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视野：明清小说理论的文学接受意识.doc

期待视野：明清小说理论的文学接受意识 冯利华 内容提要 期待视野是读者的内在审美尺度，影响阅读兴趣，决定接受效果明清小说理论蕴涵丰富的接受意识，相关探讨已涉及到读者的期待视野这一时期，小说阅读群体与创作目的皆发生变化为追求商业利润与“寓教于乐”的阅读效果，小说创作转向对接受者的关注，而过分注重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则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作品的艺术水准相去甚远关键词 文学接受 期待视野 明清小说理论  文学活动包括作品的创作与接受马克思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作为文学文本的现实消费者与传播者，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有重要的作用接受美学认为，“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再现或表现的功能，而且在于它的影响之中”[2]，读者的接受决定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一极期待视野”这一概念出自姚斯的《走向接受美学》，“文学的连贯性，使一种事件在当代及以后的读者、批评家和作家的文学经验的期待视野中得到基本的调节”[3]，主要指在阅读文本之前与接受活动中，读者受自身情感意志、文学修养、艺术趣味、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对作品内容的阅读心理期待，即“从类型的现在理解、从已经熟识作品的形式与主题、从诗歌语言和实践语言的对立中产生了期待系统”[4]。

它建立在接受者已有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之上，是理解作品的基础，影响其阅读兴趣，决定接受效果本文拟从“期待视野”的角度，结合具体历史时期的经济背景、文学观念，探析明清小说理论蕴涵的接受意识一明清时期，通俗小说颇受读者欢迎，创作十分繁荣小说理论界颇重视文学接受活动，相关探讨已涉及到读者的期待视野接受美学认为，期待视野是接受者内在的审美尺度，“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5]，读者的阅读心理期待与文本的接受效果密切相关明代文人开始注意读者阅读心理期待对于小说接受效果的重要性汤显祖肯定传奇小说集《虞初志》的趣味性，“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6]，迎合读者尚奇、好新、求异等休闲阅读心境谢肇淛认为，《金瓶梅》以普通人、平常事为题材，描写世情，涉及到社会现实生活的诸多方面，令“读者意想不到，惟恐易尽”[7]，虽有些内容淫秽而无关名理，但以读者熟悉的日常生活为描写的对象，既真实自然，又别出新意，引人入胜冯梦龙《醒世恒言》就因“适俗”而得以“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8]甑伟指出，《西汉通俗演义》适合读者“爱乐以遣兴”、“资读适意”的阅读心态，引发接受审美的愉悦体验，“书成，识者争相传录”[9]，受到民众的普遍喜好。

清代小说界较为重视作品是否与读者的阅读审美情趣遇合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序》分析读者喜好小说的原因，“予则谓小说者，当以怡神悦魄为主，使人之碌碌此世者，咸弃其焦思繁虑，而暂迁其心于恬适之境者也”[10]，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使其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推崇小说，“描写鬼神之情状，不啻描写吾民心理之情状……使观其书者，如天花之乱坠，而目为之迷，神为之炫此小说中普通之体例，然实即代表民俗普通之心理也”[11]，通俗易读，满足普通大众的心理王无生分析，《水浒》、《金瓶梅》、《红楼梦》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是“语语在人意中”[12]，脍炙人口；反之，《野叟曝言》与读者的阅读期待相去甚远，几乎无人问津清代文人还发现，相对六经国史而言，大众更乐于阅读适合其文化修养和艺术趣味的通俗小说严复和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指出，通俗小说以民众耳闻目见之事为题材，易感染读者，被欣然接受梁启超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小说最具吸引人的神奇力量，“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13]，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愉悦人心，比六经、正史、语录、律例，更具影响力量，“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14]，容易唤起思想感情的共鸣。

狄平子认为，通俗小说题材日常生活化，令接受者感同身受，云：“读他书如作客，读小说如家居；读他书如访新知，读小说如逢故人……人之恒情，常不以现历有限之境界自满足，而欲游于他界……故能有书焉，导人于他境界，以其至虚，行其至实，则感人之深，岂有过此？小说者，实举想也、梦也、讲也、剧也、画也，合炉而冶之者也[15]与阅读其它书籍相比，读者更能从中获得轻松、亲切、有趣的审美愉悦徐念慈指出，小说要满足“吾人之美的欲望”[16]，适合普通人阅读审美《余之小说观·小说今后之改良》通过分析学生、军人、实业家、女子的阅读心理期待，指出小说在形式、体裁、文字、旨趣、价值等方面的改良，“务要合于社会之心理而已”[17]，社会心理即小说阅读群体的期待视野，“深情以感触之，效用日大”[18]，升华读者的思想认识，促进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管达如认为，小说描绘社会生活，“感人之所以深，以其所叙之事实，所陈述之利害，与读者相切近也……自著小说，本为吾国社会之产物，且多以投合社会之心理而作者”[19]，符合读者群的心理，风行社会吴沃尧《月月小说序》、张行《小说闲话》、吕思勉《小说丛话》等，都主张注重读者的阅读喜好读者通过既有的期待视野对文本内涵进行能动地接受、发掘和创造，作出各自的理解，“一个被重构的问题决不能处于它原本的视域之中。

