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希望吴敬梓笔下的文人形象毕业论文.doc

理想与希望 ——吴敬梓笔下的贤人形象 摘 要:《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封建末世信仰崩溃、文化教育危机的著作它以士人生活为基本题材，假托明代的社会背景，在对腐败的科举和无耻的士风进行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的同时，也写出了作者心中的理想这理想主要寄托在以王冕、杜少卿等为代表的贤人身上关键词:八股文； 科举制度； 贤人； 礼乐兵农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在对腐败的科举和无耻的士风进行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的同时，也写出了作者心中的理想这理想主要寄托在以王冕、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以及市井四“奇人”等为代表的贤人身上贤人是《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是作者所表彰的儒林中最富亮色的群体在作者看来，儒林中的种种丑恶，均源于对功名的追逐而与“功名”紧密相联系的则是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八股取士一、关于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分配官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从隋朝开始到清朝结束，经历了1300多年隋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在选用官吏方面，以科举取士代替了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

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设进士、明经二科，由州、郡通过考试举荐一些优秀人才，来京城由朝廷进行测试，根据考试成绩录取优秀人士被录取者可出任各级政府官吏隋以后各个朝代都沿袭了这一考试制度不过所设科目、考试内容和方法各个时代都有所不同，并且越来越复杂由科举的产生来看,科举成为十分合理而有效的笼络人才的制度也是历史的一种必然政府官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全国的各个角落，政权基础由此十分广泛而坚实由此形成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阶层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视察端门，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1](P218)那心情是看到野兽被诱入牢笼的欣喜可以说，因为科举，使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本上来说是皇帝带领科举成功人士来统治科举不成功人士和广大民众而《儒林外史》所写的内容是假托明季，实际是清朝的科举现实而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大致相同，并且都是以八股文的样版来取士的那么八股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称为制义，又称制艺、时文、八比文这种文体，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等五经命题由于题目的来源不同，分别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

八股文到底起于何时，目前史学界也说不清楚不过，八股文乃始于宋，并逐步演变而来的，并非有意创立的文体，定型是在明代中期可以说从北宋以后一直到清，中国的文人为它奋斗了近千年了，历代文人几乎都曾是八股文的成就者或牺牲品因为那时的科举考试就是考八股文，八股文就像一条独木小桥，是文人做官的途径，舍此无它在著名的大文人、大才子中，像王安石、苏轼、苏辙、杨万里、文天祥、于谦、唐伯虎、王守仁、李梦阳、海瑞、张居正、汤显祖、史可法，直到吕留良、纪晓岚，都是从这条独木桥上走过来的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入手、起讲、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固定段落组成，句型、字数都有规定，故称八股文八股文不仅体制僵死，而且要代圣贤立言，即要求揣摩圣人孔、孟和贤人程、朱的语气；还有细节上一些条条款款，属于局部技法，就不多说思想狭隘，形式僵化，文风死板，内容晦涩，这就是八股文风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绝无实用价值，无论公私文书、文史论著还是抒情、叙事、说理等等都不可能采用八股体裁；明清许多士大夫在编撰自己的文集时，也往往剔除掉了早年应举而作的八股文字然而这样的文字，却在明清五百年间泛滥天下，多数读书人除了啃八股选本．不知世上还有别的书，这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悲哀。

八股文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自从明代八股取士制度实行后，八股文的思维渐渐统治了中国人的头脑废除科举之后，这种思维并没有隐退，上百年间一度流行的假、大、空文风与此颇有渊源有人说八股文就是有意要败坏人才、存心愚民！而有人则认为统治者以八股取士乃不得已，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选拔人才方式，并非有意要败坏人才或存心愚民但多数人则认为八股文是统治者牢拢英才，驱策志士的一种手段这种争论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了，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的第一章就借王冕之口这样写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你看贯索犯文昌①，一代文人有厄！”[2](P13)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曾说：“八股之害，尤甚焚书而败坏人才，又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并指出：“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所终矣[3](P347)甚至明末有人把明代的灭亡归结到八股文身上二、理想和希望作者笔下的士人多是一些丧失独立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的人，而以王冕、杜少卿为代表的贤人群体到底寄托了作者怎样的理想和希望？在他们身上到底折射出一种什么样的贤人情怀呢？1、如何看待功名富贵在封建科举制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考试，而考试的目的是为了做官。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特别注意把读书与做官联结在一起，诱以官、禄、德，通过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入我彀中”[1](P218)，被捆绑在统治者的战车上学而优则仕”[4](P46)，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仿佛天经地义就是读书人的正路马二先生就是这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正宗产品请看他对举业的宏论：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2](P146) 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讳饰地讲出老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合理，那他根本不去想，能做官就合理！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就是做官的唯一正途而袁枚在他的《随园诗话》中转引了这样一段话：“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计[5](P246)这段话正道破了科举制度下，教育目标和实际状况分道扬镳的普遍情形。

