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汉化及其文教建设-兼和陈寅恪先生请教商榷.docx

    东魏北齐汉化及其文教建设兼和陈寅恪先生请教商榷    徐中原摘 要：东魏北齐出于治国的政治需要，曾发生了胡化的逆流，但同时也在积极推进着汉化从文教建设来看，其汉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修立国子寺及各州郡学校，研习儒经，敦述儒风；推崇汉族礼乐，思弘古典，遵照汉礼行事；恩接南朝入齐文士，令其参加文教建设Keys：东魏北齐 陈寅恪 胡化 汉化 文教 儒学 礼乐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指出：“自六镇、尔朱荣之乱起，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历北齐、北周至隋朝，又恢复了汉化，直至于唐[1]（P267）陈先生“自六镇、尔朱荣之乱起，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的论断是十分确当的但是，其说北朝“历北齐、北周至隋朝，又恢复了汉化”，也就是说北齐只有胡化而没有汉化，只是到了隋朝后才重新恢复了汉化对于此说，笔者不揣浅陋，想同前辈陈先生请教商榷不当之处，望方家批评指教北齐民族成见很深……其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鲜卑人反对、排斥与杀害汉人或汉化之人北齐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常情况，是因为北齐的建立依靠六镇军人而六镇军人作为一个保持鲜卑化的武装集团，本是洛阳汉化文官集团的反对者[2]（P297）不仅出现了如此反常的情况，而且他们还一反孝文帝“断诸北语，一从正音”[3]（P689）的语言汉化政策，恢复胡语。

在这种胡化的逆流中，甚至有的汉族士大夫也以说鲜卑语为豪《颜氏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4]由上所述知，北齐确实刮起一股胡化的逆流，它势必对孝文帝以来的北朝汉化进程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但事实上，北齐并没因此而取消汉化，胡化并非和汉化势不两立，而是根据本国发展强大的需要不断推进着汉化，只是不像孝文帝那样轰轰烈烈一、东魏北齐胡化的原因东魏北齐的胡化并非简单地反汉化，而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反元魏第一，高氏建立的东魏北齐政权依赖于六镇军人之力《随书·食货志》：“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5]（P675）前文已言，六镇武装集团本是洛阳汉化文官集团的反对者，因为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损害了六镇的利益，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胡化倒行的真实目的是对孝文帝汉化的报复，“六镇之叛，就基本性质来说，是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大反动[6]（P280-281）第二，一个朝代取代前朝时，总要否定前朝，甚至杀戮前朝皇室宗亲，这无疑是封建王朝更迭的历史规律北齐文宣帝问元韶曰：“‘光武何故中兴？’韶曰：‘为王莽诛诸刘不尽。

’遂以五月诛诸元世哲、景式等二十五家，男子无少长皆斩，所杀三千人，余十九家并禁止之韶幽于京师地牢，绝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诛元氏，壮者斩东市，婴儿投于空中，以槊承之，悉投尸漳水，剖鱼者多得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7]（P709）文宣很讨厌孝文帝富有强烈汉化色彩的元姓，于是于天宝十年秋八月癸卯“诏诸军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托携认，忘称姓元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8]（P66-67）东魏北齐虽有胡化的反动，但同时由于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又不得不推进汉化，就像元朝蒙古人歧视、排斥汉人，“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虽省部、台院，参用南人，多无实权”[9]（P620）一样，却又崇尚汉文化，用汉文化统治作为国民主体的汉人高氏之所以进行汉化，根本原因是出于重要的政治权衡，神武高欢和杜弼的一番对话清楚地道出了此因《北史》杜弼本传载，“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神武神武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及将有沙苑之役，弼又请先除内贼，却讨外寇，指诸勋贵掠夺百姓神武不答[10]（P1987）据此不难看出，六镇督将虽是高欢立国的主要力量，但中原士大夫则是高氏治国不得不依靠的政治力量，而他们是汉文化的代表者、传承者，他们以南朝为正朔，只有倚重甚至妥协于汉族士大夫，才可实现政治稳固，方能与中原文化正统的代表者南朝抗衡顺便补充一下前文的胡化之因的第一点胡化逆流可视作高欢迫于“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恐督将尽投黑獭”的特殊政治形势下而做出的怀柔之举正因为中原士大夫是高氏为国当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所以，在元象元年，高澄摄吏部尚书，便对原选官制度进行了改革，为更多汉士人参与高齐政治打开了方便之门《北齐书·文襄纪》记载，“魏自崔亮以后，选人常以年劳为制，文襄乃厘改前式，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11]（P31）文襄选拨官员的标准是“得人”和“人地”，也就是才干、学品和门第，这无疑有利于吸纳大批优秀的汉士族进入东魏北齐政治生活北齐统治者自觉理性地接受汉化，还可从其珍视南朝类书《华林遍略》的举动上得到证明据《北齐书·祖珽传》载，文襄曾集众人之力，一日一夜抄毕南朝类书《华林遍略》：“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

