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教育时事政策.doc

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的现状与成因分析本世纪以来，教育、医疗、住房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民众对这三个问题的关切甚至超过了对久议不改的腐败问题的注意在2005年这个“质疑改革年”的争论不休中，尽管“郎顾之争”与“产权改革”吸引了媒体和网络舆论的注意，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有切肤之痛主要是教育、医疗与住房问题人们甚至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称为“新三座大山”，这一广为流行的称谓套用了毛泽东所说的旧中国压迫民众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它反映了当下民众普遍的受剥削、受压迫感有一则“新民谣”如是说：“上学把家长逼疯，买房把家底掏空，治病不如提前送终民众的痛苦之情、民意的反弹之强，可见一斑人们对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的现状之不满甚至达到了非理性、极端化的程度，以致于那些公开为现状辩护的人往往遭到互联网网民的尖锐批评，被斥为“代言人”或“房托”、“医托” 尽管教育、医疗、住房的现状已犯众怒，然而，究竟应当如何认识改革中的“新三座大山”，应该怎样评估和检讨教育、医疗、住房方面已经出现的问题，看法和认知却南辕北辙有的人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错在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有的人认为，教育、医疗、住房领域目前的状况“基本合理”，改革中出现问题是“难免的”，而欲解决这些“难免的”问题则有待于“深化改革”。

目前在教育、医疗、住房领域存在着很多问题，其后果相当严重，问题的成因并非源于“市场化”改革，而是以各级政府为主体的“改革分利集团”造成的 一、 教育、医疗、住房改革：遭遇民意“滑铁卢” 可以说，自从中国政府推动经济改革以来，还没有哪一领域的改革像教育、医疗、住房改革这样遭到社会上如此广泛尖锐的批评，公众的愤懑之情俨然势不可挡愤怒的民意不仅让那些当初推动教改、医改、房改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百口莫辩、处境尴尬，而且也使一些官员改变立场、撇清责任2005年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不仅点名批评了8个省市拒不落实助学贷款政策，坦言自己的家庭收入也很难负担孩子的学费，而且怒斥“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某些高校收钱上了瘾”他的直言获得了舆论的广泛好评，国内的主要媒体一致称其为“良心官”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WHO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随后，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的医疗卫生现状是“怨声载道”： “不仅患者不满意，医务人员也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乡下人也不满意不仅'有时间没钱的人’（如下岗工人）不满意，'有钱没时间的人’（如外企白领）也同样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

卫生部高强部长也公开抨击“医疗机构见利忘义”在民意压力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6 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问题解决得更好在对教育、医疗、住房改革一片批评的气氛里，几乎没有人再出来公开宣扬“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的重要性和成功了 二、“渐进”式中国改革中公共服务业改革 近十多年来，学费、医药费、房价的涨幅大大高于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与大多数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变动状况完全脱节比如，大学学费从1997年开始疯狂上涨，至今总共上涨了 25倍以上，迅速从免费模式变成了高学费模式；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也是如此，大约人均收入每增长1个点，住院费用增长1.5至2.5个百分点、门诊费用增长 2到3个百分点；至于商品房价格就更是年年涨、月月涨，在若干大都市早已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房价 上世纪 70年代以来，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遇到财政困难，西方有学者提出了公共福利的成本分担观点，许多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低价住房体制的欧洲国家逐步扩大了个人付费的比例和范围中国的“教改”、“医改”、“房改”正是在这一国际大气候中开始的。

然而，中国的这些改革并没有仿效欧洲发达国家的改革模式，逐步扩大个人负担的比例，而是迅速减少政府负担的比例，把负担的包袱突然转嫁到民众身上当然，政府不愿意承认它急于甩掉社会福利开支这个“包袱”，于是，“市场化”就被拉来作为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正当性”的理由了 一些认为目前的教育、医疗、住房“价格合理”的人，有选择地作了一些“国际比较”，试图证明他们的观点比如，把中国公立大学的学费与美国著名私立大学的学费对比，把中国城市的平均房价与世界上最昂贵的东京市中心商业区的房价对比，如此则似乎中国的这些价格并不算高这种国际比较无疑有误导之嫌他们为什么不比较同样属于中低收入的穷国（如印度或非洲法语区国家）呢？在印度，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260卢比住宿费，两项合计相当于人民币70元在实行高福利制度的欧洲国家，大学、医疗基本公费的体制实行了几十年，却似乎丝毫不能引起中国的“教改”、“医改”、“房改”设计者的兴趣 三、改革中的政府功能：加大财政汲取能力＋甩掉公共福利开支的包袱？ 无论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外部性”、“溢出效应”或“社会回报率”的角度，政府都应当负担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相当比例的开支。

