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邵廷采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展.docx

论邵廷采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展 [摘 要]邵廷采在浙东学术史上处于特殊的地位，他年轻时入姚江书院跟随余姚王学著名学者韩孔当习阳明良知之学;后来赴绍兴参与证人讲会，在会稽陶家读书，分别结识了毛奇龄和刘宗周的弟子董瑒，开始全面研读刘宗周的著作，对刘宗周甚为推崇由此他打通了阳明学与蕺山学，打通了明州文化与越州文化，成为明末清初浙东阳明后学的杰出代表，为阳明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关键词]邵廷采;阳明心学;继承;发展[]B249.9 []A [] 1008-4479（2019）05-0077-07梁启超在《复余姚评论社论邵二云学术》中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聊聊数语，勾勒了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余姚一地的学术渊源和发展脉络，描述了自王阳明之后，作为浙东学术重镇余姚一地硕儒辈出，学风惠泽全国的盛况，其中所说的鲁公、念鲁公，即指邵廷采的祖父邵曾可和邵廷采邵氏家族在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传承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邵廷采对“姚江学派”的研究颇见功力，在《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和《明儒刘子嶯山先生传》等人物传记中概述了明代王门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傳承的脉络以及各个学派的特点，全面描述了明末清初时期王学在江浙地区的流变，在明末清初浙东王学的传承和发展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一、明末清初余姚阳明后学与邵廷采的学术渊源邵廷采（1648～1711），原名行中，字允斯浙江余姚人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卒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享年六十四岁著有《思复堂文集》、《东南纪事》、《西南纪事》、《姚江书院志略》（主要作者）等多种邵廷采推崇阳明心学，其根源首先在于余姚的姚江书院派到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已经很难适应当时社会的变化，不可避免地面临分化和演变王阳明以“良知”为本体，以“致”为工夫，王门后学也都坚持将“致良知”作为王学的主旨，但是各派对如何“致良知”在理解上各有侧重王畿和王艮一派主张“良知”是不学不虑，是自然天成，主张顿悟，无需工夫的，其后学逐渐与禅学趋同聂豹与罗洪先一派则主张用内修的方法，通过修身守道来明心见性钱德洪、邹守益等人则坚持王阳明“良知”是事上磨炼得来的观念，将功夫落在“致知”上，其后学也力图矫正王畿、王艮一派渐趋空疏的学风清初的余姚王学尤其是邵氏王学就是由钱德洪、邹守益这一派衍生、发展而来徐爱、钱宽（钱德洪）、胡瀚、夏淳等人都是余姚人，也是王阳明弟子中比较有名的，他们对阳明心学在余姚乃至全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王阳明的嫡传弟子，他们丰富和发展了王门学说。

邵廷采在《王门弟子所知传》中分别替徐爱、钱宽作了小传，称赞徐爱“性深纯开彻，善发师门旨意”，肯定了钱德洪“文成倡明绝学，人多未信，德洪与同郡王畿首奋然从”的功绩由于徐爱早卒，钱德洪在余姚的影响更大钱德洪（1496～1574）认为王学的“致良知”是在事物上磨练的工夫，是渐修的工夫在天泉证道时，王阳明也充分肯定了钱德洪的渐修工夫由于钱德洪的渐修工夫更加切合传统儒学，因此影响更大，传播的范围也更为广泛钱德洪在余姚坚持讲学三十年，滋养了余姚的阳明后学他著有《绪山会语》、《绪山集》、《濠园记》等，编写了《传习录》和《阳明先生年谱》沈国模是明末清初余姚王学主要的代表人物沈国模年轻时就很有抱负，把发扬儒学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也参加了绍兴刘宗周的证人讲会，回来后与管宗圣、史孝咸等创建了半霖义学（姚江书院的前身）半霖义学以讲授王阳明的良知说为主，吸引了当地大批的年轻学子，成为浙东传承阳明心学的主要场所邵廷采在《姚江书院传》中分别为沈国模、管宗圣和史孝咸作了小传，肯定他们的功绩明末清初的浙东，各种学说学派纷呈，余姚的王学弟子一方面恪守师传，同时也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修正和丰富王学的思想内容沈国模信奉“王学”，宣扬“良知”学说，教人当下拾取，有人误以为近于禅道，但沈国模言行敦厚高洁，品行诚笃，世人推为醇儒。