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12]（P515）《华林遍略》是南朝文化的载体之一，抄录《华林遍略》目的无它，只能是学习、借鉴和传承南朝文化二、从文教事业考察东魏北齐的汉化东魏北齐的汉化表现在政治、文学、学术、文教等文化的诸多方面，兹从文教事业建设的视角对其作以简单考察一）修立庠序，敦述儒风儒学是汉文化的主流和核心，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族汉化的必修之学，东魏北齐当然不会例外高齐统治者一向崇尚儒学，兴办学校，督促士人研习《易》《书》《诗》《礼》《春秋》《公羊》《谷梁》《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高欢虽为武人，却深明儒学之重要，厚待儒者曾饶恕犯下谋逆之死罪的大儒卢景裕，“魏天平中，范阳卢景裕……于本郡起逆，高祖免其罪”，而且还“置之宾馆，以经教授太原公以下”[13]（P582），给予优待，让其教授诸皇子后来，文宣帝、武成帝、后主分别于“天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14]（P582）北齐朝廷还设立国子寺，讲习儒经，管理教学孝昭帝颁行诏文，设立学官讲习儒经，其《立学诏》曰：“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员，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其文襄帝所运石经，宜即施列于学馆。

[15]（P15）此诏还要求对各州郡的儒学教学加强管理：“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课督[16]（P15）中央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寺，而各州郡则立有州郡地方学校，研习儒学《北齐书·儒林传》：“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17]（P583）文宣帝《移汉石经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诠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18]（P8-9）北齐重儒学之风，还表现在对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尧、舜，以及儒学创世人孔子的祭拜《北齐书?文宣帝纪》：“（文宣帝高洋）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诏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其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19]（P51）（二）思弘古典，礼乐同汉高齐统治者作为鲜卑化的汉人，虽然熟悉鲜卑族礼乐，但他们却推崇汉族礼乐，甚至有的地方完全遵照汉礼行事如高齐文宣帝和孝昭帝的丧礼全用汉制文宣帝《遗诏》：“凡诸凶事，一依俭约三年之丧，虽曰达礼，汉文革创，通行自昔，义有存焉，同之可也[20]（P11）孝昭帝《遗诏》：“朕婴此暴疾，奄忽无逮……其丧纪之礼一同汉文，三十六日悉从公除，山陵施用，务从俭约。

