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辩文化.docx

    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辩文化    高绍先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谈士飙起论辩之风盛行,不仅在学术上,不同的流派、观点互相辩驳诘难,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与保守、军事策略的选择、外交的应对上也都充满论辩精神,儒、墨、道、法的辩论风格各具特色,形成精彩纷呈的论辩文化Key:春秋战国;论辩;文化:DF08: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5.18春秋战国是一个如此特别的时代,如果套用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名句,可以说:这是一个军事上战火纷飞,文化上精彩纷呈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变革与保守激烈争辩的时代;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时代;这是一个宏言伟论和巧言诡辩交相辉映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世界上唯一无二的时代百家争鸣,形象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特征鸣”者,发表意见,阐明观点也;“争”者,互相辩论,以定正误也在所有的时代特征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及与之相伴生的论辩文化因为如果就战争的频繁而言,则中国几千年间不绝于史从楚汉争雄到三国鼎立;从隋唐烟尘到宋金鏖战,其战事之惨烈,战局之蹫异,也未尝不如七雄五霸闹春秋,但以各种学术之自由争辩,兴替纷呈,则后代皆无出其右者。

儒墨道法,诸说并起,各竖旗号,或倡仁义,或言法治,或主兼爱,或谈无为,都想在思想领域里,占领一席之地诸说之间,不仅互相融会渗透,而且互相辩驳诘难周孔既殂,微言中绝,谈士飙起幸世之去圣辽远,而蔪人之宗乎己也各文其文,而纷纭其术于天下[1]想是时也,这些论辩大师们,在辩坛上神采飞扬,或慷慨激昂,或娓娓而谈,或妙语连珠,或旁敲侧击,令人神往论辩,狭义而言,是针对某一论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辩驳《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说:“彼此使用一定的理由来说明自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揭露对方的矛盾,以便得到正确的认识或共同的意见”[2],就是从狭义的立场对论辩所作的定义广义而言,则一切有目的的语言交往活动,包括谈话、演讲、辩论都可称之为论辩本文基本上采取的是狭义的论辩定义,有时也兼顾广义一、谈士飙起,论辩成风论辩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列子》和晋张华的《博物志》都载有关于“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孔子东游,见两个儿童争辩太阳与人的距离一个说太阳早晨离人远,中午离人近,理由是早晨凉快,中午炎热,近热而远凉一个说不然,太阳早晨离人远,中午离人近,理由是早晨太阳看起来大,中午看起来小,远小而近大孔子不能决两小儿笑曰:孰谓汝多智乎?”遗憾的是孔子没有学过天体学,那时,人们也没有掌握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知识,以致博学如夫子者,竟被难倒。

这里我们不是讥笑孔子的无知,而是赞扬两小儿的多智孔子周游列国,一路行来,田间路旁,都可以碰到善辩的普通百姓《论语•微子》有精彩记载:首先是遇到楚国的接舆(专门伺候客人上下车的侍者)在接车时高唱:“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这首歌以凤凰暗喻孔子,讥笑他在天下无道时,仍不归隐,歌词和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思想是不相容的孔子本想下车和他辩论一番,但接舆“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在一个渡口,遇见田间的两个农夫长沮、桀溺在耕田,便让随行的子路去问路这本是极寻常的一件事但一不小心,又遇到两个尚思善辩的人问于长沮,长沮说:既然是孔子,“是知津矣问的是行走之路,答的是从政之路孔子周游列国,考察各国社会情况,怎么会不知道路在何方呢?其揶揄之意不言而喻问于桀溺,桀溺更借题发挥讲起了大道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把子路数落了一番:天下大乱,谁能拯救呢?你与其追随像你老师那样躲避坏人的人,倒不如追随像我们这样躲避乱世的人子路回去把长沮、桀溺的话报告了孔子,引起孔子的无限感慨:“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师徒在行走中,子路落在了后面,遇见一位以拐杖挑着锄草工具的老人,便去问他,见到孔子没有老人张口就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完就“植其杖而芸”锄草去了过去学者多将接舆、长沮、桀溺、荷蓧老人视为“不知名的隐者”,其实并不尽然,也不会那么巧,一路尽遇隐者而且荷蓧丈人的回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完全是劳动人民的价值观,直到今天,仍是对脱离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可见孔子师徒遇见的也就是一般的劳动人民,而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窥见当时论辩之风的盛行由于论辩文化的发达,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士有多种含义,按今天的理解,可以说就是泛指知识分子《谷梁传》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何休注云:“士民,学习道义者即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这些专业,涉猎广泛,包括法律、政治、军事、外交、武术等,但都以能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建立霸业为主,以至当时盛行养士之风孟尝君有食客三千,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辈,但不论有哪方面的特长,都是能言善辩如冯谖、毛遂者流论辩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成为一种谋求功名利禄的本领,有的人甚至就以三寸不烂之舌安身立命,乃至封侯拜相苏秦、张仪可为其代表苏秦未发时,全家都瞧不起他,妻子不为他织布,嫂子不为他做饭。