与沈国模同时的管霞标“以躬行实践为则，一言一行准乎礼”，以实践为原则，以礼法为准则来治学史孝咸则认为“令学者鞭辟近里，以立诚为第一步”，主张做学问首要的是要立诚沈国模、管霞标、史孝咸先后执掌姚江书院，吸引大批钦慕阳明心学的青年学子，姚江书院也因此成为当时传播阳明学的主要阵地以至于嶯山学派的刘宗周也对他们赞不绝口：“求如（沈国模）之斩截，霞标（管宗圣）之笃实，子虚（史孝咸）之明快，一时共相伯仲 对于这三位姚江书院的创办人，刘宗周也指出了他们传承阳明学时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沈国模主张良知说，管宗圣主张躬身亲为，史孝咸主张修身见性，要之，他们都是明末清初传承阳明心学的主力军在沈、管、史三位姚江书院开创者的影响下，书院内学术氛围浓厚，当地的青年学子纷纷来书院学习，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邵氏祖孙邵廷采的祖父邵曾可入姚江书院，师从史孝咸，率先将王学引入了邵氏家学在其影响下，其子邵贞显亦入姚江书院就学，其孙邵廷采更是自幼深受姚江书院的王学熏陶邵廷采17岁入姚江书院，跟随余姚王学著名学者韩孔当习阳明良知之学韩孔当是沈国模的学生，年轻时也受过禅学的影响，因而深知禅学的危害，因此他劝学生：“圣人天地万物一体，学者无自狭小。

而且对于儒佛之异也有了更真切的认知：“佛氏与圣人异，大端在君父上后入姚江书院，师从沈国模习阳明心学，其学问以致知为宗，修正改过为辅韩孔当对于阳明心学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即使到了重病卧床期间仍念兹在兹，他对学生说：“吾于文成宗旨，梦醒觉有新得韩孔当教育邵廷采“圣人可学而至”有一天，韩孔当故意考问他：“尧舜之道在孝弟，孝弟亦不易尽，夫子尚言未能‘人皆可以为尧舜，其说云何？”邵廷采巧妙地以问代答：“孩提之不学不虑，即尧舜之不思不勉否？”韩孔当认为“良知宗旨”被廷采“一语道破”：“良知宗旨，被汝一语道破此是性善根苗孟子言‘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道迩事易，何事他求？只此，子归而求之，真有余师矣 在韩孔当的影响下，邵廷采开始阅读阳明的《传习录》，接着开始读刘宗周的《人谱》，进步很快邵廷采17岁正式进书院学习，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受到了最为纯正的阳明心学的熏陶和教育，为以后的学术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邵廷采推崇阳明心学，其根源也在于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宋代名儒邵雍以来，余姚邵氏人才辈出，尤其是到了明代，考中进士的邵氏弟子甲于浙东：“邵氏之在余姚，不能与孙、王、谢三姓齿，而科甲之目独盛于明，浙东明经取高第者以邵氏为最。

