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doc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 作 者】费孝通【作者简介】作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作者６０年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经历和思考１９４９年前，作者曾在汉族和非汉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１９４９年后，他又参与了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在普查中，他逐渐认识到，民族是在其成员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而这种生活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一认识使作者在民族学研究中注重社会历史因素１９７９年后，作者重新开始进行少数民族研究；１９８９年，他总结多年的研究思考，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各个民族一直共同生活在一起因此，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定义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双向过程：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将不同的民族文化、社会群体纳入一种高层次秩序的历史；在自上而下的过程中，高层次的秩序从未排斥低层次的民族文化系统在中华民族与自身所容纳的“其它文化”之间从来就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关 键 词】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　历史　共同心理素质　民族关系【 正 文】　　　　１１９３０年我转学燕京大学师从吴文藻老师学习社会学。

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认识到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吸收西方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和着重现实的分析是一条比较踏实可行的路子，因此我在１９３３年升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人类学我在清华学习的两年，主要是学体质人类学１９３６年秋季我接着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社会人类学，１９３８年在抗日战争期间返国到达云南后即在内地进行农村调查，按马老师的功能观点和实地调查方法实行吴老师所提倡的“社区研究”，一直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在这以前１９３５年在清华研究院结业后，接受史禄国老师的建议去到少数民族地区实习一年因而到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瑶族的体质和社会组织这次实习可说是我民族研究的初次尝试１９３６年利用夏季回家乡休养的机会又在家乡江苏吴江的“江村”进行了一次为期近两个月的农村实地调查也许在这里我应当加一点说明，吴文藻老师所提倡的“社区研究”，用学科名称说实际上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社区是指人们在一定地区内经营共同生活的群体它可以是人数较少，经济较简单，文化较低的原始族群，也可以是人数较多，经济和文化较发达的农村、集镇和城市在这种观点下，社区研究可以包括我１９３５年的广西瑶族调查，１９３６年的家乡江村农村调查和后来１９３９年开始的云南内地农村调查。

在这些不同的社区里所研究的对象和所用的研究方法是相同的社区研究可说是贯串在我这一生学术工作中的主线社区研究这个名称、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观点与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不完全一致，是否能为学术界接受是可以讨论的为了避免学科名称上的争论，我今天采取以研究对象为区别把“社区研究”分成两个方面，一是民族研究，一是农村研究，以及后来的城乡研究在今天这个讨论会上我将限于略述我所从事的民族研究这一方面　　　　２以我一生的学术经历来说，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的重点，有时是民族研究，有时是城乡研究从个人选择研究对象来看，不仅决定于个人的兴趣，个人所处的客观条件也很重要以我本人说，１９３６年我在Ｌ．Ｓ．Ｅ学习时，我的导师建议我以江村调查的资料为依据写出我的博士论文，即后来出版的《Peasant Life in China》，后来在云南的研究工作就偏于农村研究，一直到抗战结束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我的研究工作重点转向了民族研究现在回想起来，这次转向主要是由于当时客观形势的改变，请允许我在这里多说几句新中国的成立在我国历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国社会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民族关系的大转变，从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是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变的是民族间不平等的关系，不是这个民族压倒那个民族，就是那个民族压倒这个民族。

在这段历史里中国在政治上有过多次改朝换代，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也变过多少次，但民族压迫民族的关系并没有改变直到这个世纪的初年，封建王朝覆灭进入了民国时代，才开始由孙中山先生为代表推行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又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方出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事实，并在国家的宪法上作出了规定从此我国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平等的时代，现在已又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了今天回想起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关系的根本变化，如果针对当前世界上民族战争至今未息的形势来看，不能不承认民族平等是件有关人类共同命运的根本大事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决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为实现民族平等，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制度，在政治体制上我们要有一个有各族代表共同参加的最高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在开国初期我们还不清楚中国究竟有多少民族，它们叫什么名称和各有多少人口为了摸清楚有关各民族的基本情况，建立不久的中央人民政府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间派出了若干“中央访问团”分别到各大行政区去遍访各地的少数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因为人口都较少，所以普通称作少数民族），除了宣传民族平等的基本政策外，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就是要亲自拜访各地的少数民族，摸清楚它的民族名称（包括自称和他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特点（包括风俗习惯）。

由于我本人学过人类学，所以政府派我参加中央访问团这对我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首先是我在政治上积极拥护民族平等的根本政策，愿意为此出力，同时我觉得采用直接访问的方法去了解各民族情况，就是我素来提倡的社区研究因之我积极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在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５２年先后参加西南及中南访问团，并负责领导贵州和广西两个省的实地访问工作这两年可说是我进行民族研究真正的开始在访问团的工作中，我有机会翻山越岭，穿林涉水，深入到贵州和广西两省分布在各处的少数民族的村寨中去，和群众亲切联欢和交谈在和众多的少数民族直接接触中，我才深切体会到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和经常生活在一起，形成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亲切的社会关系网络总而言之，我理解到了民族不是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个实实在在的社会实体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认同感和一体感是这个社会实体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即一般我们所说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具体表现在不仅对自己所属的民族有个名称（自称）而且别的民族也常用不同的名称相称（他称）一般说，我们所接触的少数民族群众都知道自己属于那个民族。

