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文学评论论文.doc

论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_文学评论论文　　叶适是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南宋中后期文坛领袖，同时也是浙东史学之一家叶适治《诗》与时人不同，他认为经亦史，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①，故治《诗》当兼顾经史，以免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②叶适以史解《诗》主要表现为运用史料、史论观点和史学思维分析探讨《诗》《序》文本、《诗》的编纂等相关问题目前学界论及叶适对《诗》的解读，多注重他从经学或文学视角的阐发，故本文选择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内容、原因与意义　　一、小《序》之完善和辨误　　叶适认为《序》和周史是解《诗》的重要依据他对小《序》附会历史解《诗》以构建《诗》教体系的做法亦持肯定态度但南宋废《序》之论汹汹，学者或视《诗》为单纯歌诗而不察其义，或废《序》以义解《诗》此二者叶适均不赞同，他认为前者过于浅薄，读是诗者，徒乐其词而不察其事，则于治道失之远矣③;后者则太褊狭，小序虽有不足，在更多情况下又足为解《诗》之助：　　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诗》为也其余随文发明，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

专溺旧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诗》意;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多矣④　　因此，叶适主张结合历史与《诗》文本，对《序》中不实之言进行辨疑与纠误，以完善《序》的解《诗》之功用　　在叶适看来，《序》之不妥无外乎两种情况：　　第一，经师识史不精，论《诗》所涉历史有误如《郑风·叔于田》和《太叔于田》两篇，《序》均称刺庄公也⑤，讽刺庄公不知约束共叔段的造反之心叶适引《春秋》认为郑伯实属有意纵容共叔段，而非不知祸患将至，叔段二诗，美其于田于狩，劝其释弸鬯弓，智者知其入于死亡之地矣，非为庄公忧也⑥后世史学家也多与叶适观点一致，叶适所论不谬　　再如论《秦风》，序者认为秦人粗蛮之日久，故不易接受王化德泽　　信如序《诗》之言，治国之道，仁义者美成，　　暴强者恶熟，积习渐靡，民之好尚久而犹存，后人虽欲转移，未易为力⑦　　叶适举唐尧之事予以反驳：按序《诗》，晋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⑧晋能续唐尧之风，而秦不能得宗周美德，序者的说法显然前后矛盾叶适分析历史后认为真实情况是：　　以《诗传》考之，周东诸侯之国，尚为王化所流，德声仁泽见于歌咏，蔼然不绝，安有宗周本根之地，千三百年教化之久，其去而为秦未数十年，而勇鸷劲强，轻斗喜杀，乃不复有文武成康之仿佛欤？盖民心无常，惟上所命，从古而然，圣贤所以兢兢业业，日慎一日，未尝以既成之治、有余之泽为可恃也。

经师相传之论，出于想象，失其实矣⑨　　秦虽承宗周故地，但没有继承宗周教化以润泽民人，故民人必然会退回尚武好斗的状态叶适这一观点，在论《左传》时也曾抒发：　　伊川，王城近地，平王初迁，周之礼教不行，而辛有归过于野人，盖不切矣至是百余年，秦晋乃迁戎焉，是周人终不能教;不惟不能教，且并弃其地而不能治也载事者反记辛有之言以为验，然则所谓见微知著者固若是欤？⑩　　非人不能受教，而是人主不持之以恒贯彻教化之事叶适反驳《序》的依据，基于个人严谨的史学考察结论，所言不虚　　第二，序者不知《诗》义，比附历史有偏差　　序者非诗人，难免有解《诗》不准造成偏差的情况如序者称《雨无正》与《四月》是刺周幽王的作品，叶适以为非是：《雨无正》、《四月》二篇，西周既灭、东周未迁以前诗也师传不考其时，使与他刺同义，误矣因为所系朝代不同，也反过来影响对诗人所刺之事和讽刺意图的准确把握　　再如《雄雉》与《匏有苦叶》二首，叶适以为序者误读诗义：　　《序》：《雄雉》，卫宣公及夫人淫乱不恤国事，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匏有苦叶》，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按卫宣公及夫人淫乱，史家具之矣然历考诸诗，凡刺怨旷，刺淫乱，必直指事实，未有泛为微词以示其意者也。

