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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瓦之争读书笔记2100字    《西蒙一瓦尔多之争——回顾与评论》读书笔记文章基本内容概述：第一部分回顾了西瓦之争的背景与缘起，以及具体的辩论过程西瓦之间在公共行政学遭受批判之时，西蒙主张引入逻辑实证主义,重建一门更加精致、更有效率的行政科学而瓦尔多则注重将民主等规范价值引入公共行政中,强调公共行政学就是一种政治理论两人围绕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辩论基本上确定了20世纪中叶以来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被公认为是行政学说史上最富于启发意义的争论，所以史称西蒙—瓦尔多之争其中两人辩论过程中的基本观点有：1、瓦尔多认可西蒙在公共行政学的成就却不认同西蒙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而西蒙反击指出，认可我的结论，应当认可我用以推出这些结论的逻辑西蒙还将瓦尔多归于能够容许不严谨标准存在于政治理论中的，喜欢批评逻辑实证主义的政治理论家这一类人，并认为实证主义者不能成为民主行政理论的绊脚石2、瓦尔多采取的反击是首先攻击西蒙的演绎方式所存在的漏洞，巧妙引用西蒙发表过的一篇论文中所用的逻辑指出了他的自相矛盾之处3、西瓦之争涉及的是两种哲学倾向和思维方式的争论，也是涉及两种不同的公共行政研究路径之间的争论。

第二部分指出了西瓦之争的本质西瓦之争的第一层体现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观与人文科学观，是一场学科定位之争：公共行政是一门科学吗？二是关于立足于政治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还是立足于政治哲学的规范方法之争；三是关于公共行政学的价值取向之争，是作为实践的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之争，是效率还是民主？第三部分则是关于西瓦之争的最终谁胜谁负的问题，作者指出了三种观点：1、 赞成和支持瓦尔多路径的人认为西蒙赢得胜利，因为西蒙提出了一整套建构新的行政科学的逻辑工具和概念框架，强化了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试图使之成为一种实用的技术2、 西蒙路径的支持者则认为是瓦尔多赢得了胜利，他们认为在公共行政学家社群里，瓦尔多的立场赢得了争论的胜利但从实际意义上，他们更倾向于西蒙胜利了3、 认为西蒙和瓦尔多共同赢得了胜利，而最大的胜利者则是重新获得发展的公共行政学自身并且西蒙与瓦尔多两人本人也认可这种双赢的观点第四部分：讲述西瓦之争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启示作者首先总结出西瓦之争所展示的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竞逐与共生之路的两个结论：其一，公共行政研究大体是在西蒙路径与瓦尔多路径这两条相互对立，又彼此补充的方向上展开的其二，瓦尔多路径是作为主流的西蒙路径的反对派存在的。

作者据此说明了西瓦之争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启示有：(一) 中国公共行政学要真正地把握西方公共行政的脉搏，完整和准确地了解西方公共行政学，就必须同时把握这西蒙和瓦尔多的两条路径，即任剑涛先生指出的“在方法上一定要脚踏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两只船”二) 中国公共行政学需要同时吸收西蒙路径和瓦尔多路径的精华目前，无论是从实证路径还是规范路径来看，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整体落后于国际学术水平三) 在当下中国的行政学研究中，基于三个原因，我们需要倡导瓦尔多路径具有一种相对于西蒙路径的优先性，原因一是：中国公共行政学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盛行“管理主义”的思维方式；二是这种“管理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缺乏“公共性”的“公共”行政学，而一个没有“公共性”的公共行政学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三是公共行政不仅要对现状进行描述和解释，更要对现状进行反思与批判笔者心得：对于西瓦之争，作者将其定论为西方公共行政学破茧重生的一次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辩论肯定了这场争论对西方行政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的确定作用，以及延续下来长久的两种路径之争对现代公共行政学的重要发展作用作者认为相对于西蒙的实证路径，瓦尔多路径更符合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需要。

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鉴于中国公共行政的现状是倾向于将政治与行政‘二分’推向于极致，为了发展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个作者所说的管理主义的取向已经导致了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出现了许多弊病这正说明了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在传统的西蒙路径下已经发展到需要接受瓦尔多路径的刺激的阶段，恰恰是由于过于重视效率又偏离了西蒙的“价值中立”的效率概念，以及被西方的行政理论典范束缚住，才会导致中国的公共行政学进入发展的困境 瓦尔多路径的优先性，表现在为中国行政学的发展提供一个不同途径，不是直接否认西蒙路径对我公共行政学影响，而是在接受西蒙路径的指导下，认可瓦尔多路径对西蒙路径的批判并加以改善，或许会促进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中重新进行加码正如作者所说瓦尔多路径有利于为我国公共行政的价值目标和行为选择进行重新定位，为我国新时代的课题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推进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反思和批评目前我国的社会现状，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保有稳定的效率的基础下，我国应该转变视角，关注价值理性内我们所需要重新重视的诸如民主、公平、文明、环保这些概念这样的公共行政才有利于我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官僚主义、经济利益至上等等被扭曲的价值理念主导的公共行政。