为了答复中国有哪些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各地少数民族自报的民族名称入手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全国总共有４００多个分析这张自报族称的名单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有些自报是少数民族的实际上却是汉族，由于不同原因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一个民族而且有一定的名称，例如广西的“六甲人”，湖南的“哇乡人”等有些是某一少数民族的一部分，由于不同原因，被分成若干民族而且各有不同的族称，例如云南的“阿细”、“撒尼”、“阿哲”、“普拉”等都是彝族的分支因之，我们不能直接根据自报的族来决定他们是不是一个民族我们必须对这些自报的族名逐一进行甄别这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我们称之为民族识别工作，从１９５３年开始起直到１９８２年告一段落，一共有三十多年经过我们识别之后还要和当地有关民族群众协商取得同意后，才由中央分批审定和公布１９５４年确认了３８个少数民族，１９６５年确认了１５个少数民族，１９８２年又确认２个少数民族，至此一共确认了５５个少数民族加以汉族，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一共有５６个民族这些民族的正式名称，按名从主人的原则，还要经过协商才予以正式确认民族识别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还有极少数族群的识别没有定论，这些疑案还要进一步研究才能作出决定。

　　　　３民族识别工作牵涉到怎样才可以认定是一个民族的理论问题我在上面已说过，从我在民族地区实地和少数民族接触中体会到民族不是一个由人们出于某种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是许多人在世世代代集体生活中形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上发生重要作用的社会实体对于民族的形成，所具的特征进行说明是属于民族理论的范围，所以民族理论是民族识别的依据和标准在解放初我们可以用作参考的民族理论是当时从苏联传入的当时苏联流行的民族定义，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领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个定义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族总结出来的这里所提出的“在历史上形成”这个限词，就说明定义里提到的四个特征只适用于历史上一定时期的民族，而我们明白我国的少数民族在解放初期大多还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所以这个定义中提出的四个特征在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只能起参考的作用，而不应当生套硬搬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从苏联引进的理论确曾引导我们从这个定义所提出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的心理素质等方面去观察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因而启发我们有关民族理论的一系列思考，从而看到中国民族的特色。

先说有关“共同语言”这个特征我已说过，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是，聚居在一起的少数民族是用相同的语言交谈的，没有共同的语言也就不可能进行日常的共同生活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语言和其他民族的语言不同，汉人和不同民族的人不能直接用各自的语言通话这是说各民族有各自的语言，不同的民族没有共同语言，要互相理解必须通过翻译这一点是容易明白的但是自认为是同一民族的人，如果来自不同地方，我们发现他们之间也有并不一定能直接通话的，就是说他们之间语言也有差别这是在我们汉族中也常常可以遇到的情况比如，我们苏州人初次碰到福建人或广东人，就通不了话，这是因为各地的方言不同方言学起来并不难，因为这不过是各地居民口音不同，在语言的文法结构上和所用的字汇上基本是相同的这里就发生了“共同语言”共同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这问题牵涉到语言学的专门知识在语言学里按语言的差异程度分出语系、语族和语支同一语支里还要分地区间的变异，就是方言不掌握这门专门知识的人，单凭听觉不易分清差异到什么程度应该说是不同语系、语族、语支或不同方言在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只有依靠语言学专家幸亏我们的民族研究早就注意到少数民族的语言调查，所以当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已有足够的少数民族语言资料提供我们参考。

从语言角度审核上述的民族名称自报名单，可以发现这张名单中有两种情况，一是所报不同的民族有不少语言是相同或相近的，另一种是所报同一民族中包含着不同语言第一种情况比如广西的“布壮”、“布越”、“布雅依”、“布衣”、“布土”、“布雄”、“布侬”等等讲的都是侗傣语系的语言，经过说这些话的人相互对话之后都同意他们所说的话是出于同一母语，所以自愿合并到壮族这个民族中去第二种情况比如我３０年代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大瑶山里就有三种不同的语言，第一种是属苗瑶语族瑶语支的勉语（盘瑶），第二种是属苗瑶语族苗语支的布努语（花蓝瑶），第三种是属壮侗语系侗水语支的拉加语（茶山瑶）这些说不同语言的人虽各有自称，但都一致认同于瑶族我们根据自愿的原则认定他们都是瑶族的一部分瑶族在其他地方还有许多不同自称的群体，一起都称为瑶族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把上述“定义”所提到的特征孤立起来对待，而认为必须和其他特征结合在一起，特别要考虑这些合并在一起的自报单位间的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因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是长时期中不同民族在不断的流动中有的被分散了，有的被孤立了，也有的在相互接触中融合了在分分合合中形成了当前各族交杂分布在广大地域上的格局。

我们这时要进行识别，必须采取历史观点和自愿原则同时要承认这个复杂的情况，并不能用行政手段加以定论，所以凡是一时不易解决的事例，宁可存疑待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