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承谋词学研究.docx

    潘承谋词学研究    【Summary】 潘承谋系清末民初吴中著名词人作为世擅倚声的潘氏家族后人，他秉守家学，其词作既包含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亦可见出家族词学渊源的传承从地域文学来看，潘承谋赓续吴中词学传统，其词学观念与创作实践均受到以戈载为首的吴中词派之影响在词学活动方面，他与众多吴地词人结社酬唱，以遗民身份组织并参与“六一词社”潘承谋的多重身份都显示着他所具有的“传统性”，颇能代表吴中传统词学的“最后辉煌”Key】 潘承谋;传统词学;潘氏家族;地域词学;六一词社I206          A          2096-8264（2020）05-0033-03潘承谋（1874—？），字聪彝，一字轶仲，号省安，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末民初吴地著名词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顺天副贡，官至农工商部员外郎清亡后，返回吴县以遗民自居，与地方文人结社唱和著有《瘦叶词》一卷，由友人张茂炯付梓刊行并作序，录词119首，约从壬寅年（1903）至辛未年（1931）重九，多感怀、题画、记游、唱和之作，体现了作者的文人雅致和遗民心态在民国新的时代背景下，潘承谋是一个词学文化上的“遗民”，依循的仍然是传统词学的脉络。

本文由家族词学传承、地域词学传统、主持词社活动三个角度切入，将潘承谋置于清末民初吴中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空间，透视吴中传统词学发展的“最后辉煌”一、潘承谋的家族词学传承苏州潘氏是清代中晚期在吴中地区崛起的名门望族，堪称官宦世家、科第世家和文学世家潘氏家族世代英彦，词人迭出，在吴中词坛活跃了一百多年，有词集传世者就达16人之多，杜文澜称：“吴县潘太傅文恭公，以殿撰居首揆，勋业福德之隆，世无与匹著述等身，而词无刊本其诸子群从，竞为倚声，各有专集[1]2879张茂炯也赞叹潘氏历代词学之盛：“吾吴家世填词首推潘氏自三松老人始制《水云詞》，实我省安同年之五世祖也君曾祖顺之公有《西浦诗余》，祖辛芝公有《鹊泉山馆词》，并传诵于世其他如《船庵》（功甫）……皆君之从祖行也此第就予所见刊本言之，若有词而未刊行，或刊行而为予所未及见者，当又不止此数呜呼盛已！”[2]传承有序，词人众多，潘氏家族词学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一状况因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而彻底改变战乱之后，潘氏家族遭受重创，渐呈颓势子孙后人纷纷转型，多务实学，事词者甚少清末民初，正值潘氏家族第34世“承”字辈，诸人仅长子潘承谋秉守家学，以填词为业潘氏家族词学在清、民世变中逐渐式微，潘承谋为潘氏家族的“最后一位词人”①。

潘承谋乃潘志诒嗣子，具有强烈的家族认同感和使命感，曾回祖地歙县展墓并主持重修族谱他亦关注家族词学的传承与发展，不但积极保护和整理族人词作，如曾为祖父潘观保校核诗词集《鹊泉山馆集》;还以创作实践和文化活动来丰富家族词学潘承谋世其家学，又因其身经清末民初世代更替，所作词在风格上自具特色其词“富丽而能精工，雕琢而不伤气，又生遭国变，故多黍离之感、变徵之音”[3]张茂炯对其词风格及渊源有详细论述：“潘氏故华膴，其为词大都吐属名贵，有珠玉、小山风独《香隐庵》以幽婉胜，当时以草窗后身目之君（即潘承谋）承先世余韵，所为词亦以富丽为工，而遭值世变，故宫离黍之感时露言表，其哀怨处兼有《香隐庵》遗意，则又时会为之也[2]潘承谋词兼有“富丽精工”“哀怨”两种风格：前者“承先世余韵”，与家族词学传承密切相关;后者既与自身遭遇有关，同时也是秉承祖上潘遵璈“幽婉”之风的“遗意”潘氏家族屡出重臣，累世簪缨，有“贵潘”之称族人大多富贵无忧，仕途顺畅，词作也多是妍丽之作，显示出富贵气象，如潘曾莹“有旖旎香艳之作”[1]2881，潘曾绶词“哀感顽艳”[1]2881潘承谋生于富贵之家，早年位至高官，晚年以诗酒自娱，其词集中也不乏“富贵之词”，如《蝶恋花》（棠睡梨酣春酩酊）、《点绛唇·癸丑暮春婉姬来侍》等，多为感怀词与题画词，词风温婉舒缓，繁复精工，或表达出闲适之雅，或抒发出某种闲愁，因此被吴梅称为：“瘦潘工点缀”[5]55。

