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符号机制.docx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符号机制    【摘 要】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从“文化符号”角度推动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机制在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的塑造活动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这样的基本规律也贯穿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整个历程，由此也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华文化符号然而，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相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而言，中华文化符号出现了“供给不足”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应从价值取向、文化内涵、传播路径和“文化再生产”等多个维度出发，着力开展构建“中华文化符号域”的社会文化工程Key】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五个认同”;文化符号;符号域【作 者】范俊，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云南昆明，650091C957  A  1004-454X（2021）02-0010-0007近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时代主题提出，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

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尽管人们对于“中华民族”这一问题仍存着许多争论——甚至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在一个观点上却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从文化路径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的社会政治工程然而，在推动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往往又会面临着一系列理论上和技术层面上的困难通常来说，文化的内容十分宽泛、难于界定、不宜把握，其具体的边界也不甚明晰，因此是一种“自在”和“弥散”的存在状态;文化的传播是由外而内的，需要一个长期涵化和内化的过程，因此不是显性的，而是“隱性”的上述的这些特性，使得从文化的角度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经常会陷入因缺乏有效抓手而产生的虚置或悬置的困境关于这个问题，同志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讲话中指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同志的讲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符号”机制来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内在逻辑上来看，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能够有效地将“弥散”的文化凝聚和整合起来，推动“隐性”分布传播的文化“显性化”，进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辨识度和文化特性，使得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建设更具可视性、操作性和实效性。

一、文化符号对于现代民族的普遍性意义人们围绕某种共同要素结成共同体，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当然，“共同体”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希勒里曾在《共同体定义：共识的领域》一文中，统计和系统描述了关于“共同体”的90多种定义，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除了人包含于‘共同体这一概念之外，有关共同体的性质，并没有完全相同的解释”[2]然而，如果剥离人们所赋予这一概念的纷繁复杂而又充满歧义的界定形式之后，比较清楚的一点就是，共同体由一定数量的人构成，并且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性或共同的心理体验围绕某种共同要素就会结成不同的共同体类别，并被冠以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名称而民族是一种特定的人群共同体，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共同的文化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认同，是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凝聚、巩固和发展的基础性机制进一步说，文化特性越是突出、文化认同越是强烈，民族成员之间的“共同性”关系就越牢靠，民族共同体的维系和发展就越能够得到保障这是由共同体这种社会结群现象的内在机理所决定的，诚如有学者所言：“共同体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人类共在、共处和共享的普遍的有机形式”[3]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共在、共处和共享的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最厚重、最稳定的内涵与特性，也为构成民族共同体的其他维度的形成和彰显奠定了基调和底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是建构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建构性特征，这导致“符号”对于民族共同体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进一步说，文化的“符号化”对于从文化维度来推进现代民族的建构和巩固，起到了极为特殊的作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人口数量和人口规模通常是较为庞大的，由此在国家社会内部也自然形成了异质性的人群文化结构而要使同一性的文化要素、文化共同体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社会群体中散布开来，就需要借助符号机制将这种文化凸显出来，从而扩大共有文化的传播广度、增强传播的力度并且，经过符号化加工的文化，也更容易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化手段，被国家范围内的广大社会成员所接受和内化，从而形塑成为全体国民的共享文化通过这种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的过程，整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就逐步被构建起来了这样一种文化符号机制，蕴涵于现代民族的建构历史之中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欧洲进入中世纪时代，这是“一个天主教大世界，没有‘国家，只有‘领地”[4]27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代表进步势力的王权力量，统合了教权、贵族、民众的权力，建立起具有绝对主义特征的王朝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王朝国家通过多重性的整合力量，将从宗教性关系、地域性关系、奴役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国内人口，重新凝聚为一个共同体。

民族”就这样被初步地创造出来了在国家创造民族所使用的整合性手段中，文化整合是一个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而其中的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又是这项机制中的关键环节美国学者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向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5]6而共同的文化符号，就是联结社会成员并使其“想象”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法国人诺拉将这种符号机制称为“记忆之场”，并做了精彩的描述：“由于采取民族构建这一目的论视角，政治、军事、人物传记和外交因而成为支撑历史延续的根本……记忆空间具有强大的统一性：从希腊—罗马襁褓到第三共和国的殖民帝国，高层学术研究和学校课本之间不再有断裂，前者把新成果融入我们的遗产，后者则把这些成果确立为大众信条[6]9通过社会文化史的符号化，法国就建构起了国人的“记忆之场”和“大众信条”，从而为形塑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意识提供了历史记忆和共同体想象的依据可见，文化符号在现代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唤醒和凝聚民族意识的重要机制然而，当这种文化符号受到削弱，其本身所蕴含的感召性和动员性的社会政治功能也就会消损，甚至对民族特性、国家认同产生解构性的影响。