任何国家所征缴的各种税费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此项开支 进一步分析，财政所支出的那部分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城市，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乡镇“撒点胡椒面”而政府与社会所支出的那部分卫生费用更是集中提供给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垄断型国企的员工和大中城市的部分居民，这些主要受益者属于占全国人口30%左右、以吃“皇粮”为主的固定中高收入群体正因为如此，拥有优质资源的重点学校、三甲大医院不仅在价格上，而且在地理分布上都以亲官远民、嫌贫爱富为显著特征难怪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世界各国，中国的医疗负担公平性名列倒数第四 五、重新认识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 教育、医疗、住房这三个表面上很不相同的问题其实具有“同质性”首先，教育、医疗、住房领域的低端产品，就其作为“生活必需品”之用途而言，均与中国政府认定的最主要的“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密切相关，若用西方经济学来定性，它们都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某些特征；而其高端的部分则又都可以成为特权待遇的一部分或成为专供富人享用的奢侈品，因此，其资源配置、产出结构、社会分配的状况与国民的生活幸福指数以及政治社会的清明、公正、稳定密切相关。

其次，中国目前出现的教育、医疗、住房问题之历史背景几乎完全相同：教育、医疗、住房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营部门最主要的公共福利项目（亦即当年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样本），在国企负担与财政责任中占有最大的份额教改”、“医改”、“房改”在其启动之初的主要动机，其实都是为了向居民转嫁财政责任，即所谓国企“解困”、财政“减负”（即“甩包袱”），而根本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这与中国开办股市的最初动机是完全一样的 第三，除了最初的国企 “解困”、财政“减负”动机之外，在此后逐步形成的“教改”、“医改”、“房改”方案中，又陆续加入了“经济增长点”、“支柱产业”、“拉动内需”、“地方政府政绩”等更加宏大的政治经济功能换言之，教育、医疗卫生、住宅这三个领域，不但不能再成为国企和政府的负担，而且必须承担起拉动经济和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责任，并且成为财政大幅度增收的主要源泉 第四，学费、医药费、房价高涨，恰恰与宏观经济上需求萎缩、日用消费品价格持续低迷同时发生，这说明，学费、医药费、房价高涨并不是通货膨胀的产物但学费、医药费、房价高涨与财政的“分税制”改革关系密切自从90年代中期实行了财税改革后，地方财力越来越直接间接地依赖于这三大领域的收益，于是“教改”、“医改”、“房改” 也就沿着上述方向越走越快。

大致可以说，“分税制”改革产生了半真半假的“财政联邦主义”，从此，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争抢税源、推脱社会福利开支包袱的行动就此起彼伏，渐入高潮 第五，在高学费、高医疗费、高房价造成民众痛苦的同时，却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和商业利益政府对教育、医疗的“惜付”与对土地、房产的“暴敛”，其效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直接产生可供有关政府机构、官员、商人另行分配和使用的财政与商业利益，而各级政府及其商业代理人则结成分利集团，把居民多年积累的零散财富集中转移到分利集团手中当前的“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抵制，反映了分利集团的内部矛盾，但分利集团并不会因为这一矛盾而瓦解；相反，它们可能通过彼此磨合寻找到新的分利模式 结论：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的根源在于形成了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产业经营方三者构成的分利集团，他们既相互联合（在最大限度地榨取居民收入方面是紧密联合的），又相互争夺（在利益分配上是相互争夺的）；他们利用教育、医疗、住房的生活必需品性质和“准公共品”特征，通过人为的、行政的手段调控“市场”（控制的方法诸如大学扩招、新药审批、土地规划、房屋拆迁之类），有意营造出这三个领域里一种长期高热的“局部通货膨胀”，其实质相当于向上学、看病、住房者课以高额的额外税收（这与中国的股市侵吞股民财富的方法本质上是一致的）。

这样的“改革”是以改革之名公开实施的财富大转移，此“改革”过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普通民众累积的零星财富集中回收到分利集团的手中，造成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贫困化，用“新体制”将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构进一步强化并巩固下来局部的政策微调对改变这一局面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了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社会亦是如此；在变革中发展，在挫折中成长，我们不能苛求一步登天，这放在谁身上都是不现实的但重要的事，我们能认清自己不足在哪里，而且尽快找到较好的解决途径中国共产党是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党，尽管在发展过程也不能尽善尽美，但是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应该看到自己的地位，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息息相关，荣辱与共，我们要不断提升自我，提高个人影响力，进而有能力改变更大的格局前景很光明，不要被黑暗的一面蒙蔽了整双眼睛，用我们自己积极的力量去影响周边，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注： 1．医改不成功的结论见《国务院研究机构对中国医改的评价与建议(要点)》2005年8月27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举办“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评估与展望”的会议，与会专家亦对医改持否定态度 2．关于医疗服务特殊性的分析与论述，见肯尼斯·阿罗的经典文献《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

该文的中文节选载《比较》第24期第73页，吴敬琏主编，中信出版社2006年 3．“学费猛于虎”，载2004年7月的《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