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文化之于高校现代治理：何以可能1.docx

单位制文化之于高校现代治理何以可能 摘要：高校的单位体制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部分机制的社会化进程逐渐失去了其自身的效用，但是其衍生出的单位制文化却依然在高校具体的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强大的隐性作用单位制文化在高校治理体系中得以遗存是基于行政力量为核心的管理制度构建的新型“组织一个人”依赖关系和群体性单位情结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就目前的形势而言，高校单位制文化以强大的政治整合能力实现了高校的行政功能，并与其学术功能实现双轨化，依然有其存在的合法性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单位制文化的合法性无疑构成了建立在行政与学术相对分离的前提之上，融入民主和制度性规定的现代高校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关键词：单位制文化，高校，现代化治理，模式机制，行政学术整合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早已引起了我国社会最为波澜壮阔的变迁尽管从总体性社会到市场化社会的结构型转变已悄然渗透到各个领域，但中国第二次社会转型中遗留下来的单位体制寄托于以行政体系为代表的组织制度中——或以实际意义上的制度化的形式，或以文化思想的模式——得以构建和恢复，并随着社会转型过程赋予自身新的意义高校带有着“自身专业分工为基本组织目标的社会基层组织和执行国家意志的行政组织”这一双重身份[1]，其自身处于单位制文化渗透下治理的运行逻辑和现代性要求下制度管理模式的张力结构中，必然要力图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探索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一、问题的提出（一）高校单位制何以衰退单位制度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国家基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急剧匮乏之间的社会经济条件矛盾下，为实现工业化和城市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控制而设立的再分配组织制度从单位与国家的关系来看，单位成为国家控制和整合的中介，国家面对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个个的单位，只要实现了对单位的有效控制，社会的整合和秩序的维持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2]高校作为政治体系中重要的一环，也被纳入了国家单位制治理体系当中，其近乎所有的制度安排全都是基于单位制的运行逻辑进行的单位制定义了“国家——学校（学院）——个人”三者之间的刚性关系，同其他单位组织一样，高校单位以行政力量整合社会各项资源，将国家力量渗透基层（即学校以及学院），实现了高校对国家的依赖和个人对高校的依赖典型单位制下的高校，其成员对组织表现出高度的依赖性，高校教师职工在劳动报酬、生活方式、福利保障等方面的资源获取渠道的唯一性，已使得他们无法脱身于高校的单位制大环境，因此呈现出制度性依附的特征这种行政性的社会整合一方面使国家权威毫无阻拦且前所未有地渗透到基层，从而实现了对高校从上到下的便捷式管理，同时还消除了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之间的紧张状态，使两者实现了高度统一。

但另一方面，这种社会整合模式的有效性却是以“摧毁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代价的”，且整合模式极其僵硬，必须以不断抑制社会分化为前提[3]在这种模式的运行逻辑中，一方面高校的教育地位从属于政治诉求，行政力量不断渗透，高校的实际价值无法充分发展，挫伤了学术的积极性，高校成为国家统协管理的工具和“部件”[4]（P55）；另一方面，纵向的“国家—学校（学院）—个人”治理体系不断强化，高校资源的获得仅仅依靠于国家的统一调配、统一管理；横向的同质性单位组织却彼此隔绝，各要素、资源之间的横向流动甚少，这进一步强化了高校对国家的依附性，同其他类型的单位一样，改革以前的高校基本是“管理型单位”，高校无疑基本上依靠于外在力量，即“行政管理力量推动运行，其内在发展动力不足；而国家用于维护其正常运行的成本巨大，但收益不高”[4]（P55）改革开放后，这种持续了30多年的高校整合模式在社会各界单位制体制瓦解和市场化的大潮中已然受到冲击一方面，原有的整合模式的存在基础不断丧失高校打破“单位”范围的束缚，开启面向同质性机构的横向流动，各种要素资源逐渐自由流入流出，国家再也不是高校各种资源的唯一渠道，由此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被打破。

总体型社会是以各单位对其“制度性依附”为前提的，而福利保障等这些本应由高校单位承担的相关制度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进一步打击了自上而下的总体性组织系统的运转，国家通过其总体性组织实现整合的能力大为下降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复杂化和人的原子化对社会整合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4]（P53-54）单位制的瓦解是随着旧式集体主义权威的相对弱势而出现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中被压抑的人的个性找到了释放的可能，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单位从个人的生活中脱离的趋势二）文献回顾正如孙立平所言：“就社会整合而言，中国现仍处于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存在着一个先赋性、行政性、契约性以及其他整合形式共存的局面[4]（P54）在长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岁月里，尽管高校不断尝试突破旧有的社会整合体制的束缚，但单位制以其强大的文化惯性在高校治理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或显性或隐形的作用目前，关于高校单位制的研究在国内并不多周国华从“组织—成员”关系的监督对高校单位制及其附属的文化色彩进行了解析，认为单位之于个人具有“组织—传输”和“保护—束缚”两重机制，指出这种关系下成员的个人自由、权益和能力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和发展，个人的发展空间和自我实现非常有限[5]。

张银霞从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角度分析传统单位体制中“高校—教师”的“保—报”关系的瓦解和契约式关系的建立过程时指出，高校仍然掌握关乎教师发展的关键性资源，这也就使高校相较于教师而言依旧处于主动地位[6]（P5-14）韩亮以养老保险制度为切入点分析了对高校单位制的责任进行社会化的可能性，并指出新制度的引入存在着“政治整合难度加大”和“文化心理震荡”的问题[7]（P44-49）宋京从单位制度的视角对当前中国研究型大学知识创新活动生存的制度环境及在制度变革中所遇到的体制性障碍进行探讨和分析，提出冲破单位制度束缚是知识创新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8]龙献忠则认为，实现“政府放宽——社会组织介入——高校自治”机制是高校单位制度改革的必然途径[9]这些学者的研究有的集中于对典型的高校单位制特征的分析，有的对现代社会高校存在的单位文化的表现进行阐述，有些学者对改革高校的单位体制及单位文化提出了相关建议综合来说，大部分学者将高校的单位制度或文化放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将其视为高校向市场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过渡现象，并认为高校的单位制度文化是一种与中国现代性高校运行逻辑对立而不相容的模式，一般而言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很少学者对高校单位文化体制得以遗存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也很少有人对其存在的积极意义进行分析。

