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当下语境中的汉娜·阿伦特.doc

当下语境中的汉娜阿伦特从阿伦特思想的脉络看《康德政治哲学讲稿》 大约二十年前，我写了本有关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书，出版后，有位师长对我说，我使用的“空间”概念，跟阿伦特公共空间概念好像不谋而合，于是我头脑里就有了阿伦特的名字后来读了她的《人的境况》，很是佩服也因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读了她的另一本书――《过去与未来之间》，该书包含八篇论文（她自称是思想操演），讨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这本书给我很大启发 又听说阿伦特还有一份未刊稿，文景新近出版的《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是它的中译本研究者或学人往往有个癖好，但凡一位思想家的未刊稿，就认为隐藏着他思想的秘密核心我当初也有这样的倾向，就借来读但主要还是出于对康德政治哲学的兴趣康德政治哲学不好懂，阿伦特在德国大学哲学系接受教育，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学生，本人又是思想家，我想她对康德政治哲学的理解必定不一般，于是读得很认真，一边读一边译但是，差不多读完这本书（大约译了九成）时，却感觉有点失望原以为从这本书里可以获得关于康德政治哲学的全面的或至少纲要性的了解，但是，正如《讲稿》编者贝尔纳在中译本前言中所说，读了“很可能会以极大的困惑和迷乱而告终”。

我觉得阿伦特理解的康德与我所理解的康德距离很大，就没有太大兴趣译下去了附在阿伦特讲稿后的贝纳尔的释文也没认真去看，后来觉得这是一个失误贝纳尔的释文很重要阿伦特对康德政治哲学的解释，主要应被看作她整个思想发展的一部分，而非对康德政治哲学的研究我想，如果我们对阿伦特本人思想感兴趣，就必须读这本书如果我们对康德的政治哲学感兴趣，这本书也可以一读 阿伦特和我不一样我属于学院派如果我们写出像《康德政治哲学讲稿》这样的书，可能会遭到学院研究者的非议但阿伦特不是学院中人，美国大学当时请她去做专职教授，她不去，宁可做客座她是思想家，不只是学者她直面现实问题，不把书而是把现实问题当作思想的原材料理解阿伦特思想，这是关键所以，在此意义上，对康德政治哲学解释的准确性不是她所追求的，贝纳尔在释文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接下来我简单讲一下与这本书相关的阿伦特思想的基本脉络阿伦特直面现实问题，与她的现象学方法密不可分，也与她对现时代的基本判断有关她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认为人类正置身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其标志是极权主义的兴起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是阿伦特的一大贡献她的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完成于1940年代末，出版于1950年代初。

这部煌煌巨著只用了四年多一点时间就完成了这本书不仅是历史研究，也不仅是思想史或哲学研究，而是直面她所经历的当代事实，以她的方法进行解剖，从而得出对时代和政治现实的看法阿伦特用她的研究告诉我们：极权主义是一种全新的历史现象，所有传统政治范畴都无法适用于它，它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暴政或专制，也不是纳粹德国和苏联所特有的，而是现代性发展到二十世纪的产物现代西方哲学对此早已有所预见 所以，阿伦特不认为极权主义将随“二战”的终结而告终《极权主义的起源》完成于“二战”胜利之后，却不只是对过往之事的总结在她看来，“二战”或许只是意味着极权主义的开始当时还有一个人与阿伦特有同感，就是对认识极权主义现象同样做出巨大贡献的乔治・奥威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也完成于“二战”后对英美等盟国在“二战”中的胜利，奥威尔的感受是什么？不仅没有陶醉在胜利和喜悦中，相反，他迁居于英国北方一座荒岛，他把这座岛看作是最后一个被即将来临的极权主义统治的地方《一九八四》中的那个极权国家――大洋国，影射的是英美奥威尔和阿伦特一样，认为极权主义并未随“二战”结束而画上句号，相反，一个新的时代，极权主义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阿伦特认为，当前人类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上如何面对极权主义这一即将来临的全新的政治和社会形态，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人类政治要有出路，或许也只有同样用新的、创造性的方式来应对它这一判断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前提和出发点她之所以强调政治“行动”和“实践”，都与这一判断有关 阿伦特把极权主义视作是在本质上的对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以及公民行动的瓦解和破坏，对人的政治的消解就这一点而论，不论是“丑陋的暴政”，还是“美丽的新世界”，在她看来并无不同，都将意味着公民政治和公民参与的丧失，公共空间的闭合因此，对抗极权主义之道，便是确立共和式亦即公民平等参与的政治，营建公民言行的公共空间这样的理论构想便体现于她1958年出版的《人的境况》一书 从理论或学术建构的角度，阿伦特的“行动”概念面对如下难题：她所谓的开创性的“行动”，既然同样是一切道德规范和善恶价值的开创和奠基者，那么，这样的“行动”本身的衡量基准又是什么？《人的境况》甫一出版，就有不少批评，认为她的“行动”概念有可能落入虚无主义的泥淖。