今系之以刺而已，而继之者必曰淫乱，是徒以宣公之事实之尔，非是诗之本然也二篇风寄深远，指意正平，惜乎以淫乱没之也　　叶适总结称《诗》表达怨刺，都会直言其事《雄雉》与《匏有苦叶》二首中未提及卫宣公之事，序者强为附会历史之举确属阐释失当　　叶适虽然不赞同序者的某些解释，但他的辨误仍以尊《序》为基本前提，其目的在于还原更为精准的圣教之说，以作为今人汲取治国经验的正确基础　　二、《诗》本事考补　　叶适称：经，理也;史，事也《诗》录周事，所谓必于时事有所激发时事被《诗》记录下来，成了周史，也即《诗》本事《诗》、史、事三者密切相关，具有一体三面的联系故欲解《诗》必先明事，古人因诗度乐，后世因乐为诗，盖以事合政者，德以致之也，以政求事者，具之尔，周之美政、美德亦因事而求之可惜在叶适看来，虽有《序》示义和师传讲习，也未必能尽揭《诗》事所以想要准确理解《诗》中的美刺之旨、兴衰之示，考补《诗》本事是最佳方法　　《诗》中文题俱全者305篇，另笙诗6篇仅存诗题叶适认为305篇均有《序》载其事，6篇笙诗仅有数言，当考详其实，并称其义已明而师传未讲，相对容易考证　　按《常棣》《采薇》《出车》《杕杜》《鱼丽》《湛露》《彤弓》，皆详载事本，余则缺焉，得无因乐为诗而以政求事乎？今考其义已明而师传未讲者：《南陔》孝子相戒以养，《白华》孝子之洁白，指言孝子，当有其人与其事。

《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当有丰年嘉禾之事;《由庚》万物得由其道，《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实顺生长之理，实无夭阏之患，实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虽其词亡，而系诗者既已明著之，不可得而没也　　其实《南陔》《白华》《华黍》由于缺文，已很难考证至具体何人何事，但叶适仍肯定地指出当有其事，以示对本事的笃信《由庚》《崇丘》《由仪》三篇，叶适通过强调系诗者的得字，力证整诗绝非臆想的空言，并再次呼吁不要因缺文忽略对这些诗本事的关注　　笙诗之外，叶适认为《小雅》中有多篇本事不明的情况例如《小雅·鹿鸣之什》中的《四牡》《皇皇者华》《伐木》《天保》《蓼萧》等篇，有论曰：　　其义虽未明，而以诸诗参比，则《鹿鸣》当是得此贤人与之燕乐;《四牡》《皇皇者华》当是王事方急，特命使臣往来王所;《伐木》当是感鸟声之求友，故于粲洒扫八簋肥羜以速亲戚;《天保》当是人臣实有为此诗以祝其君者;《蓼萧》当是天子巡狩远方，诸侯群臣喜于得见：皆其时实有此事，诗实有此词，故因被之乐歌也　　这几首诗在小《序》中已有较详细的注解，叶适称其义未明，看似矛盾，实因侧重点不同。

《序》意在诗教道德，叶适专为补充诗中未讲明之细节如《伐木》篇，《序》释为对和睦友善之德风的推扬叶适则依字面指出诗中描写的是主人感鸟鸣而宴请亲戚之事由于不能再进一步考证燕朋友故旧是何人何事，叶适遗憾地感叹：此必于时事有所激发，今不可得而见也叶适计较于本事细节，并非是对《诗》意的简单化处理恰恰相反，叶适希望通过史事的考补来明晰诗义，为《序》中所言之教找到切实的支撑，突显《诗》的历史价值和教化意义　　对《鹿鸣》《常棣》两首，叶适直接认定是周文王、召穆公事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或者师尚父之时乎？何其相与之懿也！（《鹿鸣》）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然皆编户齐民兄弟之情也《麟趾》之公子可以互见《常棣》）　　叶适用周史、《左传》考索诗句内容，不乏以史证诗的意味，既延伸了读者的思考广度，又增强了《诗》教的权威性此外为了增强本事论的可信度和论证严密性，叶适解释了《南有嘉鱼》《南山有台》《菁菁者莪》三篇本事无考的情况：虽未有是事，亦可以逆为是诗，上可具文以待之而非豫，下可虚美以祈之而非谄也今师传以是义故，并归一比，随文解释，使成周实美掩郁不章，非所以开后人也。

