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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等学校贫困生视角的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机会探析 摘要：在传统精英教育体制下，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上大学对于寒门子弟来说就是获得一个社会流动的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必须多渠道采取措施以促进和保障贫困生社会流动机会关键词：贫困生，社会流动机会，高等教育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社会排斥理论视野下高等学校贫困生社会支持与社会适应研究”(12YJA840016)一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里，都认为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是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在传统的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这种愿望往往能够实现，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历史嬗变，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现在到了后大众化阶段，有很多困难阻碍着寒门学子的向上流动[1]一、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特点1949年以来，由于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1977年恢复高考和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为分水岭，高等教育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建国后到恢复高考期间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一波三折建国初期到1966年，高等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流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段时期全国统一招生统一分配，无论是什么家庭的孩子只要上了大学，毕业后基本上都可以安排工作，贫寒孩子只要考上大学基本上都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取消高考，通过考试上大学的制度终结了文革”期间通过推荐上大学，一些贫寒的工农子弟因为家庭出身好而上了大学，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但当时的大学招生人数非常少，通过上大学实现社会流动不是大众的偏好因此这段时期高等教育基本上不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二)1977年恢复高考到1999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紧密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恢复高考，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高等教育对人们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影响大大增强，上大学是所有社会阶层的盛宴，只要上了大学就有机会向上流动，知识改变命运成为当时社会共识，可以说1980年至1998年，是我国社会高等教育与个人社会流动关系的“蜜月期”历史也见证了这个时期上大学的绝大部分贫寒子弟确实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三)1999年高考扩招至今的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逐渐松散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扩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1998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生数是340.9万人，到2014年底，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为2468.1万人。

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的精英教育跨入大众化教育的行列，大学生就业难出现，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作用被残酷的就业形势所消解，但是，贫寒子弟对高等教育的合理期待并没有下降，虽然高等教育不是社会流动的唯一渠道，但是一些出自贫寒家庭的孩子仍然把上大学作为实现自身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2]二、高等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中所面临的困境(一)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马太效应”导致大学出现显著的分层现象从基础教育就开始的不平等，导致高等教育的“马太效应”，处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人，拥有比他人更多的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同时会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3]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资源配置和享用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国家作为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选择性，地方普通高校和“211工程”高校、“985工程”高校的身份差异，导致高等教育投入的严重不公现象，重点大学比一般大学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和国内外教育资源由于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以及经济基础的先天和后天因素，导致贫困家庭子女在争夺优质教育资源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二)大众化以至后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获得的差异进一步阻滞了贫寒子弟向上层社会流动。

高校扩招并没有给贫寒子弟提供更多的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贫寒子弟大多数只能进入一般地方高校和高职高专，越是重点高校，特别是“985工程”高校和“211工程”高校，贫寒子弟比例越低，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些贫寒子弟在就业求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从侧面见证了这种现象：近年来我国高校农村新生的比例一直在逐年上升，到2005年已达到53%但另一方面，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下降到17.6%；1999年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1991年减少2.5%，只有16.3%北大、清华的在校生，只有1/6来自农村，远远低于一般高校的平均水平[4]三)出身于低社会阶层的高等学校贫困生毕业后就业前景惨淡滥觞于1999年的高等教育大扩招虽然也在客观上使得那些贫寒子弟有了更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但拿到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的高等学校贫困生因就业困难有可能成为典型的教育无产阶级，根本不能实现从低社会阶层向高社会阶层的流动近几年高等学校贫困生的待业率不断上升，一些地区高达60%以上，且贫寒子弟在待业大学生中占比较大。

很多贫寒子弟接受了高等教育但难以找到理想工作，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机会并未因教育而增多四)高等教育的高成本与现行的低收益的背离导致教育致贫论的产生，从而阻滞了贫寒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道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比经济资本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竞争优势，因此可提升人力资本的高等教育理应成为贫寒子弟实现向上流动的最有效手段由于贫寒子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缺乏，就业率低，高等教育的投入和收益的张力不断扩大，导致城乡贫困家庭出现了令人心酸的教育致贫现象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教育投资与收益的严重失衡瓦解了处于社会底层群众继续投资高等教育的信心，虽然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也制定了抑制高等教育收费攀升的政策，但是教育投入对于贫困生家庭来说仍然是沉重的经济负担[5]三、高等教育对于促进贫困生社会流动功能发挥的路径个体要想获得成功，高等教育是一条重要渠道，但不是唯一的渠道高等教育改变人的命运当然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英国学者班克斯(OBanks)指出：“只有正式的教育资格成为较高社会地位的条件，教育与职业的关系才会加强如果高社会地位可以循其他途径，如在职训练或运动、娱乐界的特殊才能获得，则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力量就会减少。