的确，阿伦特的公民“行动”如何与希特勒式的“行动”相区别，是一个重要问题 阿伦特在1950年代前期曾做过一次演讲，演讲内容后来以《近来欧洲哲学思想中的政治关注》为题出版这篇文献非常重要阿伦特质疑存在主义，认为那种有关人意识到其“自由”而“跃入”存在的存在主义式的“行动”观，难以发展出一套政治哲学，甚至无法期望从中产生一些明确的政治原则类似的质疑似乎也可用于阿伦特本人的行动概念1958年《人的境况》为这一缺陷打了“补丁”阿伦特所描述的实践行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强调行动的戏剧性或舞台性，行动总是在他人旁观之下的行动不过，她的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了解希腊的实践概念以及作为阿伦特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的海德格尔哲学的话彰显和演示多少是有差别的，阿伦特却将两者相提并论彰显使自身德行呈现，却未必呈现于他人眼中演示则是在观众旁观之下，就像表演一个表演者对他在众人面前的表演有明确意识，这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彰显” 但是不论怎样，对阿伦特思想来说，“旁观”概念很重要，这赋予了她完善其理论（准确地说，行动概念）的机会。

换言之，它被用于解决上述难题：衡量行动的基准是什么？回答是：他人的眼光，即旁观什么是“旁观”呢？1960年代，阿伦特得到了一次“演示”这个概念的机会1963年，作为观察员，她“旁观”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受审，并且完成了她著名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报告可以说，她实践了她的“旁观”概念报告出版后引发了很大争议，不少批评认为她身为犹太人，却未站在犹太人立场上阿伦特辩解说，她并非作为一个犹太人“旁观”，当然，也并非作为一个女人，或一个德国人她以自己为范例，演示了一名旁观者在作“判断”时应具有的规范，这就是她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反复主张的，作为旁观者，应不计利害、不涉兴趣这是对旁观者及其判断的要求，只有这样，旁观者的判断才能成为行动的基准 正是在1963年后，阿伦特主要致力于康德政治哲学研究1964年她在芝大开设了关于康德政治哲学的课之所以拈取康德的判断力作为其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因为在阿伦特看来，康德这一概念恰恰能为她的旁观者的判断理论提供关键的理论资源，而且，判断力概念是由康德率先提出的，这是康德政治哲学之于阿伦特的意义。

至于她对康德判断力概念的解释和运用是否合乎康德本意，至少在贝纳尔看来并非如此，甚至背道而驰康德的共通感概念抽象掉了所有质料，他所说的“共同”指人类共同理性阿伦特的“共同”却强调特定的共同体因此，在《文化的危机》一文中阿伦特把判断力的养成归结为人文主义的文化教养，这种结论显然不可能出自康德阿伦特借用康德的判断力概念，是为了完成她本人的理论体系 阿伦特借助康德政治哲学，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问题在于，两人的政治哲学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于是她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说，康德根本没有他的成文政治哲学，至少还未完成这个说法明显是不真实的在我看来，康德有他的成文的政治哲学，主要在于他最后几部作品，如《法权论形而上学》及同样重要的《实用人类学》阿伦特否认康德有成文的政治哲学，是为了可以从康德的判断力概念中发展出她自己所理解的康德（其实是她自己）的政治哲学因此，这部《讲稿》应该说服务于阿伦特完成其理论的需要倘要了解阿伦特的政治思想，这本书就必不可少这也体现了她作为思想家而非学院学者的特点：不以注释经典为己任，而是面对现实问题 值得再提的是阿伦特之所以选择有别于学院学术研究的路径，与其说是因为她的非学院学者的身份，不如说是因为她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已使我们无法从传统中得到现成的答案。

我们时代的问题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人类难以置信的技术成就和超大规模的组织控制，召唤出了一个无思时代的降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蔓延的土壤，正是技术主义和社会官僚化所造成的人的普遍的工具化――习于盲从、依附、适应，而主要由此种人格构成的大众本身又成为一个极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极易被操纵和利用阿伦特因而不认为极权主义只应由纳粹或某些政治人物来负责，而且甚至那些受害者自身多少也有其责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后阿伦特众叛亲离，原因之一便是书中指出了犹太社群在迫害中的责任 然而，阿伦特对极权主义问题的探讨，我想主要目的不在于追查“罪魁祸首”，更不是为了比照条文，确定罪责――从司法的传统含义上，这类罪行几乎无法被“定罪”（这也是二十世纪诸多人类所造之孽的特点：难以想象和无法预期）；也不只是为了在理论上构建一种历史或社会理论，告诉读者人类是如何走到“大屠杀”这一步的她探讨极权主义的目的，意在引导每一个人对他的个人生活、他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作真正的思考和反思因此，阿伦特虽然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多有批评，但却经常提到一个人，这就是苏格拉底。

我想，原因在于正是苏格拉底开创了人应反思和省察自己生活的西方哲学传统阿伦特提醒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不应在寻常日用中丧失自我之思受审判的纳粹军官艾希曼不是一个恶魔，而是一个极普通的人，他自学成才，聪明、能干、尽职、有教养、有上进心，但是，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在他一味忙于各种事务性工作之时，甚至忙于尽他作为一个职务人的责任之时，却忘记了作为人的责任，忘记了人的根本之思于是，在特定情境下，在这种对“思”的有意逃避中，便可能陷入罪大恶极之中了 人倘若放弃了“思”，则无论行动还是判断，都将远离正义，这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主要结论，也正是康德在其著名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所说的人不仅应作为特定职业人而且更应作为世界公民的意思只有坚守作为思者的本分，才有可能抵御诸如像极权主义之类或许是铺天盖地、或许是无微不至、或许是润物无声的非同一般的现代罪恶在价值混淆、社会动荡不定的时代，“思”便不再是政治上的“边际事物”勇于独立思考，不做牵线木偶――尽管在今天充满人为迷障的世界中和各种利诱威胁之下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此时，那些不愿同流合污的特立独行者，就可能不仅是寂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