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doc

1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我在 1987 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鸦片战争后半个多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工业化的萌动时期正是这种萌动，导致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 命 ”[1]工业化包括新式产业的兴建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与组织管理的变化为简便计，我以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代表新式产业资本，并把各时期产业资本集成和产值的估计列为本文附表[2]从附表可见，在甲午战争前中国的产业资本原大于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这是洋务派创业之功而甲午至辛亥间测是民间资本即通·称民族资本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 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的经济上的动力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民气大开，在工商界正式形成“实业救国”论自迄 1920 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影响进人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 3.8％；唯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本文目的不是研究产业资本发展的过程，而是探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或它在当时条件下可行的道路故有关增长情况可参阅附表，不再置论工业与小农经济我国新式产业是在汪洋大海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这两种传统经济中诞生的，它与传统经济的关系如何，决定它发展的道路我国不是一个海上国家，工业发展必须以国内农业为基础。

据五十年代的经验，一年丰收，次年工业即有发展；一年歉收，次年工业发展即受阻这也适用于近代中2国，不过那时因受殖民地型外在因素干扰，反应不甚灵敏而已那时的国际和国内条件都不允许我国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我国的工业化应当是建立在工农业协调的基础上我曾考察，鸦片战争后迄抗日战争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是有所增进的[3]就农作物产量说（不包括潜在生产力），确实增长极慢，年率也许不过 0.5－－1.5％，擎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但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总产值的比重，由 19 世纪末的约 10％增为 1920 年的 17％和 1936 年的 23％；加以棉种、蚕种的改良和烤烟的种植，基本上能满足当时工业发展对农产原料的需要实际上，也能满足当时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粮食进口的增加乃是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大口岸经济的结果这种大口岸经济又使农产品价格脱离生产成本，给农业造成损害[4]尽管如此，近百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仍能对工业建设作出贡献，与工业的发展保持一个低水平的均衡这是因为我国以家庭为单位的、集约化的小农经济有很高的生产效率，亩产量始终居于世界前列这是我国传统农业中可贵的积极因素，至今我们还在利用这个积极因素，即家庭承包制。

传统农业有巨大的剩余，这从封建地租常占产量的 50％可知，而且中外皆然几乎每个国家工业化的最初阶段都依靠从农业中汲取原始积累英国的暴力圈占土地只是历史上的特例；最通常的办法是通过不利于农产品的交换价格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积累[5] 从甲午战争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着大约除1905－1912 年、1921－1925 年短期间外，都是不利于农产品的1913－－1920 年，工业品价格的上升快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13 年间差价扩大约 1/3；这时期也正是工商界所称“黄金时代”1926－1931 年，同样的差价在 6 年间就扩大了 1/3，工商3繁荣接着进人经济危机，危机中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快于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差价进一步扩大[6]危机最甚的 1934 年与危机前的高峰年比，农业所得下降了31％，工业所得仅下降 5.9％；若用 1931 年不变价格计，农业所得下降 20.8％，工业所得反增长 11.9％[7]农业对工业的资助显然可见农产品的商品化是传统经济进步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条件，它为工业提供市场，也给农民提供收益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十分迟缓，但毕竟有所加速我们估计，粮食的商品率 1840 年为 10.5％，1894 年为 15.8％，1920 年为 21.6％，1931 年为 31.4％。

主要农作物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其平均年增长率早期不过 1.5％，二三十年代为３％强农产品的商品化有赖于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我国新式产业的开发中，交通运输业快于制造工业有人认为铁路、轮船等“先工业资本而发展”，以至“过度开发”，并导致民族资本“偏向商业”，乃是半殖民地经济的表现[8]此论非是1920 年我国铁路货运量中，农产品占 41％，矿产品占 39％，工业品连同进口洋货不足 10％[9]又商业资本大于工业资本二三倍，人常谓“畸形”发展但据我们测算，1936 年全国商业资本所媒介的交易额中，农产品占 45％，手工业品占 26％，工矿产品占 16％，进口商品占 9％；不得谓之‘“畸形”在当时，惟孙中山明确指出交通运输业乃先行产业，并提出保商、通货流之要义，实属卓见[10]工业与手工业我国原有十分发达的手工业，并以技艺精湛闻名于世，除自给外尚有出口鸦片战争后，洋货人侵，约有 8 个传统手工行业受到摧残，但除手纺纱外都非重要行业据我们考察，迄 1920 年，绝大部分手工行业都是发展的，手工业总产值也是增长4的；并且，机制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有这种情况。

1920 年，制造业总产值中，手工业占 82.8％，机制工业占17.2％这以后，情况略变机制工业加速取代手工业，但手工业产值仍有增长，到 1936 年，制造业总产值中，手工业占 69.4％，机制工业占 30.6％ 作为封建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业，原甚微弱鸦片战争后，则发展甚快我们估计，1920 年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手工业总产值的 25％，比当时全部机制工业（包括外商厂）的产值还稍大些这以后，工场手工业仍有发展，但因电力比较普及，部分工场手工业向机制工业过渡到 1936 年，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占手工业总产值的 30.6％，与机制工业的产值比则只有后者的 69.2％了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艺术品除外）是历史的必然不过据我们考察，至少在1920 年以前，两者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同时两者又有互补性当时最大的两项民族机制工业是棉纺和面粉棉纺业是先以纺粗支纱供应手工织布为主，到 1920 年它已占有 52％的纱市场；然后转向织机布，到 1936 年亦占有 57％的布市场至此，它已杜绝了洋纱进口，洋布的进口也不多了机制棉纺业的发展比较顺利，实得力于农村手织户以及定县、高阳、潍县、宝低、郁林、平遥等新的手织区的兴起，给它提供补充作用。