其五世祖邵甄，嘉靖三十一（1522）举人，做过海州太守其高祖邵欽谕，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做过靖州太守，以廉洁亲民著称邵氏的家风以严谨著称，要求子孙以读书为本，恪守经术，因此邵氏虽“累世贵臣，而族无富室” 邵氏家族推崇阳明学、研习阳明学，是从邵曾可开始的，邵曾可年轻时入姚江书院，拜管宗圣为师邵曾可又为沈国模弟子沈氏为姚江书院创办人之一，书院旨在宣扬阳明心学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对邵曾可有简洁而传神的介绍：“邵曾可，字子唯，与韩孔当同时，皆余姚人也为人以孝弟为本少爱书画，一日读《孟子》‘伯夷，圣之清者也句，忽有悟，悉弃去，一志于学时初立姚江书院，里人多笑之，曾可曰：‘不如是，虚度此生遂往听讲主讲者为史孝咸，曾可师事之其初以主敬为宗，自见孝咸之后，专守良知尝曰：‘于今乃知知之不可以己日月有明，荣光必照，不尔，日用趾步鲜不贸贸者矣孝咸病，晨走十余里叩床下省疾，不食而反，如是月余，亦病同侪共推为笃行之士焉寥寥二百多字，简单勾勒了邵曾可的学术历程，介绍了邵氏的师承渊源，邵曾可师从史孝咸，得其王学的良知真传;同时也给我们勾勒出一位尊师重道的学者形象邵曾可在邵氏王学的传承上是开端者，对余姚王学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收藏大量儒学经典和王学文献，整理、记录姚江书院讲学笔记对于邵曾可的藏书，邵廷采在其《姚江书院传》里有记载：“贮明儒书：敬轩、康斋、白沙、阳明，以下曰仁、绪山、东郭、南野坐卧北楼，手钩玄要，常为后生开说，提撕本原及院会请益教言，稽古质疑等，蠹余只字，力阐师传，无或谬缺其后修《姚江书院志略》，皆出先生遗笥所留云可以说将王阳明之前的薛瑄（敬轩）、吴与弼（康斋）、陈献章（白沙），以及王阳明之后的徐爱（曰仁）、钱德洪（绪山）等理学大家的著作都收罗齐全了而且在姚江书院学习期间，邵曾可每次讲会时都认真聆听，默默记录，回到家里再仔细整理笔记：“退而书所答问，近思精择，期于功息有合”，“手书先儒语，共相问答”（卷一《姚江书院传》），“遗笥所留”应该也有这些珍贵的笔记尽管这些儒学文献我们今天已无缘一见，但据邵廷采所云“其后修《姚江书院志略》，皆出先生遗笥所留”，对于后人研究姚江书院中的王学传播情况提供了宝贵材料其二，力阐师说，培养王学后人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其儿子邵贞显，他也是史孝咸的弟子受其父亲影响，邵贞显自幼好学，钦慕儒学前辈们的懿德善行，摒弃功名利禄，潜心学习古诗文，终生不仕，以课童子为业，教导邵廷采“先人经学不可废”，邵廷采的古文造诣绝大部分来自其父的教诲。

邵曾可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余姚王学培养出了集大成的邵廷采因为母亲早逝，邵廷采自幼由其祖母孙氏抚养长大，受其祖父邵曾可的影响亦很深：“五六岁时，禀祖父之训，教以孝弟忠信、为人之方9岁，即随祖父入姚江书院见沈国模，国模问曰：“子治何经？”廷采以“方受《尚书》”对国模摩其顶曰：“孺子识之：在知人，在安民祖父指导他阅读王阳明的《客坐私祝》并广泛涉略儒家典籍：“八九岁从王父鲁公府君受阳明《客坐私祝》，府君即欲教以圣贤之学，非儒者之书勿使见是年，始记周、程、张、邵、朱及白沙、阳明、曰仁、绪山、心斋、东郭诸君子姓名 在祖父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王守仁、徐爱等儒学史上硕儒名家的著作祖父对于廷采也是关爱有加，给以最纯正的儒学教育11岁的时候，祖父去皇山翁氏山庄讲学，廷采也跟随而去，随祖父学《先正制义》，祖父作《蒙说》教育邵廷采祖孙两人晨夕出望原野，平步林皋;祖父训以孝悌忠信，夜则共卧就这样，祖父一步一步将年幼的邵廷采领进了王学的殿堂，并接受理学学术史的教育邵曾可贯彻了王阳明思想中最本质的理念，即是人人都有良知，“人人皆可为尧舜”，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邵曾可竭力将邵廷采培养成为一位纯粹的王学家。

二、清初越中证人社与邵廷采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对于阳明心学在明末清初流变的情况，梁启超有一个精辟的阐述：“凡一个有价值的学派，已经成立而且风行，断无骤然消灭之理，但到了末流，流弊当然相缘而生继起的人，往往对该学派内容有所修正，给他一种新生命，然后可以维持于不敝王学在万历、天启年间，几已与禅宗打成一片东林领袖顾泾阳、高景逸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蕺山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唯蕺山先生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的确，刘宗周在浙东学术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黄宗羲在《移史论不宜立理学传》对其师也作了高度的评价：“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反身理会，推见其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其实，刘宗周对于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态度，曾经经历了三次变化：“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辩难不遗余力 尤其是到了天启五年（1625）五月，刘宗周在蕺山解吟轩与诸生讲学的时候，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他认为：“此心绝无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

四路把截，就其中间不容发处，恰是此心真凑泊处此处理会得分明，即大本达道皆从此出 于是，开始倡导“慎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