因为在重构中被描述的历史视域不是一个真正包容一切的视域其实它本身还被那种包括我们这些提问、并对流传物文字作出反应的人在内的视域所包围”[20]接受美学指出，“在这个作者、作品和大众的三角形之中，大众并不是被动的部分，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构成”[21]，时代背景、文化修养、人生阅历、艺术情趣等因素的不同，势必造成读者期待视野的多样化明清小说理论家已经注意到，期待视野的形成与接受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必然因人而异夏曾佑指出，由于文化层次的相异导致个体接受心理的差异，小说创作应针对不同读者群的阅读嗜好，“中国之小说，亦分两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人粗人之用”[22]，满足不同阅读对象的鉴赏心理需求接受群体的期待视野不同，则其接受效果也会各异，形成对文本的多样化理解、联想李汝珍云：“人有妍媸……其贤者彰之，不肖者鄙之[23]认同读者从不同角度对《镜花缘》的阅读审美诸联发现读者的个性化接受体验形成对《红楼梦》内涵的多重理解，“石头记一书，脍炙人口，而阅者各有所得：或爱其繁华富丽，或爱其缠绵悲恻，或爱其描写口吻一一逼肖，或爱随时随地各有景象，或谓其一肚牢骚，或谓其盛衰循环提矇觉聩，或谓因色悟空回头见道，或谓章法句法本谓盲左腐迁。

亦见浅见深，随人所近耳”[24]，引发对文本意义无限丰富的联想、创造连梦青认为，读者的生活经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接受效果，《官场现形记》“每出一纸，见者拍案叫绝熟于世故者皆曰：‘是非过来人不能道其字’而长于钻营者则曰：‘是皆吾辈之先导师’知者见知，仁者见仁”[25]国家、民族不同，风俗、爱好相异，则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会不同曼殊云：“吾尝读吾国之小说，吾每见其写妇人眼里之美男儿，必曰：‘面如冠玉，唇若涂脂’此殆小说家之万口同声者也吾国民之以文弱闻，于此可见矣吾尝读德国之小说，吾每见其写妇人眼里之美男儿，辄曰：‘须发蒙茸，金钮闪烁’盖金钮者，乃军人之服式也观于此，则其国民之尚武精神可见矣[26]可见，相异的期待视野，反映出不同民族、地域读者之间的审美差异周桂笙指出，“吾国视泰西，风俗既殊，嗜好亦别故小说家之趋向，迥不相侔”[27]，作者应考虑不同民族、地域读者的阅读心理，适当调整创作趋向二明清小说理论界重视读者的期待视野，既有追求商业利润的功利目的，又与通俗小说“寓教于乐”的特殊功能密切相关，“小说既被纳入商业运作轨道，又肩负启蒙救世使命”[28]文学不仅仅是“经国”、“载道”的“大业”，更应该是对人性的普遍关怀。

明清时期，小说阅读对象的改变与扩大，商业利润的驱动，使作者有意识地关注读者的阅读期待自明代开始，商业气息弥漫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自身的文化层次与审美趣味决定了他们对故事情节曲折、内容题材贴近现实生活的通俗文学的阅读喜好小说兴起的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的兴趣，“普通人的信念和行为必须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说的读者的兴趣”[29]小说的阅读群体由文人、士子扩展到普通阶层，读者范围日益扩大阅读小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重要消遣、娱乐方式之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指出，“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30]小说的地位得以空前提高，由“丛残小语”[31]、“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32]上升到“文学之最上乘”[33]，走向大众消费这在客观上促使小说向市场化发展据《小说书坊录》记载，从明代正德至清代乾隆，因消费市场的需求，出现大量的刻坊，刊刻了数百种小说阅读是读者在其期待视野影响下对小说文本内涵进行理解、接受的过程小说进入消费市场，读者的阅读喜好，直接影响其接受程度和商业效应，并决定其利润。

《拍案惊奇》成书后，即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极为畅销，书商遂要求作者写续书，“《二刻》则是书商主动要求凌濛初续写的，这种状况，正反映了明代图书出版业与通俗小说的互动的状况”[34]冯梦龙、李渔等文人，既创作、编辑作品，又从事书籍的出版、销售在清代，特别是晚清时期，一些创作者本身就是商人，例如，吴沃尧、李宝嘉、陈蝶仙等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下，小说创作观念由表达作者的人生体验向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转变他们把目光转向消费者，密切关注其期待视野，揣测其阅读心理，生产大众喜好的小说作品，以获取市场利润明清两代，小说创作目的的转变，也促使作者关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传统文人创作小说，“怀着匡君济世之才，其所作都是惊天动地，流传天下，传训千古其次英雄失志，狂歌当泣，嬉笑怒骂，不过借来舒写自己这一腔磈磊不平之气”[35]，目的是立言、抒愤和自娱，主要展示作者思想、情感和意志，而并非为取悦读者他们缺乏接受意识，更不会主动去关注读者的阅读心理随着文学的发展，小说的地位日益提高，社会作用亦日趋明显明清文人意识到，小说的接受、传播，既可愉悦读者，又可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其思想认识，即“寓教于乐”吴承恩指出，创作神怪小说，“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36]，不仅要满足读者的奇趣心理，还要有寓意，起到思想教育的作用。

甑伟创作小说的目的，就是要使普通读者在消遣中提高认识冯梦龙认为，小说的娱乐教育作用远远超出经史，“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37]，有助于读者认识社会、洞察人生他在编撰《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时，提出要“触里耳而振恒心”[38]，自觉把读者的期待视野与小说的题材、主题、叙事艺术等相结合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日趋腐败，民生多艰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形成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巨大冲击有识之士看到，小说的优势在于以其通俗易读受普通阶层喜爱，“凡人之性质，无所观感，则兴起也难；苟有一人焉，一事，焉立其前而树之鹄，则望风而趋之小说者，实具此种神力以操纵人类也”[39]，帮助读者提高认识，并潜移默化之，“必作一最良之小说，以鞭辟人类”[40]，是开启民智、挽救中华民族的有效途径改良派意识到小说具有娱乐与教育的双重作用，“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婉之情；闻怨则深恶，闻喜则深善”[41]，既快意读者，使其心境愉悦，又能引发情感共鸣，陶冶其灵魂黄遵宪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