他认为这类诗的意义在于祈福和颂赞，虽阙本事不害其义，但不希望后人仿效　　叶适考证《诗》本事，并以有无本事为标准评判《诗》之高下：若未必有是事而逆有是诗，出于上则为具文，出于下则为虚美，既非其实，岂能责治？因为《诗》的纂集兼具记录周代兴衰过往、诗教治政之职，是关乎诗教及治政的大事叶适依据史实考证本事，补充《诗序》记载模糊或遗漏的部分，最终目的还是帮助人主正确解读先贤治国理念，以资当今治政之用　　三、质疑孔子删诗说　　因上古书籍佚多存少，所以《诗》的纂集问题仍有诸多不清之处孔子有无删诗之举，是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叶适认为孔子不曾删诗：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宋人持信疑观点者皆有，叶适的观点并无新奇之处，所可论者在他提出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与前人不同前人或信或疑多从文本内容入手，围绕逸诗数量、季札观乐时的风诗次序、《论语》称诗三百等具体问题展开对这些争讨焦点，叶适仅略言之，他更多立足于一个宏观、广阔的历史平台，依据现存史料、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析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真实性　　首先，从孔子生平考察，叶适认为孔子不具备删诗资格。

孔子生远数百年后，无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诗，删落高下十不存一为皆出其手，岂非学者随声承误，失于考订而然乎？《诗》关教事，孔子非朝中官员，并没有接触《诗》的资格与机会诸侯之风，上及京师，列于学官，其所去取，亦皆当时朝廷之意，然而孔子曾自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又当作何解释呢？叶适从孔子所处的历史背景分析，认为孔子以保存文献为目的，对散乱的《诗》进行过重新编定，后世或因此讹传为删诗　　孔子之时，上距东迁二百余年矣王室愈微，诸侯益横，吴楚肆暴，天下遂为战国鲁卫旧家往往变坏，文物残缺，而师挚鼗鼓之官沦溃散亡，《诗》《书》残乱，礼乐崩逸，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旧闻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一时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者皆其所去取，盖失之矣，故曰《诗》《书》不因孔子而后删　　孔子整理《诗》《书》，以复其旧貌为目的，与删诗的行为有根本的不同删诗说显然属于历史流传演绎中的讹误　　其次，在上古文献不易保存的背景下，若《诗》迁延百余年皆散乱无序，仅凭孔子一己之力，也绝不可能完成再次编定之事，更不要说从头删选结集因此，叶适深信以《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在编纂之初已经圣人删选定篇。

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诗》才能在历经国事动荡之后，依然以一种较完整的面貌留存下来而且叶适认为《诗》由史官保存，意味着《诗》在周衰前是有严格传承规矩的孔子之时，前世之图籍具在，诸侯史官世遵其职，其记载之际博矣，仲尼无不尽观而备考之所以，孔子可以在前人遗留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恢复《诗》的原貌，但与删诗是毫不相关的　　叶适联系史实讨论删诗的可能性，从人情常理和历史发展规律推论事物发展走向虽然文本支撑较少，也可自圆其说在讨论中还可以看到，叶适重视历史，在做学问中也形成了言之有据、敢于立论的风格叶适一生尊崇孔子，奉孔氏学问为致道成德之要，但仍对删诗说保留了客观的态度，显示了他忠于文献、尊重历史事实的学术态度叶适自称此论决非标新立异：　　余于《尚书》，既辨百篇非出于孔氏，复疑《诗》不因孔氏而后删，非故异于诸儒也，盖将推孔氏之学于古圣贤者求之，视后世之学自孔氏而始者则为有间，亦次第之义当然尔　　今尽掩前闻，一归孔氏，后世之所以尊孔子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　　他很诚恳地表示，自己的真正目的是想纠正后世学者的一种误解，即后世之学自孔氏始。

这种观点掩盖了孔氏述而不作的真相，造成了学术沿革的断层和偏误孔子的贡献毋庸置疑，但就此忽略孔氏先人的作用，不但有失公允，更重要的是会造成泥古信古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