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施特劳斯关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学理分析.docx

    列奥·施特劳斯关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学理分析    陈亚丽，朱进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南京210016）Summary：列奥·施特劳斯著作的重要性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增强，乃至今日被认为是上个世纪最独特、最有影响的声音之一列奥·施特劳斯通过对西方传统经典的解释发现：“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最好的政制需要政治哲学，却承担不起对政治哲人的认可，这是政治生活的根本困惑为了克服这种政治哲学的悖论，施特劳斯提出运用“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相结合的写作艺术作为政治哲学的根本任务，此中的“微言大义”破解了“哲学”与“政治”关系这个“千年难题”Keys：哲学与政治；政治哲学；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柏拉图D0-02：A：1002-7408（2016）03-0042-04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学术思想理论动态与意识形态建设方略研究”（15BKS08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NR2014064）作者简介：陈亚丽（1989-），女，郑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朱进东（1956-），男，江苏沭阳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

任何哲学研究，不管其研究的对象域是否是“政治”，都在客观上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后果哲学研究的这种政治后果，根源于哲学的思想方式，而不仅仅是根源于哲学对“政治”的研究因此，政治哲学研究的主题不是“政治”，而是“哲学与政治”这里有必要讨论和辨析对“哲学与政治”之关系问题的论说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列奥·施特劳斯学派对“哲学与政治”之关系问题的独特理解和论述，基于该学派对“哲学”与“政治”之特质的独特理解和把握；反过来，为了搞清楚该学派对“哲学”与“政治”之关系问题的解说，我们也就必须先分析该学派对“哲学”与“政治”特质的理解与论述一、“哲学”为何游离于“政治”哲人之名定义的是爱智之人在古典用法中，哲学表明了一种生活方式，其目的是探索或“沉思”真理哲人与任何特殊的社会地位无关，哲人生活方式的确定也与道德卓越无关，哲学生活的特征是对所有习传的、甚至是值得赞赏的信念和观点都极端质疑，目的是为了发现真理关注哲学必然导致超越城邦，哲学无法劝谕非哲人或曰普通人，因为哲学不是一种政治权力，它超越了属人的、转瞬即逝的事物，因而具有非政治性根据苏格拉底对哲学家所画的肖像，哲学家生活在闲暇和完美的自由状态下，他与修辞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则屈从于法庭的种种必然事物的奴役；作为市场上和其他公共场所中的完全的异乡人，哲学家只是身体居住在城邦中，而他的思想则地下天上无处不在。

为此，苏格拉底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洞穴，我们人类便囚禁在这个洞穴中他将洞穴描述为城邦的影像，政治社会是“封闭的社会”，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隐喻的手法所说的“洞穴”这里所谓“封闭的”，是相对于“开放的”而言，正如“洞穴”在与“阳光普照的大地”的对比中获得其含义封闭的”之含义，首先就是指任何政治社会都是赤裸裸的或半遮半掩的“种族中心论”，任何政治社会都把自身看作是优异的，认为在自身之中“至善”与他们的“一己之善”结合在一起，任何政治社会也因其自认的优异而把自身看作区别于其他政治社会的“特殊的”人类群体而“洞穴”的隐喻告诉我们的则是，任何政治社会的群体和个体的政治思考和政治行为，并不是以理性及理性的思考为基础和根据的，而是被其 “特殊的”的信仰、传统和习俗所支配的正像柏拉图所说的“洞穴”是被“意见”所支配，而不是以“知识”为基础和根据一样而植根于“特殊的”信仰、传统和习俗之上，自认优异的各个“封闭的”政治社会之间，无疑并不是能够和平相处的人类大家庭式的关系，而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或潜在的冲突倾向在该学派看来城邦本质上是其他城邦的潜在敌人，而对于任何“特殊的”政治社会内部的成员而言，其他任何外部政治社会的成员至少都是潜在的敌人。

