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8 年来非法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案件实证探讨.doc

近18 年来非法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案件实证探讨=“news_bd”> 　　1 实证研究样本的相关说明样本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抽取含有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罪的裁判文书样本237 个，涉及被告人总数474 人被告人分布地区以华南为首，各个省市均有涉及总样本中，一审案件374 人，二审案件100 人，再审案件0 人样本虽然没有涵盖到目前为止各个年份的动物犯罪案件，但是涵盖地区范围广泛，从而保证了样本具有随机性，足可以在237 个案件中找到该类犯罪的基本规律同时，样本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样本来源于各地法院的判决，没有相应的卷宗、证据作为调查依据; 2) 部分裁判文书中对案件情况的分析不够细致，导致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不够明显但是这些局限性不能对分析该罪的犯罪规律造成决定性的影响 　　2 非法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案件基本情况与基础分析 　　2. 1 裁判时间统计与分析 　　统计的18 个年份内，案件数量是呈波动增长的1995—2006 年呈缓慢增长趋势，但是2003 年之后波动较大，且最高值与最低值保持数量较为相似( 表1，图1) 。

其中，2005 年、2006 年、2009 年数量分别占总数的10. 5%、10. 8%、11. 4%，占将近1 /3的比例，说明在这3 年中犯罪率较高在量刑没有发生变动的情形下，3 个年份分别在犯罪率保持低下的情况下突然升高，可能与我国各地机关每年打击犯罪程度不同相关这说明人们自觉地保护野生动物意识还不够，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也更多地体现在打击犯罪上，没有推行更好的保护政策 　　2. 2 被告人基本情况统计及分析 　　1) 被告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文化水平小学及以下占总样本数的41. 98%，将近一半; 而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人数仅为41 人，以8. 65% 的比例占最少人数; 初中文化水平占统计比例的24. 74%同时还有118 名被告人由于判决书没有标注而不知其受教育情况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与该类案件存在相关性，文化水平越低，触犯该罪的可能性越高 　　2) 该类案件被告人绝大多数为农民，人数为273 人，所占比例为57. 59%无业人数为42 人，占8. 86%的比例其他职业例如个体户，所占比例为10. 97%农民的犯罪概率较高，其原因一方面与农民接触野生动物机会较大有关，另一方面与农民的文化程度较低，环境保护意识与法律意识较弱有关。

　　3) 经统计分析发现，多数被告受教育程度不高，因此，辩护律师的辩护对于被告人的权益维护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从表2 中可以看出，被告人有辩护律师的人数仅占39. 87%，而无辩护律师的人数为285 人，占60. 13%多数被告人未请辩护律师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应当在于经济窘困 　　3 结论与展望 　　经统计发现，非法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案件多发生在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且偏远地区，且犯罪发生地区经济水平比较落后故可以针对发生地域的集中性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进行重点保护从绝大多数案件中可以看出，该罪不仅侵犯了国家环境资源管理秩序，通常也侵犯了生态法益，且实践中还会出现仅仅侵犯了生态法益，但对国家环境资源管理秩序没有造成破坏的情况因此，环境犯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的重要特征在于其侵犯的生态法益在此可以专设非法破坏环境资源罪专章，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进行专门立法该罪的犯罪主体以农民为主，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在所统计的人数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大比例占据了总统计人数这一方面与我国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水平落后，收入低，缺乏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有关; 另一方面，与我国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仍旧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相关。

主观上，当事人在辩护自己不知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时，各地各级法院在主观认定的标准上并不统一，甚至一些法院在没有对被告人的辩护予以说明的情况下直接驳回被告人的辩解因此，应当确立统一的认识因素的证明标准，以统一司法实践量刑方面: 　　1) 数量认定标准的单一规定容易造成涉案物种偏多刑罚却相对于相同物种来说畸轻的情况; 　　2) 制品价值认定标准整体上比数量作为认定标准重，并且制品价值存在实际价值和核定价值之分，司法实践中通常采取就高取值的原则，而相关部门的核定价值往往高于实际价值，因此需要更大的努力实现量刑标准的完善以确保罪刑相适应该罪的审理程序多适用简易程序和采用取保候审的审理方式，量刑处理时，除非情节特别严重，否则审理时间相对较短，说明我国在规定此类犯罪时更好地把握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给予了当事人充分改正错误的机会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分为一、二审，无再审案件二审案件上诉事由多为当事人诉称其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不是主犯、不知其为犯罪或者对涉案动物的价值提出疑问，并且自然人单独犯罪罚金比单位犯罪的罚金数目大表明此类案件尤其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分清主从犯以及完善罚金制度仍须司法机关做出正确判断。

此类案件主要牵涉杀害、猎捕或者运输等行为，而在立法和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对恶意伤害动物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不仅造就了一种法益的不明确性，而且是对虐待、伤害动物行为的一种漠不关心 　　在各类食客涌现的时代，对于为食用和其他目的非法购买的行为在司法解释中虽然已有规定，但是现实生活中，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在所谓的高等社会中成为一种炫富新风尚，如何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好法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分析数据方式来发现非法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规律，比规范的研究方法显得更加直接，但实证研究方式只是对该类犯罪提出相应的问题，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式来适应司法实践的要求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主观入罪标准不能依靠法院的推定判断，量刑标准也不能仅依靠单纯的数量和畸高的核定价值来认定该罪不仅侵害了国家环境资源管理秩序，还侵犯了生态法益因此，在发现问题的前提下提出对策，完善非法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入罪及量刑标准，明确环境犯罪的客体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