除“点缀”“富贵”之外，潘承谋写得更多的是哀怨之词，其中颇有先祖潘遵璈词的影子遵璈（1826-1860），字子绣，号谱士，潘氏第31世族人，为潘承谋曾祖，著《香隐庵词》他体弱多病，困于场屋，后又遭逢战乱，亡于兵祸潘遵璈将不幸经历诉诸词作，风格幽怨哀婉，吴嘉淦评价其词云：“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抑何惨恻善感如是也？”[4]1251潘遵璈因个人经历而形成的“幽怨”词风，在以华贵风格见长的潘氏家族中洵为“异数”，而对潘承谋影响甚深潘承谋近中年时遭逢国变，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其心态与创作也随之转移张茂炯称他前期“香尘九陌，谈宴处、新词遍写欢丛献掖禁庐，雄边幕府，承平影事朦胧”[2];而到了后期，“何况石马卧烟，铜仙泣雨，乱离中荡气九回肠断，清泪满琼钟[2]由“欢丛”而“乱离”，情、境俱变，词风自然随之改变加上潘承谋生性敏感，晚年多病，又遭母亲去世，人生的不幸让他变得敏感多愁，“瘦叶”之喻，即是其心境的真实写照他的词中充满各种愁绪与伤感：“芦花江上，白了少年头”（《少年游·老少年》），表达对时光流逝的无奈;“离亭笛，吹起愁心如织”（《谒金门》），诉说聚散离别之苦;“秋心约梦和愁并”（《踏莎行》），抒发无端愁绪;他还用杜鹃、石驼、铅泪、商女等意象反复追忆故国，表达遗民之哀。

潘承谋置身于百年词学世家，具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感和使命感，他将作词视为“吾家事”，以传承家族词学为己任：“省安有《瘦叶词》，亦于身后授梓一生心血，犹得赖之以传[4]2139在新文学创作成为时代主流的民国时期，这样的坚持尤为可贵，也因此演绎了潘氏家族词学最后的辉煌二、潘承谋与地域词学传统清代词坛流派众多，“从明末清初起，词学流派如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此伏彼起，一直占据着词坛的中心在一些大的词派之下，又衍化出一些小的流派分支，如西泠词派、柳州词派、吴中词派、晚清四大家（ 或称临桂词派） 等[6]嘉道年间，针对浙西派流弊，常州派和吴中派起而纠之以戈载为首的吴中七子强调以严格的声律来规范词的创作，故又被称为“声律派”戈载撰《词林正韵》倡言：“填词之大要有二，一曰律，一曰韵律不协则声音之道乖，韵不审则宫调之理失，二者并行不悖[7]吴中派的词学活动主要在吴中区域开展，声律之论影响甚大，朱绶曾云：“近来填词之学，吾吴中为盛，戈氏首发音律之论，绶与沈闰生氏坚持之……虽谓大晟雅乐至今复兴可矣[4]857戈氏首倡声律之论，从清中后期到民初，吴中词人影从者甚夥作为乡党后学，潘承谋亦服膺其说。

正如张茂炯指出：“君（即潘承谋）则力主翠薇花馆戈氏之说，一以《词林正韵》为标准，虽同拈一调，同依四声，而彼此用字微有出入者，所据韵本异也[2]《瘦叶词》中多处可见作者用注释形式强调声韵或廓清词律如《望海潮》“凭遍碧阑温”句，“碧”字后注“上”;《霓裳中序第一》“新词齐唱六一”句，“六”字后注“去”;《露华·桂》“任散作人间”句，“作”字后注“去”这些均反映出潘承谋对字词声韵的严谨态度在中国古代，词学观念的建构往往通过编选词集来实现，吴中词派也通过选本来“开宗”和“尊体”戈载编《宋七家词选》以选两宋词人最工声律者，选词标准即为律严韵审从入选数量来看，戈氏对吴文英（117首）、张炎（101首）和周密（69首）最为推崇，尤其是对吴文英的关注度远甚于浙西词派对于吴中词人来说，这样的选词观念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惯性”，引导他们进行词的创作潘承谋即从多方面效仿和推崇吴文英，其词集中即有依吴文英旧韵的创作，如《霜叶飞·辛未重九感赋》 《莺啼序·送春》等均批注“用吴梦窗韵”他还在运思与笔法上学习吴文英，孙人和认为其《垂杨·秋柳》一词“运意深远，用笔邃密，若置梦窗四稿中，几不能辨識矣”[3]吴文英论词亦重声律，潘承谋对梦窗词的效法同样是着眼于词律之严。