父母不和他讲话,讥笑他不务正业,“释本而事口舌苏秦乃悬梁刺股,发奋苦读,终至拜六国相印①据《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载:苏秦游说秦王连上十本奏章,都未见采纳,狼狈归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读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子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岀其金玉锦绣,取其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②张仪未得势时,穷愁潦倒,四处游说,无人赏识,竟至被怀疑为偷玉的窃贼,被捉去送官,一顿痛打,后释放回家其妻讥笑他:要不是你读书游说,怎么会招来这样的羞辱呢?张仪说:你看我舌头还在吗?其妻笑着说:舌头当然在呀张仪说:那就够了①《史记•张仪列传》:“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曰:舌在也仪曰:足矣②苏秦、张仪生前以辩致仕,死后以言留名当时,也有人鄙薄其为人,但司马迁却在《史记》中将其分别列传,与一代儒宗的孟子等同位,而且给以很高的评价。

对于苏秦,司马迁说:“夫苏秦起于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3]又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皆倾危之士哉!”[4]西汉刘向在整理、校订《战国策》一书时更盛赞这些辩士们:“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衡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简直有决定国家社稷兴衰成败的作用二、宏论伟辩,涉及广阔领域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辩如果从领域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学术上的彼此辩驳诘难儒倡仁义,法言法治,墨主兼爱,道称无为儒家认为仁义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和最合理的治国方略,但在道家眼中却不值一文老子认为仁义对他的道而言,只是细枝末节:“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儒家推崇圣贤,庄子却嗤之以鼻:“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如果出一道辩论题“圣人和强盗谁更有道德?”恐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选择圣人一方,然而庄子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强盗勇、义、智、仁、圣,五德俱全,是最有道德的人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分均,仁也;知可否,智也;”[5]能事先判断别人家中有多少现金、股票、金银首饰,是圣;身先士卒,翻窗入室,是勇敢;财物到手,让弟兄们先撤,自己最后离开现场,是讲义气;分配赃物,大家平等,决不多拿,是仁。

这是一种诡辩,因为他离开了一个大前提:盗窃行为首先就违背了人们的基本道德,但从辩论的技巧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巧辩其实诡辩和巧辩只有一步之遥,在技巧上往往是无法分清的,关键在于所支持的是真理抑或谬误由于法家和儒家都是以积极的态度从事政治活动的,因而两家的争论也格外激烈,在许多问题上,儒法都是明显对立的人性的善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大辩题儒家主张性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法家主张性恶,所谓“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孟子和告子曾有一次面对面的直接交锋,论辩双方都以水比喻人性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人性就像激流,哪里有缺口就往哪里流,无所谓善恶孟子说:不错,水固然没有东流西淌的定向,但水难道也没有向上向下的倾向吗?“人性生而有善,犹水之欲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用人之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告子说:“生之谓性性是一种天生的本质所以“食色性也”,“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孟子反驳说:性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白羽毛的白和白雪的白不同;白雪的白又和白玉的白不同,因而不能把狗的天性等同于牛的天性,更不能把牛的天性等同于人的天性。

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6]这是人固有的,也是人特有的本性在正直的评价上,法家倡导大义灭亲,儒家主张亲亲相隐,叶公和孔子就进行过这样的辩论:《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法家认为父亲偷羊,儿子告发,是正直的表现;儒家认为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包含在里面了这段话寥寥不过50字,但却反映了儒法两家观点的对立其他如儒家主张议事以制,法家主张公布成文法,赵秧铸刑鼎,孔子讥之:“民在鼎矣”; 法家主张法律平等“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家主张依法治国,儒家强调人治,圣君贤相;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儒家主张德主刑辅,教化为先,如此等等儒法两家在学术上全方位的论辩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论辩文化最精彩的部分法家对自己的主张充满自信,因而在辩论中往往直接以结论代替论据,体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但其不足则是说理不够,甚至根本不说理这种论辩风格以韩非、商鞅为代表如韩非在批评儒家的理论时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也。

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7]在这段论辩中,韩非要反驳的是“仁义礼智可以尊主安国”,要证明的是“仁义礼智只能卑主危国”,但他不讲任何理由,直接将需要证明的命题作为已经证明的论据,这在诡辩方法中,称为“丐题”有的法家中的激进派甚而采取谩骂的方式进行论辩商鞅在其《靳令》一文中,力斥儒家仁义礼智之空谈误国,“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诚信、曰孝弟、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把儒家奉为经典的仁义礼智比为令人厌恶的虱子,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这固然因“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总得通过说理的方式辩论商鞅不仅不讲为什么仁义礼智是虱子,而且明明讲的是“六虱”,却一口气数出了“九虱”未免大失绅士风度和论辩水准第二类:政治方略上的不同主张春秋战国时期充满变革与守旧的斗争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锐意进取,力主改变周公文武所确立的礼治旧秩序法家是改革派的代表,他们排儒诋道,高扬法治旗帜,坚决主张废除旧传统,以法律为治国的主要手段,进行了一系列制度上的改革,其中有许多精彩的辩论秦孝公意欲变法,但又怕遭到旧贵族的反对和老百姓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