这一点在欧美国家中，已经由于国际移民聚众成族现象导致的“多族化”问题而逐步地显露出来[7]亨廷顿在其遗作《谁是美国人》中指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源自于启蒙运动并经由新教徒独特创造的“美国信念”（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曾得到美国人民广泛认同和支持，从而成为界定美国民族特性的基本文化标识而随着国际移民的族体化过程的加剧，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冲击，“美国信念”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个民族既是一个想象的群体，也是一个记忆中的群体，若丧失这一记忆，也就会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8]129因而，“我们是谁？”的民族认同危机随之产生通过现代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一般性规律可以看出，民族是被建构起来的，并且需要被持续建构和建设，才能够保持持久而稳定的共同体属性而在现代民族建构中，文化无疑是一个基础性的维度，共同的文化和文化认同感是“民之为族”的核心要素而同一性或一体性文化在广大民族成员中横向传播和代际传承，则离不开文化“符号化”、符号“扩散化”的机制相反，文化符号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供给，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得不到维护，文化符号的内涵得不到普遍性的认知，则会侵蚀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特性，进而对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二、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文化符号的塑造近代以后，在西方势力的强力冲击之下，中国开启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进程其中，构建起与现代世界体系相适应的民族国家，成为中国文明转型的一项重大课题而若要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首先面临着构建现代民族（nation）的问题，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而作为一个自觉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的构建历史则还不到200年在100余年的中华民族构建进程中，中华文化符号的塑造贯穿始终，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凝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而言，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就是“中华民族”的族称本身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最早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这往往被看作近代中华民族构建进程开启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此也可窥见，“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符号本身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根本性和原初性意义中华民族”这个族称一经提出便引发广泛认同，其中蕴涵了深刻的文化逻辑就这个词的构成来看，“民族”是一个舶来词汇，而将其冠以“中华”之名，则颇具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兼具历史文化、国家疆域、统治合法性等意涵于一身的特点，使得“‘中华认同在世界史上都是相当少见的现象”[9]12。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将“中华”与“民族”进行了有效嫁接，才使得“中华民族”族称逐渐成为“一个共同拥有、广泛认同的大民族共同体的总符号”[9]3“中华民族”这个族体符号被创制之初，主要被用来指代汉族或华夏族并且，中华民族的单一族体内涵在诸多文化符号的作用之下，进一步被强化了为动员汉族人的民族主义，进而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主张，革命派重构了“炎黄子孙”概念，将汉族人描述为同宗同种的血缘共同体[10]2～3“中华”一词则成为“华夏”的同义词，并且同“十八行省建中华”的领土诉求结合起来，“中国本部”[11]的说法也因此而流行起来在武昌起义之时，湖北军政府还专门使用了代表“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的“十八星旗”[12]502这些文化符号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种族主义革命下的中华民族观念，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此种观念的传播辛亥革命以后，为实现对晚清疆域的合法性继承，整个舆论导向都发生了转变，中华民族由单一汉族的内涵转向了国内诸族为迎合这样的时代大势，“五族大同”“五族共和”的口号开始受到重視，并迅速在社会思潮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由“五族”构成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经由“五族一家”这一具有中国“家文化”色彩的符号，而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的。

[13]而在政治上，“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观念，则集中体现为“五色旗”（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政治象征）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初被确立为中国的国旗中华民国”国号中的“中华”二字，更是将国人导向于“中华民族”的族称之下在近现代历史上，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于中华民族的最终觉醒起到了催化作用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关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被大量创造出来，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扩散到全社会在学术界，“中华民族是一家”作为一个共识性观点受到广泛接受和反复引用，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符号”，并由此凝聚起中华民族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在政界，“‘中华民族危亡‘中华民族复兴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民族英雄乃至贬义的‘民族败类‘民族罪人和‘亡国奴”等，成为政治动员的符号，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扬，“反过来有力地涵育、引发、推动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社会认同的进程[9]194在社会舆论中，“长城”“长江”“黄河”等地理符号，也同抗战宣传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和觉醒的文化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基本上被建构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