[21]（P15）册封名号之礼也遵依汉礼孝昭帝《议封先代后诏》：“昔武王克殷，先封两代，汉魏二晋，无废兹典及元氏统历，不率旧章朕纂承大业，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旧说不同，可议定是非，列名条奏其礼仪体式，亦仰议之[22]（P14）册封先代后人名号之礼，从周至二晋继之不绝，但到元魏“不率旧章”，断了此传统，而高齐却能重续此汉礼之传统，此传统有利于前朝遗贵和新朝的和谐相处，就这一点而言，高齐的汉化又胜于元魏士大夫们所上书言“礼”的奏章，往往以汉人礼乐古制或周至魏晋的历史传统为立论的依据如崔昂《齐献武王庙制议》[23]（P77）以《礼》为据，议定将营齐献武王庙室数、形制然后，孝静帝“诏从之”[24]（P2773），依照崔昂所议营建献武王庙刁柔《嫡子孙承袭议》[25]（P69）以《礼记》和《春秋公羊传》立论，认为爵邑承袭者无嫡孙，立嫡曾孙，不应立嫡子弟薛琡《复陈请令大臣荐贤》主张效法汉朝举荐时贤的做法：“汉朝常令三公大臣举贤良、方正、有道、直言极谏之士，以为长吏，监抚黎元……臣请依汉氏更立四科，令三公贵臣，各荐时贤，以补郡县[26]（P68）魏收《太子监国冬会议》[27]（P48-49）以《易经》立论，讨论了太子监国时其朝向尊卑的问题。

邢劭《太子监国冬会议》[28]（P35-36）则以《诗经》《礼》《仪礼》以及“汉魏之旧”为据，讨论与魏收相同的问题邢劭《避太子讳议》以《礼记·曲礼》和《春秋经》为据，为太子避名讳三）恩接南朝入齐文士，令其参加文教建设由南朝入齐的文士，他们是南朝汉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高齐统治者恩遇他们，并让他们从事教育事业或文献整理工作，毋庸置疑，此举有利于北齐快速接受南朝文化梁朝覆灭之后，梁宗室文人如萧祗、萧退、萧慨、萧放、萧悫等无不受到特别优待，参与了北齐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箫祗，是梁武弟南平王萧伟之子武定七年至邺，文襄令魏收、邢劭接对……历太子少傅，领平阳王师……齐天宝初，授右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29]（P443）魏收、邢劭是“北地三才”中的“北齐二才”文襄安排此二人接待萧祗，可见对其的器重不仅如此，还安排萧祗从事教育工作，担任太子的老师，兼任平阳王的老师很显然，此举方便于太子和平阳王学习汉文化天宝初，箫祗兼任北齐国子祭酒，即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其对北齐教育、文化的影响之巨可想而知萧退，“梁武帝弟司空潘阳王恢之子也……齐天宝中，位金紫光禄大夫”，在朝廷掌论议应对萧悫，“梁上黄侯晔之子天宝中入国，武平中太子洗马”[30]（P627），掌管太子宫文翰和图书典籍工作。

萧慨与萧放则在北齐文林馆任职，承担国家所藏经史以及文学类图书的整理编纂工作萧慨，萧退子，“历著作佐郎，待诏文林馆[31]（P443）萧放，萧祗子，“武平中，待诏文林馆放性好文咏，颇善丹青，因此在宫中披览书史及近世诗赋，监画工作屏风等杂物见知，遂被眷待[32]（P443）由南朝入齐的文士，除梁朝宗室外，还有颜之推，其对北齐的文化建设贡献也颇为可观颜之推入北齐，“显祖（文宣帝）见而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眄颜之推及其侍从均被文宣帝赏识看重；颜氏还立即被委以奉朝请之职，在朝廷参议政事，此举显然有利于北齐政治的汉化河清末，被举荐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劝敏，号为称职帝甚加恩接，顾遇愈厚[33]（P617-618）文林馆是北齐的文化机构，主要任务负责整理经史以及诗赋等文学书籍的整理编纂录事参军是掌管文书的属员长官也就是说，清河末以来，颜之推直接参与北齐文化事业的建设颜之推还是文林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北齐书》本传：“（之推）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34]（P617-618）在颜之推等的主持下，编纂了类书《修文殿御览》以及文章总集《续文章流别》。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北朝散文演进研究”，项目编号：2011Z094）注释：[1][2][6]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版[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