这是一种垂直式互补机制面粉业兴起于 20 世纪初1931 年至1936 年；它的产量由 0.47 亿包增至 1.23 亿包；但同期土磨坊的产量也由 1.66 亿包增至 1.72 亿包，土洋并行发展又机制面粉厂最初是采用一种土洋结合的机器磨坊形式，然后改用全机器化的滚筒制粉法在上述期间，机器磨坊的产量也由 90万包增至 1,476 万包三者并进，形成一种水平式互补这样，1913 年进口洋粉260 万担，1936 年就仅进口 51 万担了[11]此外，如火柴、针织、电器、日用化工等工业，一自国外引进后大都是先用手工上马，或利用家庭散工制，使事易举，俟5扩展市场后．再实行机械化的大生产传统手工业中，不少是从改革工具人手，增进生产力的如丝织业，原用投梭机Ｅ世纪初引进日本手拉机，接着并用足踏铁轮机，再进一步改用电力铁轮机到1936 年，全国丝织机中，已有 20.3％是电力织机，按生产力计，占到 38.3％；即 1/3以上已过渡 为现代化绸厂了[12]棉织业的工具改革与丝织业同，但因早有机制纱厂在，织布厂用电力织机者不多，手拉机和足踏铁轮机则长期使用余如缚丝业，由手摇丝车而足踏丝车，而汽喉（煮茧用）足踏丝车，再到蒸汽动力丝车。

轧花业由手摇轧车而足踏皮棍轧车，再到动力齿轮轧车榨油业由木槽楔人油榨而人力螺丝油榨，再到蒸汽吸人式油榨这种工具改革大多出现在工场手工业，而个体户仍少改进以工场手工业而论，在一定改革后即容易过渡为机制工业又手工矿业，到 1920 年大体都已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在煤矿，是先添置动力吸水机，积累资金，再添置井口卷扬机，采掘仍用手工在金属矿，是先添置动力铁林捣石机，积累资金，再添置新式粉碎机以至新式冶炉，采掘仍用手工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近代中国，不清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要实现工业化只能是个幻想但不是说，就应当否定当时人们的任何工业化的努力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新式产业，没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不会有成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且，新中国的建设，也仍然要利用前人遗留的物质基础――尽管十分薄弱――和经验我国地区辽阔，人口众多，有高度发展的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这就决定了机器6不能轻易地取代手工传统是个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而不能一举取而代之即使在清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障碍后，也还是这样，这可以从解放后行之有效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战略中得到启发。

高度发展的传统经济意味着它内部含有精华，尽管是与糟粕并存从上述介绍中可见，在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手工业中，都含有积极的、能动的因素，能为工业化、甚至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利用这就决定了一条协调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在晚近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曾有一种在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刘易斯模式，它是把传统农业看作完全无所作为的，只为工业发展提供无限劳动这种模式，以及它的修正模式，显然不能适用于中国[13]国外汉学家的研究还常采用一种“传统——现代”范式，认为中国的各种传统的因素都是静止的（static）或只能“在传统内改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因而与从西方传人的现代化因素是互斥的，互不相容的这样，中国的工业化就只能是“全盘西化”了不过，这种理论既未得到证实，近年来也已受到批判[14]在近代中国的理论界，也不乏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以卓越的工业家穆藕初为代表，也曾有一种农本主义思想，认为工业化不能；脱离农业，应从改革农业入手[15]还有以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庭为首，的一批学者，根据中国国情，主张应优先发展乡村工业，以就地利用资源和农余劳动力，降低运输成本；且众擎易举，有类今之乡镇工业[16]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条件和以外国资本势力为背景的大口岸经济的压力下，这些颇有见地的理论都只能停留在纸上。

最早兴办新式产业的晚清洋务派，虽在体制上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实践7上却是走的全盘移植西方企业的道路，连厂房也是在国外设计，与中国传统经济脱节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的建设思想也基本上是以欧美为楷模，并主要是引进成套设备，仅是适应中国的自然资源，与传统经济无涉民间的或民族资本家则不完全是这样，上述那些土洋结合、逐步过渡的事例，都是他们创造的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取利润，在强大的外国资本和大口岸经济的压力下，就必须从“地利”和“人和”上下功夫，创出一条道路其中，也不乏佼佼者张謇创办南通大生纱厂，就不完全是当时洋务派“分洋人之利”的目的，还有一个传统的但是积极的“天地之大德日生”的思想，它是立足于本土的大生纱厂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通海的手织业上这里的植棉业，乾隆间就已由“沙花”发展为“通花”；这里的织布业，嘉庆道光间已由稀布（包装用）进而为关庄布（销东北），再进而为通州大布（销各地）大生利用这种优势，以产 12 支纱为主，全厂 70％的产品供应通海手织户，在管理上也“停年歇夏”，以适应农时张春在创办大生前就有个黄海垦殖计划，这种思想更是立足于本土的既得大生的资助，乃创办盐垦区，得到各方响应，一个 2000 万亩、30 万人口的‘通海垦区终于形成。

垦区由晒盐而植棉，土地利用效益大增；所产棉花，供应大生原料而其意义在于由工业与手工业的协调发展进而与农业协调发展；用张春的话说， “不兼农业，本末不备”棉纺是具有联进（linkage）效应的工业，以大生为中心，陆续办起炼铁、机器、油脂等多种工业，以至轮船、商务、银行、汇兑，成为“南通实业”体系张春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 ”这是个完整的 ind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