笔者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经验事实，深入探讨高校单位制文化延续的特征及其存在的积极意义，同时对高校单位制文化与现代高校治理模式融合途径做出分析，以期为中国特色的高校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推动中国高校治理现代化二、高校单位制文化的遗留特征与维持机制“单位”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深入到高校管理的各个领域，与现实的各项规章制度结合，逐渐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根据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场域形塑惯习，惯习建构场域，当场域发生急剧变迁时，由于惯习的路径依赖性，导致新场域和旧惯习之间产生“不适”[10]（P58）正如单位制表现出来的特征要追溯建国前后的社会大背景和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一样，对现代高校单位制文化遗留也要从典型单位制时期和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运行法则之中进行探索一）流动社会中的封闭性：高校治理的行政主体领导机制随着各个单位之间格局的打破和许多束缚人员社会流动的制度性规定的松动，由单位制度和国家政策限定的空间格局逐渐瓦解，个人的自由度空前提升然而，对于高校而言，社会流动大网的接通并不意味着连接这条大网的各个结点的彻底松解，单位制以其强大的后坐力仍然在制定着社会流动中的某些法则，并对高校的管理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高校内部，各项机制的管理仍然带有单位制的色彩从功能上讲，以后勤系统为代表的高校运行机制仍然未实现全面的社会化，高校将学生和教职工的衣食住行依然包含其中，各项日常工作的运行依然依靠于行政力量的支持；从结构上讲，“国家—学校—个人”单位体制并未完全消除，而是内化于逻辑，以科层制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父爱主义家长制”依然处于各项制度的权威地位；从管理上讲，政治力量较于学术地位而言，仍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国家将资源以“项目”的形式，经由学校层面传达给个人，从而实现对个人的间接掌控，高校依然是国家对个人进行掌控的代理人和中介者，“半制度性依附”格局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就高校外部流动渠道而言，高校教师“择木而栖”大多是高校与高校之间的转移，这不过是从一个半单位体制进入另一个半单位体制——只是同质化体制中的工资福利制度不同导致的趋同性流动罢了（而这种不同恰恰又是国家资源不等分配的结果，又从侧面证实了国家的整合深入个人）第二次社会转型结束了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构建了从国家到基层的全面而彻底的社会整合机制，从这时起“国家—学校—个人”这套一元化行政体制就已然成为高校社会结构中的核心环节。

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高校无可避免在转型时期依然依靠这套体系进行维持而现代高校管理制度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附加在科层体制下的单位制制度的变体虽然大学的行政化现象不断地进行调整和纠正，但“整体上依然是行政主导的局面”[11]实践证明，高校管理体系仍然以政治力量进行维系，且呈现出单位制文化的运行内涵高校作为人才聚集地和思维最活跃的地方，极容易产生与社会、与国家发展相抵触的内容，因此借助党委、团委、行政层面对高校各界进行政治动员是其一项主要内容尽管在学生层面这种政治动员的力量会出现断裂（这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方式问题导致的，也是市场化结构下思维变动、单位制人身依附关系瓦解、人的独立性加强和个体地位突出的结果，即恰恰是单位制瓦解带来的后果），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职称晋升、绩效功绩等这些为改变单位体制而设立的制度已然成为单位制文化维系自身的合法手段——实际的处理原则和规定的处理原则并不一致：在实际操作中，各项资源的分配往往要受制于“论资排辈”的单位制逻辑[6]（P8）和“远近亲疏”的传统人际关系法则，理性往往会屈从于感性的人际关系空间较之传统的单位制分配原则而言，单位制文化影响下的现代化高校行政力量进行再分配时，更加注重避免把单纯的这些额外于正式制度的因素全部纳入其中，而是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从而不至于与组织制度相违背，由此实现单位制文化和现代化制度的结合。

而行政有时干涉于学术，“学术—行政”的矛盾突出以及行政的不确定性、多变性和强制管理对学术和教师自身的发展产生掣肘教授等为核心的学术层权利和教职工代表大会为代表的民主层权力因为自身职权的不明晰，和日益形式化等问题，容易被校级行政权力侵占基于政治力量的核心地位和行政包揽一切的传统，高校的学术力量仍然受到制约[10]（P61）总之，政治力量依然在高校处于绝对资源控制地位；支撑学校运转的核心系统和资源分配渠道依然由党政系统所控制，尽管它对于发挥高校政治动员的作用必不可少，但显而易见的是，也延续了单位制文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原本用于积累资源和实现社会治理的单位制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某些利益集团为控制资源而实现权力集中的目的理性原则，这就表明在将单位制文化应用于高校治理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弊端二）高校“社会人”的单位情结：权威—依附关系的延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社会前进的趋势之中，个人在处理与群体的关系上往往会出现非自主意识下的回溯，而这种回溯往往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在高校进行现代化建设尝试的过程中，各项崭新的、公平的、相对理性的管理和分配制度逐渐建立，但正如组织学制度学派所阐述的那样，这些正式组织制度往往被人弃而不用，高校教职工们往往从过去的运行逻辑中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和资源的索取方法，而这种意识因为群体环境的影响也呈现出延续性、继承性的特点。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位文化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