第二篇：西瓦之争 24400字颜昌武 刘云东：西蒙-沃尔多之争：回顾与评论［摘要］ 20世纪40年代，古典公共行政学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中的公共行政学，西蒙与沃尔多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开辟出了行政学未来发展的路径西蒙主张引入逻辑实证主义，重建一门更加精致、更有效率的行政科学沃尔多注重将民主等规范价值引入公共行政中，强调公共行政学就是一种政治理论19xx年，两人围绕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一方面正式结束了公共行政学的古典时期，使得公共行政学面临可怕的身份危机；另一方面深刻影响了随后半个多世纪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走向，其所争论的问题至今依然是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中心问题西瓦之争对于当下中国的公共行政学具有极大的警醒与启迪意义［关键词］ 西瓦之争 研究路径 行政科学 政治哲学一般来说，自识意识的公共行政学发轫于19世纪末的美国，并在进步主义、政府的改革运动和科学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于19xx年代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形成了所谓的“正统论”公共行政学（沃尔多，1988[1968]）在其兴盛之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正统论”行政学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从实践上看，公共行政理论在政府高层影响显著并成功地解决了那个年代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产业界也要求公共行政学者提供理论知识与指导（斯蒂尔曼，2004[2000]）就理论而言，古立克和厄威克的《行政科学论文集》所彰显的POSDCORB原则作为一种“好”的行政思想推动了“正统论”行政学的兴起、成长与繁荣（斯蒂尔曼，2004[2000]；亨利，2002[1999]）但好景不长，19xx年代以来，在一群被视为“异端”的年轻学者的交相批评下，POSDCORB作为一个曾经被普遍认可的“正统学说”迅速褪色，不仅风光尽失，且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对“正统论”行政学的种种批评，不仅仅在于把以往一直充当着教科书范本的大多数经典变成了“反经典”，更主要的是，它们严重地削弱了公共行政学的共识根基（沃尔多，1988[1968]）公共行政学何去何从？它如何才能对真实的公共行政世界有所裨益？面对困境中的公共行政学，西蒙（Herbert Simon）和沃尔多（Dwight Waldo），这两位“横跨20世纪后半叶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巨人”（Frederickson，2001），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为公共行政的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

西蒙（Simon，1997）认为，传统行政学之所以失败，在于其缺乏一套科学的概念工具，因而主张引入逻辑实证主义，重建一门更加精致、更有效率的“行政科学”，从而塑造了一种经典的理性行政模式这一模式与进步主义的思维相一致，并与政治科学的行为革命相呼应，至今依然是思考公共行政的一条基本路径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沃尔多（Waldo，1948）突显了行政研究中历史和文化视野的重要性，强调公共行政学是一种政治理论，并将民主等规范价值注入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中，从而为公共行政学设定了规范研究的议程19xx年，两人就此发生辩论，史称西蒙－沃尔多之争（the Simon-Waldo Debate，以下简称“西瓦之争”）这场辩论被公认为是百年公共行政学说史上最激动人心、最富于启发意义的争论，它基本上确定了20世纪中叶以来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Harmon，1989；Dubnick，1999；Frederickson，2001）他们所争论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中心问题（Harmon，1989）尽管这场争论已过去50余年，但学术界关于这场争论的争论却此起彼伏，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西瓦之争的缘起乍看起来，西瓦之争是由沃尔多论文中的一个脚注引起的沃尔多（Waldo，1952a）在19xx年第1期《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的论文在这篇长达23页、有着47个脚注的论文中，沃尔多（1952a: 97）给出了一个似乎是可有可无的脚注，直接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西蒙：我相信，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将价值加以排除的?事实决策?的领域决策就是要从备选项中进行挑选；在备选项中进行挑选就是导入价值赫伯特?西蒙显然对行政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当他不受他所宣称的方法论的影响时，才作出了这些贡献在沃尔多看来，虽然西蒙对公共行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却阻碍了他对公共行政学的更大贡献这一脚注自此拉开了一场长达50余年的争论的序幕一）西蒙对沃尔多的反击在随后的第2期《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西蒙（Simon，1952）对沃尔多的批评进行了反击，并同时得到了沃尔多的回应西蒙在文章的开篇直言不讳地说，对沃尔多关于事实－价值问题的论述感到“失望”，他（1952:494）说：“我相信这个脚注中的断言是不正确的（我希望我的这一自信不会受到责备），并因此冀望沃尔多先生会更加特别地指明逻辑上的断裂是在哪儿发生的，指明还有什么是达到我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前提和推理思路”。

西蒙（1952:494）对沃尔多的反击遵循这样一种逻辑：“爱我，爱我的逻辑”既然沃尔多认为西蒙对行政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结论是有益的，那么，他就得服从西蒙得出这一结论的演绎方式，即逻辑实证主义的演绎方式虽然沃尔多赞扬了西蒙对公共行政学所作的贡献，但西蒙一点都不领情，并认为沃尔多不是在表扬他而是在责备他，因为沃尔多并没有运用严格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推理方式得出这一结论，相反，其结论建立在“政治理论家”们所惯常采用的“那种散漫的、文学性的、隐喻式的方式”上（Simon，1952:495）对这种方式，西蒙（1952:496）的批评近乎嘲讽：“在政治理论中被容许的不严谨的标准，在逻辑学的基本课程中，如亚里士多德逻辑或符号逻辑中，也不会得到及格以上的分数”本着这样一种逻辑，西蒙（1952:495）对那些喜欢批评逻辑实证主义主义立场的所谓的“政治理论家”进行了批评：“我在关于政治理论的著述中所遭遇的这类装饰着断言、谩骂和隐喻的文章，经常给我带来具有美感愉悦的冲击，但通常不具有说服力”接着，他（1952:494）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沃尔多，“我不能发现沃尔多先生用以奠基其论点的绝大多数前提，这一点令我感到不安，更令我感到不安的一个事实是，我所发现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是错误的”。

这个关键性的前提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命题分为?价值决策?和?事实决策?”，但西蒙（1952:494）认为“?判断?这一术语指的是决策的某个元素，而不是指作为整体的决策”，而“政治理论家”误读成了“命题分为?价值判断?和?事实。