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无处安放的思乡情新编.doc

无处安放的思乡情无处安放的思乡情 当“90 后”集体成年，殊不知，“70 后”也集体进入不惑之年一代有一代之怀念，一代有一代之困惑返乡，以及到世界中去的问题，其实根植于“70 后”的内心虽说每代人都在寻找精神的故乡，但有些问题还真是从“70 后”才真正开始面对而真正的“还乡而不至”，也是从“70 后”这代人开始 回去后，会发现老房子倒了，乡愁还在，内心和情感的故乡还在80 后”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深植在那片土地上时，乡土社会就崩溃了，他们没来得及建构出充分的乡愁而故乡失散那种别样的、失落的乡愁，“70 后”正在集中面对 告别乡土，走进城市告别乡土，走进城市 “70 后”一代作家，成长成熟于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被文坛认为是“被遮蔽”的一代但在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曹霞看来，不少“70 后”作家有个不容忽略的特质，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拥有“乡村故事” 作为与乡土中国在血缘和精神上有所维系的最后一代人，“70 后”记录故乡，保存了行将消失的“乡愁记忆”的最后面相不难发现，故乡的那些人与事，成了很多“70 后”作家的“精神据点”作家鲁敏的“东坝”系列，以故乡江苏东台为原型，温暖宁静、淡泊淳朴，有着东方乡土复杂微妙的人情冷暖和伦理。

作家徐则臣的“花街”系列，将运河故乡描绘得湿润丰沛，如同古典写意的水墨画，充溢着“清明上河图”般的烟火气息作家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福地，灵感正来自他在苏北鲁南农村的见闻 而知名专栏作家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讲述自己进城前后的点滴故事与心得，试图探寻城乡差别的制度性根源，引起了不少“70 后”的共鸣在中国乡村长大的 1970 年代的乡村记忆，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乡土社会走向城市化社会中的新旧交替的冲突，旧的农耕牧歌余韵悠悠和新的工业化进行曲狂飙猛进交融在一起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是一位在湖南山村长大的“70 后”，供职于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语文出版社，平生最爱读书、写作二事，游走于历史文化和时事评论之间，已出版闲看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晚明七十年闲话红楼在少年时期，他真切感受到中国农耕文化的余波，接受着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却没来得及消化便急匆匆地搭上了突飞猛进的城市列车他刻苦学习，接受教育，借助高考这个平台，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生跨越，花了 18 年光阴 在进城 20 年后，为了排遣自己对故乡的怀念，十年砍柴花了几年时间，陆续写成了 20 万字的自传散文集进城走了十八年。

他在自序里写道：“从我们这代人开始，乡村人不再是少数的才能进城，而是大批地、甚至成群地进城我们这代人，正经历着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 “单说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工具，我这四十年的经历，浓缩了西方社会的几百年对于自己人生的戏剧性变化，他始终难以忘怀，“我的儿时，点油灯，砍柴放牧，学赶牛耕田，步行去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生活形态没什么差别而我进城后，开汽车，用互联网，和美国纽约的同龄人生活状态也没什么差别他认为，“70 后”从“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躬迎这样的巨变，对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人而言，可谓是一种幸运 当社会结构发生巨变，“乡土中国”变成了“城市中国”时，作为为耕读文化唱挽歌的一代，十年砍柴说：“我现在感觉到的乡愁，恐怕比鲁迅、沈从文那个时代笔下的乡愁更为沉重、纠结上世纪 20 年代，尽管也有外来的经济模式和文化对乡村有冲击，但乡村总体的格局和程序没变，无论鲁迅回鲁镇，还是沈从文回湘西，感觉到的变化只是人心不古之类而现在乡村的正常社会生态已经被破坏，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只留下老人和小孩，没有活力和生气，呈现出了空壳化，哪怕房子建得越来越漂亮，但实质上的凋敝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这一代离乡进城的乡愁，是无可排遣的，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人性小庙人性小庙”情怀中的困惑情怀中的困惑 围绕自己的出生地河南省穰县吴镇梁庄村，“70 后”作家梁鸿写了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前一本写“留守”在梁庄的人，后一本是“出梁庄记”写梁庄人在全国各地的打工生活梁庄也因此脱颖而出，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典型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当然，路遥有乌托邦化双水村的笔调，正如陈忠实有乌托邦化白鹿原的笔调、贾平凹有乌托邦化商州的笔调一样文人的乡愁，或者知识分子对乡土文化的怀想，往往容易流露出这样的倾向，一种类似沈从文“人性小庙”的情怀这也是中国自“五四”以来，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动之后，文学的潮流之一 而梁鸿极力想避免的，正是这样的笔调或者说，新的历史环境和新的文体要求，都决定了她须得摈弃骨子里的抒情和写意，正面迎视这些问题但她的迎视和面对，又时常带着困惑和犹疑她毫不回避自己的無力、烦躁和想逃离，也坦陈自己的伤感、痛苦和软弱，由此她陷入了有关“真实”和“知识分子道德”的困惑，她说，“我终将离梁庄而去”，也“终将无家可归” 在写书的过程中，梁鸿多次返乡，跟梁庄人聊。

尤其是写第二本书，她追踪乡亲们打工的足迹，跑了 10 余个省市，采访了 340 多个人，历时两年她跟他们一起住出租屋，进他们所在的有毒的生产车间，进富士康的工厂她像一个走亲戚的乡亲一样，贴近他们的生活，听他们谈自己的经历、甚至是“隐私”他们信任她，甚至是不求回报地“配合”她每一次的交流，开始、结束，都是具体的过程；每一个记录，开始、结束，都和具体的性格有关人与人的接触是最微妙的，人与人的深入交流是最难的，尤其对于梁鸿这样离开故乡的人，距离感其实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有她的父亲父亲是她“重返田野”的桥梁细心的读者或许可以注意到，每一次采访，甚至每一次联系，她的父亲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东奔西走于各个城市的时候，也常常能够见到梁鸿父亲的身影 梁鸿说，自己每次见到母亲的坟，对故乡的归属感都会更加清晰实际上，有父亲在身边，她重新寻找归属感的每一步才得以实现父亲在梁庄这个“熟人社会”所建立的基于血缘和乡情的人际关系，是梁鸿得以为梁庄立传的重要支撑某种程度上，父亲也是梁庄与外界联系、让外界了解的一个通道随着一代代的人老去，城乡二元结构的日益固化、社会的日益发展前进，不知道，这样的通道会更多还是更少 2013 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有这样的表述：“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城市居民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

乡愁”这种情感化的词汇第一次进入中央文件可见，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推进传统村落的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尊重农耕文明，才能让我们的“乡恋、乡思、乡念”有所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