在本质上不可避免的潜在敌对关系中，任何政治社会的首要任务，都是防范或者以主动的态势进攻作为潜在敌人的其他政治社会，从而保卫自己和维护自身的完整当然，为了主动地承担这个首要任务，任何政治社会自身都要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强化自身的信仰、传统和习俗及其优异的“特殊性”，增强该政治社会内部成员对其特殊的“世界观”的认同，因为这种特殊的“世界观”正是政治社会内部团结的情感纽带如果政治社会的特性如此，那么这与“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该学派看来，“哲学”与“政治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关系本质上还是冲突的或至少是潜在冲突的，“哲学”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冲突根源于“哲学”的本质因为，相对于政治社会的“封闭性”和“特殊性”而言，“哲学”恰恰是“开放的”和“普遍的”换言之，“哲学”基于无保留的提问，不会在任何其证明仅由权威提供的答案面前止步哲学的提问和思考的基础是“理性”，是理性地怀疑和理性地探究，理性地质疑“意见”是理性地探究的前提；“哲学”的思考指向普遍性的“知识”和“智慧”，而不是偏狭的“意见”哲学”这种以“理性”为根据的怀疑和探究，必然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社会本身以及作为其根基的特殊“世界观”或“意见”受到威胁，因为“哲学”的怀疑和探究不可避免地会揭开政治社会以及作为其根基的特殊“世界观”或“意见”的真相，从而切断它与“至善”和优异之间的本质联系，当然最终结果就是瓦解作为政治社会内部团结纽带的特殊“世界观”或“意见”。

而正像“哲学”对于“政治社会”是危险的和有害的一样，政治社会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存续，也不可避免地对“哲学”充满敌意所以，不仅“哲学”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冲突根源于它们各自的本质，而且这种冲突关系对于双方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众所质疑并最终被雅典城邦处死，就是“哲学”与“政治”之间本质冲突关系的体现和结果二、“政治”为何远离“哲学”柏拉图从这一事实入手：整个政治生活的特征就是在更好和更坏的政策之间作选择，在被信以为更好的政策和被信以为更坏的政策之间做选择但是，如果不同时相信某物完全好，就不可能相信某物较好换而言之，每个诸如“一项特定的政策更可取”这样的信念所立足的理由如果得到适当阐述，则可揭示出一个关于最佳政制之构成的信念然而，有必要把这一信念转化为知识，有必要探寻有关最佳政制之构成的知识，这种求索就是政治哲学政治生活是一种对最佳政制的探索，政治生活因此指向政治哲学，亦即指向对“什么是好城邦”和“什么是好公民”的最佳政制的求索哲人所面对的问题，是这种城邦精神（共同性）的逐渐瓦解这种逐渐瓦解不是哲人造成的，在思想史中，一种流行的思维定势是将应对困境的思想家看作是导致这种困境的始作俑者。

［1］因此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往往充斥着对哲学家个人的抱怨与责备当苏格拉底把自己刻画为一只牛虻的时候，他知道，对于雅典公民而言他必定是极为触目的苏格拉底恭维城邦是一匹高大而高贵的马，而这匹马正趋于懒散它（城邦）自己并不能清醒地对如何能够变得善与正义的问题加以认识，它僵固在习惯中，即便这些习惯是坏的牛虻进行攻击，以便让它一次又一次从中惊醒过来作为［牛虻，刺棒］的哲人因而是扰乱者，是令人败兴的人，是一个可疑的主体他不仅进行劝服，他甚至还出现在不受欢迎的地方，留在那里，不停地进行咒骂是神派遣了这样一个人，这句话不是以反讽的方式说出来的因为他只能被当做负担来接受确实，多数人把牛虻式的审查经验为一种挑衅，亦即一种恰恰并不容许的要求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扰乱的东西，对政治哲人而言意味着幸福城邦对［牛虻，刺棒］的反应也具有攻击性，［牛虻，刺棒］生活在一种永远的受迫害的危险中，这对苏格拉底而言显而易见出于这一原因，他必须以退隐的方式生活隐退地生活完全不是指放弃牛虻式的哲学思考，而是寻求一种如此这般的哲学思考在其中得以实行的生活方式到最后，一位“哲人”的声音被我们闻知的方式将会跟比如说一个成功的健美教练一样［2］以追问正义并且在其实践中坚守正义的方式而想要为正义进行斗争的哲人，必须为此寻找一个免于临近着的迫害的位置。