在明清时代以《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朝廷本意是灌输圣贤之道，把读书人培养成为熟悉儒家经典，并根据它来为人处世的君子；然而，应试者大都把儒家经典当作猎取功名富贵的工具吴敬梓正是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肯定或否定书中的人物的作者在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意，借名流隐括全文”中开宗明义的这样说：“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沈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并由此感叹道：“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2](P1)从王冕到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以及后来的市井四“奇人”，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塑写了他们对功名富贵的态度，进而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并且通过王冕与危素的关系，写出了他在“道统”和“势统”关系上的鲜明立场：读书人都是追求仕进的，但比仕进更为本质的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是“任道”当仕进与任道发生冲突的时候为了弘道，为了向“势”显示出“道”的尊严，士人宁可不再进取而隐逸于山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崇仰“道统”独立，追求文人自立意识的清醒决断王冕与危素虽为同县人，却未尝谋面，并以王冕对危素的鄙薄，表达了作者“道优于仕”的见解。

应该指出的是，作者笔下的贤人群体都对功名富贵持有鲜明的态度在第四十三回当中，通过杜少卿逃避朝廷征辟一事更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这种思想杜少卿是这样对他妻子解释的：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甚么妆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也不好还是不去的妥当 …… 杜少卿听见李大人已去，心里欢喜道，“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2]（P353-354）而庄绍光辞爵还家，当船行到燕子矶时，自己大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感觉，自己欢喜道：“我今日复见江上佳丽了！”[2]（P370）当南京的大小官吏踏破庄家门槛儿时，庄绍光恼了，向娘子道：“我好没来由！……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和这些人缠，我们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2]（P321）而更为明显的则是作者在全书接近结尾（第五十五回）时，借季遐年之口大骂施御史的孙子就更加表明了他在名利和独立自主面前的态度2、如何对待学问《儒林外史》在从科举这个层面上逐步深入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上来：思想如何被戕害，智能如何被斫伤，人格如何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把读书和做学问限制在为统治者的制度、政策、功令进行诠释、宣传和鼓吹的范围之内，失去了作为“人类理性”和“社会良知”之代表的独立思考能力。

你看马二，只会用奴性的思维模式思想，只会用奴性的语言“代圣贤立言”他开口《孝经》，闭口“曾子”他批八股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前者是《朱子语类》，后者是朱熹的《四书或问》--总是跟在官方哲学朱学屁股后亦步亦趋他著书就“著《春秋》”，读史就读《纲鉴》他解释《诗经》，只知道遵照官定的举业读本《永乐大全》，他赞叹风景，只知道引用《中庸》里“载华岳而不重”之类的现成句子，说得牛头不对马嘴语言是思想的家园，他的大脑塞满了圣贤的语录，他哪里还有自己？哪里还有活人的生动情趣？任何“有碍于圣贤口气”的东西他都绝对排斥，以防“坏了心术”，他以为这就是做学问的真谛，这就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就这样他养就了十足的奴性，成为封建统治者恭顺的奴才正是痛心疾首于这种“马二精神”，小说第四十九回吴敬梓让迟衡山斩钉截铁地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2]（P507）这两句话，只有明白了前述朝廷正是靠“功名”、“做官”羁縻读书人的大背景，才能拈出它的份量马二精神”所体现的朝廷功令，就是要用“功名”、“做官”统驭一切“学问”，窒息一切思想生机，使读书人尽日“揣摩”，以统一于官方哲学。

如何容得在朝廷功令之外再讲什么“学问”？那岂不是叛逆？在读书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失去自主意识，而作者却通过给这群文人们一学术气氛很浓的环境，赋予了贤人们以诗人的气质，这又无疑寄托着作者对学问的某种理解和期待，同时也包含着作者对一些学术问题的见解作者笔下的贤人们对时文都是颇有微词的，甚至是厌恶的贤人们在一起所谈及的多是有关诗赋杂说等为“正统”文人所鄙夷的文体贤人们在一起相互交流的多是一些各自的原创，指出的多是一些几乎是已成定论的认识：迟衡山问及杜少卿所作的《诗 说》的大旨，杜少卿则直言不诲的这样说：杜少卿道：“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2]（P358）接下来杜少卿又借对《凯风》及“女曰鸡鸣”篇的见解道出了士人作学问的真实目的：杜少卿道：“非也，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这个，前人也不曾说过[2]（P358）正是基于此，作者通过赋予贤人们一诗人气质，营造一诗人环境来表达自已的期望，让他们在悠雅的环境中品酒赏花，吟诗做赋。

可以说贤人们诗人气质的塑造是作者对名利淡泊的外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