[6]高等教育对于促进贫困生社会流动功能发挥应通过以下路径实现一)必须从体制上保障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确保合理的向上流动的通道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必须能让底层民众的孩子有向上流动的通道，合理、正常的社会流动可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自古以来教育就是形成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一个渠道，北京大学何怀宏教授曾指出，“古代科举考试曾使入仕者中平民比例达到半数以上，在宋以后大多数情况下都至少保持在三分之一的水平，每次科举可以使统治层得到来自民间、下层三分之一以上的新血补充[7]同等学历背景下，贫困生的就业不如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精英家庭出身的学生，贫困生进入的往往是不受重视的行业，因而收入低微，而好的国有企业的“萝卜招聘”现象严重瓦解了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公信力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必须依赖体制、机制的管理与约束，而不是靠父代关系的世袭二)必须合理地分配高等教育资源以保障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抑制教育的“马太效应”成为当下合理分配教育资源的当务之急由于高等教育投入的严重不均衡，产生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异质性，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到少数大学，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在大众化背景下变得格外稀缺，大学的牟利动机严重背离了大学精神，加拿大学者比尔雷丁斯在《废墟中的大学》书中写道：“在这个空空如也的时代，就别再撕破贫困的家长们仅存的虔诚了吧？试想，除了大学、重点大学乃至于海外著名大学这种拾级而上的现代殿堂，他们还能想出什么更庄严的所在，来砥砺自家小孩子苦其心志呢？”[8]因此，国家应该从宏观上和微观上调整教育资源的区域分配、阶层分配和城乡分配，将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公平地配置，保证贫寒子弟不仅可以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更要在制度安排上让贫寒子弟优先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实现他们从低社会阶层向较高社会阶层的流动。

三)必须拓宽贫困生的就业渠道以保障高等教育功能的发挥，从根本上改变高等学校贫困生在就业中的弱势地位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是贫困生实现向上流动的首要前提发展经济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要准确定位，把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特别是提高高校贫困生的就业率，同时减少就业中的不公平现象，让贫困生有更好的就业岗位四)实施高等教育的补偿性招生和就业政策当代美国学者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概括了公平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9]第一个原则被称之为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被称之为机会的差别原则放在中国当下的教育领域，第一个原则即无论出身哪一阶层，都应当完全平等的享有高等教育权利；而按照第二原则，社会应有差别地分配高等教育权利，让弱势群体能有机会接受更优质的高等教育在就业方面政府应该拿出一些公共部门、优质国企针对贫困生进行补偿性就业，让贫困生有更多的就业选择[10]。

五)政府要加大对高等学校贫困生的资助力度，同时降低高等教育成本，为贫困生的流动提供更多的优惠条件各级政府都要为贫困生提供多渠道的资助，条件具备的高校要免除贫困生的所有费用党的十八大也指出，要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同时拓宽社会对贫困生资助的渠道，让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参与到贫困生资助的事业中[11]在社会日益分化的当代中国，教育的分化让人触目惊心，接受高等教育已经不能必然产生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高等学校文凭的敲门砖功能已不能普遍发挥作用，高等学校贫困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社会流动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接受高等教育的贫寒子女把大学教育作为通向未来成功人生的必经渠道无可置疑，但是倘若把高等教育当作实现社会流动的唯一渠道则未免有很大风险国家、社会、家庭和高校都应该创造条件让贫困生有机会获得向上发展的通道[12]参考文献：[1][美]丹尼尔U莱文，瑞依娜F莱文.教育社会学[M].郭峰，黄雯，郭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2]向冠春，刘娜.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嬗变[J].现代教育管理，2011，(1)：4—7.[3]殷伟群，戴烽.高等教育的“马太效应”与弱势群体的社会流动[J].江西社会科学，2007，(5).[4]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李宏刚.片区心理站视角下“两类”贫困生的帮扶对策探析[J].江苏高教，2015，(3)：141-142.[6]班克斯.教育社会学[M].林清江，译.台北：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8：49.[7]刘精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教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54.[8][加]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军、陈毅平、何卫华、周丽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0]徐月红，储杨.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社会排斥问题研究[J].江苏高教，2014，(11)；117-119.[11]蔡亚平.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方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2，(5).[12]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