在接受吴中派声律论的同时，潘承谋也意在寻求改变，试图以“性灵”破解过分强调声律的弊陋他在《怀湘阁词钞跋》中曾说：“古无四声之别雅颂歌谣，取谐节奏，依永和声而已自汝南周子作《四声切韵》……《怀湘阁诗词钞》各一卷，为宝应朱母濮紫绡遗著……陶写性灵，弗为韵囿，有合于袁随园之论诗，不能绳以万红友之论词天籁也，天籁何尝囿于韵哉？”[4]2091-2092潘承谋强调“古无四声之别”，指出《诗经》仅是“取谐节奏，依永和声”，通过勾勒声韵发展简史，认为古人亦未严格遵守四声之别，由此对濮文湘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表示肯定，并认为“天籁”之作可以“弗为韵囿”潘承谋并不死守声韵，认为外在形式并非创作的绝对要求，“陶写性灵”的优秀作品可以宽于声律吴中词派因过分执著于声律而饱受批评，潘承谋重视声律而不拘泥于声律，可算是对吴中词派“因律害意”的某种叛离与反思地域文学传统对潘承谋词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常州词派“意内言外”理论对其咏物词多有影响，其词风及词作题材与历史上寓居吴中的词人（如贺铸、姜夔、张炎、吴文英）也颇有渊源总体来看，吴中词派声律论对潘承谋的影响最为明显和深刻翻检《瘦叶词》可知，潘承谋早期对声律不甚注意，而从京城回到吴中之后，集中长调增多，且对字词音调增加批注。

这一变化，是潘承谋在吴中与当地词人交流唱和之后，受地域文学影响而发生的转变三、作为吴中词社中坚的潘承谋由《瘦叶词》反映的唱和情况来看，潘承谋与吴梅、张茂炯、高德馨、吴湖帆等吴中文人交游最多，相互间通过词社活动，交流词艺，畅叙幽情据《陈方恪年谱》[8]可知，潘承谋曾参加词社“酩酊会”，但他投入最多的还属“六一词社”该词社于民国己巳年（1929）成立于江苏吴县，邓邦述述其缘起云：“己巳之夏，潘尹芯庐自燕南归，同人觞之而侑以词，因是而有填词消夏之约时为六月一日，故名六一社焉及夫芯庐既去，䱐隐不归，集者九人，期以五日，历三阅月，得十八题[9]词社核心社员有邓邦述、潘承谋、吴曾源、杨俊、张茂炯、蔡晋镛、顾建勋、吴梅、王謇等9人，另有蔡宝善、高德馨、潘昌煦等参与唱和六一词社”多次集会进行填词唱和，前后活跃约两年时间，刻有社集《六一消夏词》该社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有学者指出：“该词社主要由苏州一地词人组成，词人之间具有紧密的乡党关系，填词题词多围绕苏州风物展开，词学观念与清代嘉庆、道光以来的吴中词派一脉相承，是苏州地域性词社，也是苏州词学传统最后的辉煌[10]在民国的时代背景下，诸人结社作词颇有点萧索的意味，而地域性又不免增加这种寂寞之感。

六一词社”并非单纯的娱乐性或学术性词社，而是一个通过比兴寄托表达遗民之思的社团，社员“消夏”和“消寒”的雅集活动本质上是“消愁”持此看法，理由有三：（1）社员的经历和身份社员均是从清入民，经历鼎革之变，饱受离乱之苦，大多在前朝为官，易代后隐于诗酒，部分人更是以遗民身份自居2）词社的自我定位邓邦述在《六一消夏词》序中道明词社宗旨：“夫意内言外之旨，风人所难;无厚入有间之喻，作者宜悟况乃缘情绮靡，非北宋之词人;感梦凄凉，入南唐之身世言哀已叹，为欢几何？而欲歌咏太平，乾扬风雅，抑所谓不为无益，何以消万古之愁？未免有情，聊用寄一时之兴者矣[9]社员承袭常州派词论，守意内言外之旨，借填词寄托个人襟抱和身世之悲3）词作对元初遗民词人群的效仿王沂孙、周密等由宋入元，结群唱和，成《乐府补题》咏物词一卷该词集被认为含有寄托家国之恨的寓意，清初以来不断被刊刻、唱和与阐释，成为遗民文化的象征六一词社”在填词选题上与《乐府补题》具有相似性，二者都以咏物词见长，且所咏对象也大多契合，《乐府补题》共咏5物：龙涎香、白莲、莼、蝉、蟹，除龙涎香外，其他对象“六一词社”均有所咏，可知词社成员有意追随前代遗民潘承谋为“六一词社”倡立者之一，他积极参与雅集活动，并且留下较多作品，集中《己巳消寒词》和《庚午消夏词》即为词社唱和之作。

通过与其他社员作品比照可以发现，《瘦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