这个位置必须提供给他这样的可能，不干涉政治事务，而是关心城邦本身苏格拉底的出发点是，以哲学的方式对那种反思严肃以待——亦即对有关正义，有关城邦本身的事物的反思——，也就是牛虻式的哲学思考，与城邦的利益，与其生活的［技术］相抵牾埃利亚异乡人起诉苏格拉底的主要内容就是哲学危害政治生活，而非有益于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建立或崩溃都仰赖于其秩序的稳定性（《治邦者》，301a），而政治哲学相当于是在挑战那些秩序的合法性，就此而言，它会暗中破坏城邦的根基并使生活变得艰难起来事实上，事情是如此严重，以致最好禁止技艺和科学领域的任何探索——从而阻止其进步——否则这些探索就会使人质疑城邦的法律，因此，“政治”应该远离“哲学”三、政治哲学的悖论城邦同时意味着秩序与失序，没有秩序或者没有失序，城邦就不再是城邦哲学在本质上也具有这种双重性，只有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上，哲学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在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上，那些根本问题才能够逐渐显明然而，如果我们生活在完全秩序井然的世界上，哲学便既不必要，又不可能因为不彻底的目的论既是哲学的必要条件，又是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如上所述，“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最好的政制需要政治哲学，却承担不起对政治哲人的认可，这是政治生活的根本困惑。

这种政治哲学的悖论可以表述如下政治共同体需要哲学，因为只有深入灵魂的哲学眼光才能显明政治在德性方面的限度，也只有记住这些限度，城邦才有望奠立和维持有益的法律、习俗和制度哲学需要一个秩序良好的城邦，因为只有这样的城邦才会运用具体措施扫除通往哲学天性之完善的诸多障碍但是，追求哲学仍然以各种方式与公共生活相龃龉现实的共同体不认同哲学的政治重要性，因为大多数人由于缺乏哲学爱欲因而也缺乏自我认识和对真正德性的本质的认识不仅如此，在现实的共同体中，大多数倾向于哲学的天性都被败坏了，而那些极少数能够“以一种有价值的方式与哲学站在一起”的人像野草一样在自生自灭再者，这些极少数哲人也不愿意投身统治这个一般情形造成了政治哲学的悖论问题，苏格拉底最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3］政治哲学受到这两种现象的威胁，这种现象复又集中在同一个危险里一方面，政治哲学仿佛被边缘化了，城邦不再对哲学感兴趣，哲人对于城邦的归属也完全被忽视了；另一方面，政治哲学也受到了摧毁，在这个地方哲人把哲学“移位”到与城邦不相干的领域——以这种方式，他从他本人这方面撤回了对城邦的归属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出现了一种漠不关心——城邦对哲人漠不关心，哲人对城邦漠不关心。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来应对和化解两者之间的冲突呢？对此，人们可能会想到，为什么不尝试通过“哲学”的“普遍化”，即哲学家通过“启蒙”非哲学家的民众，使民众认同和分享哲学的“精神”和成果，从而改造“政治社会”并使其建立在哲学的“知识”和“智慧”的基础上呢？列奥·施特劳斯学派对这种可能性是持断然的否定立场的在该学派看来，这种可能性方式之所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原因就在于：哲学家与民众之间的对话和交谈是不可能的，民众就其本性而言只能是一种“宗教的动物”民众无能享用哲学的“知识”和“真理”，相反，对于民众而言，哲学的“知识”和“智慧”乃是毒药，因此哲学家和民众的普遍情感之间的敌对关系是永远不变的哲学的“启蒙”并不是化解哲学家与民众或“哲学与政治”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切实途径，那么，“哲学家”放弃哲学的思考，不就是化解“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的另一条便捷的途径吗？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化解冲突的可能性途径，列奥·施特劳斯学派也是持断然的否定态度的原因在于：正像民众不能放弃自己政治社会的“特殊的”世界观从而“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