国际贸易过程，进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生态、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它是以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为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系统其中，使用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代价为生产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价为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为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为代际成本。

全成本”比较优势（也可称之为“综合比较优势”）是禀赋比较优势、制度比较优势、环境比较优势和“可持续性”比较优势的有机统一（杨青龙，2012a）[8]③需要指出，对国际贸易进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彻底否定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坚持与继承比较优势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尝试从成本视角拓展其外围保护带，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学说然而，现实中要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对各国政府提出更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有政府在市场中积极作为，方能形成对外贸企业具有约束力的“全成本”，从而促进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为此，本文先考察政府的政策目标，再分析政府为实现相应目标的政策手段，最后指出政府在四大成本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二、政府的政策目标：“两对理性”的相容传统经济学证明，在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下，人们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会无意识地实现集体理性，即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对此，亚当斯密已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给予了详细证明然而，当代博弈论的“囚犯困境”模型表明，现实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当个人出于自利的考虑并基于个体理性作出决策时，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也即现实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一定冲突。

不仅如此，由于人们的短视行为，在追逐短期利益的过程中，还可能违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长期理性，从而出现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通常没有将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④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在完备的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机制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相容的然而，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等要素在产权上的公有性，不存在完备的基于私人产权的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市场，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往往会导致对它们的供给不足或过度使用比如，相对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言，现实中好的制度总是供给不足；再如，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极易出现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生态平衡破坏、发展的可持续性减弱等现象，进而导致宜人生态环境（全球公共品）稀缺和“可持续性”（代际公共品）供给不足在国际贸易的全成本分析中，须在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基础上纳入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要素，在“基于相对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命题之基础上，尝试进一步纳入包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在内的广义成本分析这是因为：（1）在现实的贸易活动中，需要采取贸易制度对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加以约束，从而为贸易参与方提供稳定的预期，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以便于各国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

因此，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成本作为一种机会成本，我们必须将其纳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否则无法解释如下现象：尽管两国之间存在传统贸易理论所言的比较优势，但由于交易障碍大、贸易壁垒多，两国仍然无法进行正常的贸易在各种“贸易战”时期，这种现象尤为明显2）若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企业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减少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这会增加整个国家的环境治理成本，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进一步说，这些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还会导致该国经贸发展的可持续性弱化，从发展的时间维度看，这会强化代际负外部性，在此还存在着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3）若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个体理性追求该国（或该地区）的利益最大化，努力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这种行为一方面可降低该国（或该地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成本，但另一方面却增大了世界整体（或国家整体）的环境成本，这必然导致单个国家（或地区）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或整个国家）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进一步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纷纷向境外（或本地区之外）转移污染的行为也会对世界（或国家）经贸发展的可持续性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会强化代际负外部性，在此也存在着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

可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是现实生活中各种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不良现象在理论和逻辑上的展现交易过程中人们的种种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可看作“交易外部性”（王颜齐、郭翔宇，2011）[10]，“生态环境破坏”可视为分析视野从经济系统拓展到经济—环境大系统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空间外部性”，“可持续性弱化”则可看作是分析范围从静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拓展到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时间外部性”基于上述理解，“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论”（杨青龙，2010）[7]强调同时将交易外部性、空间外部性和时间外部性内部化，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分析中同时考察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强调将交易外部性内部化，其意图在于将交易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促使人们在交易过程中遵守合约、诚实守信；强调将空间外部性内部化，其意图在于将环境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促使环境保护与对外贸易发展的有机融合；强调将时间外部性内部化，其意图在于将代际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促使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对外贸易发展的有机结合全成本”分析的最终目标是：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等“两对理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可将这一目标形象地表示为图1大部分国际贸易理论都是从供给和生产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动因（海闻，等，2003）[11]，古典、新古典和新贸易理论分别从技术（劳动生产率）、禀赋、规模经济角度分析了相对生产成本差异，进而寻求比较优势的来源在生产成本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之后形成的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则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地区、国家等）只顾及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都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也正因如此，只有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成本观进行新综合，才能为解决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较为普遍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各种空间负外部性和时间负外部性等问题提供战略和对策三、政府的政策手段：外部成本内部化（一）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传统经济理论以资源稀缺性为逻辑前提，以收入或成本预算为约束条件，以利益（含效用、利润等）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以帕累托效率为评判标准，构造了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等，形成了看似“完美”的理论体系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源稀缺性，但却认为依靠技术进步和价格上涨等机制，人们可通过研发活动逐步发明替代资源，从而减少对资源的需求，所有资源永远不可能枯竭。

因此，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均是作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而存在的生态环境对污染的净化能力和对废弃物的吸纳能力是无限的，劳动、资本、土地、管理、制度、生态环境等各类要素的供给能力总能满足经济运行的需要，经济贸易活动可永续发展和持续发展但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忽视了如下基本事实：其一，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是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历史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其二，个别资源具有可替代性并不能表明一切资源均具有可替代性，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其三，技术进步也存在自然法则极限（比如“热力学极限”），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可替代性不可能超越这些极限（伍世安，2010）[12]所以，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作为稀缺要素，在经济贸易活动中不宜被简单地加以外生化处理其中，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制度对一个经济体的贸易增长和发展绩效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制度也是比较优势的来源（Nunn，2007）[13]，“与技术和禀赋的作用相类似，制度的比较优势也是国际贸易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鞠建东，2008）[14]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生态环境在提供能源资源、原材料和吸纳废弃物等方面对经济活动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当前，日益衰减的自然资本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性要素（诸大建、周建亮，2003）[15]，从而须将生态环境纳入内生变量加以处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探索则表明，“可持续性”直接关乎经贸活动的长远发展，人类在为本代人谋福利的同时，也必须考虑“代际公平”，将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置于突出地位，否则当代发展一旦突破“可持续性”的极限，持续发展和长远发展便难以为继，故应将“可持续性”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因此，成本和价格不仅要反映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而且要体现当代人与当代人、当代人与生态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进一步说，“只有当市场价格能反映全部成本时，市场分配才是有效和公平的”（马士国，2007）[16]总之，国际贸易理论作为重要的经济学分支，在构造“国际贸易的全成本”系统时，必须在现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将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等要素纳入内生变量范畴二）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从外部成本到内部成本在经济学中，成本有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分，收益则有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分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时，就产生了外部性问题在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四大成本中，只有生产成本可在一定意义上视为私人成本，而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分别作为使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